陜西
1949年7月，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會場內，周恩來握住了陳望道的手，鄭重地說出這樣一句話：“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
這句話看似平常，卻蘊含著深厚的歷史分量。它不僅僅是一位國家領導人對一位學者的謙遜致敬，更是一個政黨、一代革命者對馬克思主義真理傳播者的集體禮贊。
周恩來所說的“教育”，并非課堂上的言傳身教，而是一部著作對整整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塑造——《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啟蒙力量。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周恩來正在天津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次年，他在領導請愿活動中被捕入獄。在獄中的半年時間里，周恩來五次為獄友演講，內容都與馬克思學說中的經典觀點有關。
他自己后來回憶說，“思想是顫動于獄中”。正是在這段困厄的歲月里，他開始接觸《共產黨宣言》。然而，真正讓這部著作走進他生命深處的，是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問世。
周恩來后來毫不掩飾對這部譯本的感激：“我最早讀到的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個譯本雖然有些缺點，但基本原理大體是正確的。”即便到了長征結束，他在陜北接受埃德加·斯諾采訪時，依然念念不忘：“在赴法國之前，我從譯文中讀過《共產黨宣言》。”
1920年底，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他后來回憶說：“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與《共產主義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
1921年，周恩來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他在給國內覺悟社好友的信中堅定地寫道：“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從此，《共產黨宣言》成為周恩來革命生涯中不離不棄的“貼身伙伴”。長征途中，他將這部著作放在隨身攜帶的皮包里；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做統一戰線工作時，創造性地將《共產黨宣言》送給宗教界等各界人士閱讀。
延安整風期間，他再次認真閱讀校正版，工整地在封面簽下姓名和閱讀時間。這些看似細微的舉動，折射出的是一位共產黨人對信仰之源的無限敬畏。
正因如此，當1949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召開時，周恩來對陳望道的那句話絕非客套，而是發自肺腑的致敬。文代會是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首次盛會，匯聚了來自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各路文化精英。
周恩來在此時向陳望道說出“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它不僅承認了陳望道作為《共產黨宣言》首譯者的歷史功勛，更宣告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新中國文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正當性。
而這段歷史佳話并未止步于文代會。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已身患重病，他依然殷切地對陳望道說：“當年長征的時候我就把《共產黨宣言》當作‘貼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這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病啊！”
同年3月，周恩來再次見到陳望道，詳細詢問翻譯的底本問題，當得知是依據日文和英文版本時，他還用英語與陳望道探討翻譯上的細節問題，對一本五十多年前出版的書籍如此魂牽夢縈，這已不僅僅是懷舊，而是對信仰源頭的深情回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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