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衛民：楊振寧先生對家鄉人的最后談話

撰文 | 熊衛民

2025 年 10 月 18 日 ， 科 學巨擘楊振寧去世。 消息迅速被刷屏，朋友們議論紛紛。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6年前 我 對楊先生做的一 次 訪談。 當時他年滿97周歲，經常生病，脊背已難以直立， 身體相當虛弱， 極少接受外界的訪談 。只是 ，對來自家鄉合肥的鍥而不舍的請求，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

鑒于機會難得，邀約方 合肥科技館 決定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團隊去執行此計劃。考慮到當時身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師的我在訪談科學家方面較有經驗，他們找到了我，想讓我做訪談人。我以前跟楊先生有email聯系，對他做過一點研究，也樂意做此事。我們團隊的目標是為楊先生做一個紀錄片，在合肥科技館楊振寧廳循環播放。為此我們還在訪談楊先生之前，訪談了一些跟楊先生有過接觸的人，譬如美國的科學史家王作躍教授。

在楊先生因病推遲了一次又一次之后，2019 年 10 月 17 日 ，我們終于執行了對楊先生的訪談。 說實話 ，對這次訪談我并不滿意。這不僅是因為在訪談前不久楊先生提出只能談10分鐘，時間實在太短，內容難以深入，更因為在訪談過程中我不得不做出妥協。 以往 做訪談， 我 都 是主動提問的 一方 ，可訪談楊先生時，他更加強勢。 正式訪談前幾分鐘，他問我打算問哪些問題。在講了兩個問題后， 我 說：“ 我注意到 ，從1 956年 提出 宇稱 可能 不守恒 ，到1 971年毅然回到‘ 文革 ’ 中的中國，到1 980年代 明知最高領導人與自己意見不同仍堅持反對上馬正負電子對撞機等，您做了不少不計利害，乃至 驚世駭俗之事 ， 很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 ‘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氣概 。 我很想知道 ， 您為什么敢如此堅持自己的意見 ？ ”他馬上提出了不同意見：“ 我跟領導人意見不完全一樣的話就不要講了。我建議你問 ： ‘你曾經說過，你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中國人改變了自己不如人的心態。你為什么講這話？’ ”對于這位年近百歲的明星科學家的指示，對他有所求的我沒法拒絕，只好任他擺布，充當了他的提線木偶。正因為沒發揮出自己的特長，多年以來，我沒有對外談論過我對楊先生做的這次訪談。

為紀念楊先生，2025年10月18日晚上，我在微信朋友圈把“六年前我訪談楊振寧先生時拍的一些場景照”給發布了出來。《人文 中國 》 的編輯 朋友 看到 后，一再建議我把相關訪談的具體內容整理出來。 我回聽 了那段 訪談 的錄音，感覺那實際是自覺時日無多的楊先生對家鄉人的最后談話。他對那次談話也是滿意的——他在后來審片時說，我們制作的紀錄片是近年來關于他的最好的紀錄片。基于這些原因，我決定響應建議，實錄對楊先生的那段10分鐘訪談，用以緬懷楊先生。其內容如下，括號中的文字是訪談人所加。

2019 年 10 月 17 日 訪談現場（右起：熊衛民、楊振寧）

熊衛民 （以下簡稱“熊”） ： 楊先生，您是合肥人，童年、青年時在合肥生活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又多次回到家鄉，能不能請您談談不同時期對家鄉的印象，以及對合肥未來的展望？

楊振寧（以下簡稱“楊”）：我是1922年在合肥四古巷出生的。四古巷現在好像已經沒有了，似乎立了一塊牌子，說這是當初的四古巷[1] 。那個時候，合肥非常落后，比如說是沒有電，我頭6年生活在合肥，從來沒見過電燈。我們一家所喝的、用的水，是從院子里頭一口井里打上來的。在合肥那么多年，我不記得看到過罐頭。當時的合肥，恐怕還處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狀況）。抗戰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回合肥去住了一兩個月的樣子。然后，我們到昆明。再后，我到美國去留學。之后第一次回到合肥，是1971年的事[2] ，尼克松總統當時還沒有訪問中國——我比他早了半年到新中國去參觀訪問，我那次就回了一趟合肥。對比我從前所記得的合肥，1971年的新合肥，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不是說新合肥多么近代化了，不是！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人的氣質不一樣了。我從前離開合肥的時候，街上到處都是文盲，而且講話都是粗口，1971年我回去時，這些現象基本沒有了，而且大家有一種精神，都覺得這是新中國，我們要為新中國努力[3] 。21世紀后[4] 我又回到合肥很多次。現在的合肥，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而且發展得非常之快。我想，（見證家鄉快速發展，）這是我晚年一件很高興的事。

楊振寧辦公室一角 掛出《石溪通訊》。 他的掛件并不多，卻有這張對他1971年演講的報道 | 熊衛民2019年10月17日攝

熊： 對于合肥的未來，您有什么展望呢？

楊：我想，合肥的未來當然是整個中國的未來的一部分。我對中國的未來是非常樂觀的。因為我想，過去70年，中國翻身變富強，這個趨勢必定還會繼續下去。現在，GDP每年的增長率還在6%以上。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大的國家，能夠繼續維持6%的年增長率，這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對于（中國及合肥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

熊： 楊先生，您是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回望起來，您覺得哪一些因素對您的成才特別關鍵？

楊：我想，影響一個人成才的有很多因素。孩子有父母和老師。我想，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父母和老師能夠了解這個孩子的興趣是什么。興趣當然也可以培養。不過，最初的（興趣），是不容易（失）掉的。不同的小孩，天生的會對不同的東西發生興趣，如果父母和老師能夠及早發現他的興趣，幫他培養，這會是導致他成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熊： 也即要順應孩子的興趣，發揮他的天賦？

楊：是的，（孩子有自己的興趣，父母和老師發現并幫他發展這個興趣，）這是相輔相成的事。不同的小孩，對不同的事情，反應不一樣，所以，不同的孩子，有很多不一樣的興趣，也有很多不一樣的能力。能力和興趣通常是相互影響的。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中，父母、老師，乃至整個社會，會引導、教導小孩。這當然有很大的好處，可是也有壞處，因為引導并不完全跟小孩天生的興趣、能力相符合。如果這里頭發生了不符合的現象，就可能產生很不好的結果。所以，第一點是發現小孩的興趣，然后幫他培養與興趣相關的能力，那么他會比較容易成功。

熊： 您對科學有非常大的貢獻，對中美交流也有很大的貢獻，甚至在我所在的科學史領域，您也做出過重要的成果。我注意到，您曾經講過，在所有這些貢獻中，你覺得最重要的，是幫助中國人改變了自己不如人的心態。您為什么會這么說？

楊：一九九幾年，香港有一個無線電臺訪問我。那個無線電臺的主持人對新中國是不友善的，但這點我最初不知道，直到他問我問題時我才發覺。他中間問了我一個問題：“楊教授，你覺得你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我很快就做了你復述的回答。我一直認為，這是我最重要的貢獻。我出生的時候，中國還處在一個差不多被別人瓜分的時代，有亡國滅種的可能。那個時候，我父親那一輩，我祖父那一輩，對于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我小時候對此就非常了解。我得到諾貝爾獎獎金以后，了解到的情況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非常高興[5] 。這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們為什么高興？因為中國被欺負了好多年，有很深的自己不如人的心理，我好像替大家出了一口氣，我想這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事，而是幾億人的事。所以，我覺得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當然，今天已不需要我（做這種事）了，因為（今天的）中華民族不但不是一個落后的民族，還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民族。

熊： 是的，1957年你們獲獎，振奮了全體國民的精神，這是極有價值的。您上次參觀合肥科技館時曾有過題詞，這次能否給前來參觀的青少年留下一些新的寄語？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青年學子講幾句寄語也行。

楊：我小時候，在清華園里成長。我父親是清華的教授，我二零零幾年回國，又在清華做教授[6] 。我覺得清華校訓里的“自強不息”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我希望每一個年輕人，都了解到這句話的意思。一個人不可能一生不遇到困難，在困難的時候尤其要注意自強不息，能夠自強不息的人，最后一定會有相當成就。這就是我給年輕朋友的寄語。

楊先生當年的辦公桌 | 熊衛民攝

10分鐘也就談了上面這點內容。

受訪人楊先生業已駕鶴西去。網民們談論他時，貌似多數津津樂道的是他的種種八卦。這無可厚非，在“娛樂至死”的年代，什么都會被娛樂化，更何況，大部分網民根本就不懂他的專業。可楊先生并不是靠那些真真假假的八卦而成為歷史人物的。他為科學、為人類、為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并因此而被載入世界科學史、中國現代史。我覺得，一個自認為還有點文化的人，應該更關注那些令他成為歷史人物的那些事。

注：本文首發于《人文中國》2026年春季刊

注釋

[1] 四古巷還在。它北接安慶路，南到長江中路，長僅約150米，巷口立有“四古巷”牌坊。楊振寧出生地楊家大宅已在多年前被拆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原址上建了一個小區。小區院墻目前已成為文化墻，上面掛著多幅楊振寧的照片，并配有“先生以四古巷為根，四古巷也因他而自豪”之類文字。據：劉毅.楊振寧逝世，實探其出生地合肥四古巷：當地居民稱為他感到自豪.極目新聞.2025-10-18.

[2] 1971年7月19日，楊振寧從法國巴黎登上飛往上海的飛機，踏上了26年來（楊于1945年赴美）來的首次返國之旅,并在中國一直停留到8月17日才離開。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滿，訪問了中國很多城市，在合肥停留的時間大概是1971年7月23日前后。

[3] 這種精神、氣質，恐怕是宣傳部門有意讓合肥的演員向楊先生呈現的。返回美國之后，楊先生于1971年9月21日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為題，做了一個做了關于中國現狀的演講，熱情洋溢地贊頌中國當時的制度和文化。后來他也有所醒悟，承認自己是“蹩腳的新聞記者”。可參閱：王作躍.楊振寧先生對中美科學交流的貢獻 .賽先生.2025-10-20.

[4] 應為“1978年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楊先生也曾多次回到合肥，訪問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機構。

[5] 這恐怕是有些想當然。當時除了家人的來信、中國物理學會的賀電，楊振寧并沒有多少途徑獲悉國人對此的反應。1957年時，多數國人根本就不知道此事。要到1971年中美開始恢復交流，尤其是楊振寧、李政道得到領導人接見后，多數國人才從相關報道中獲悉楊振寧、李政道獲得了諾貝爾獎。據：華新民,王作躍.李政道楊振寧遭遇冷處理六十多年前中國人第一次獲諾獎[J].科學文化評論,2020,17(01):5-28.

[6] 楊振寧1997年起任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現名為高等研究院）名譽主任，1999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2003年正式定居清華園，任清華大學全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