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歲就能逛山姆”，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

近日，一則“帶5歲兒子逛山姆”的視頻，備受爭議。

這名寶媽在個人賬號發視頻稱，“我兒子5歲就能來山姆，我30多歲才有機會來山姆，這就是父母托舉的意義。”

這一句話，將超市的日常消費和家庭教育的托舉組合起來，形成了高度錯位的荒謬感，從而引發了輿論質疑。

女子在視頻中稱，“我兒子5歲就能來山姆，我30多歲才有機會來山姆，這就是父母托舉的意義。”

輿論發酵后，博主兩度發視頻致歉，稱自己是全職寶媽，認知不足，只是“跟風玩梗”。她還自訴自己遭到網暴，家庭住址、孩子就讀學校遭泄露，甚至受到寄花圈等恐嚇。

即便如此，攻擊她的網友依然不依不饒，直到6月3日，涉事女子的個人賬號作品被全部清空，賬號也被禁止關注。

記者梳理各平臺的評論發現，網友們的不滿，集中于“山姆”與“托舉”兩個詞語之間產生的微妙碰撞：“逛個超市就有優越感了？”“制造焦慮”“崇洋媚外”，等等。

博主兩度發視頻致歉

也許正如博主所說，這句話屬于“認知不足”條件下的“玩梗”。“認知不足”，是她粗淺地將“托舉”等同于消費行為，“玩梗”則直指輿論近年來對山姆這一會員制超市象征的解構甚至是嘲諷——在過去，逛山姆超市曾經象征中產階層愿意付費會員以購買高品質產品的優越感。

然而，這種虛幻的優越感，正被近年來各地山姆超市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沖擊。

從當初追逐被人為制造出來的“新中產”概念消費，到如今對山姆祛魅的輿論背后，是什么在松綁？是什么在被動搖？

脆弱的優越感

從現實層面來說，一位5歲小孩能走進一家260元會員費的大型超市，算不上什么托舉。

如今，山姆超市已在中國25個城市設有門店，生活在其中任何一個城市的普通家庭，只要愿意出這260元，孩子就能走進山姆。

就像“90后”，很大一部分都能在成年前走進電影院，這與家境優渥沒有必然聯系。

總部位于美國的山姆會員商店自上世紀末就走進中國，直到近十年來，它才慢慢打開更大的中國市場。

圖源：山姆會員商店

過去十年，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新中產”，逐漸成為城市消費的主力軍。他們的消費觀念從“追求性價比”轉向“注重品質、服務與體驗”，從而被“嚴選”“會員制”等消費模式所吸引。

從性質上來說，山姆就是一個倉儲式批發超市，以量大、質控與會員制為核心特征。想要進店購物，需要先購買會員卡，而會員卡的費用，是不能被置換為商品的消費價格的。

山姆并非國內唯一實施年費門檻制的大型超市，但在近幾年的社交平臺與消費語境中，山姆被賦予了遠超實用價值的符號意義，用金額設定的準入門檻，付費會員制形成“我屬于某個群體”的心理暗示，因此也成為某種中產生活的象征。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區隔》中指出，消費品位是階層地位的標志。準入門檻便成了一個篩子，把一部分人群攔截在外，留下那部分愿意為品質與體驗支付溢價的人群。

這種消費機制，與健身房、會所等場所其實是一個性質，都是利用支付額外價錢搭建的準入機制，制造特定的身份邊界。

事實上，主打量大、品控的倉儲式批發超市，在中國人的購物習慣里其實本不占主流，它更適合美劇里那些在周末開著車去掃貨的多成員家庭。在美國本土，山姆會員店的目標客戶與中國剛好相反，不是城市新興中產，而是居住在郊區的多子女家庭。他們有大批量采購高性價比商品的需求，更缺乏隨時購物的條件。

從性質上來說，山姆就是一個倉儲式批發超市，以量大、質控與會員制為核心特征/圖源：山姆會員商店

而在隨時隨地可見到超商的國內現代都市，這種囤積式采購，既不承載輕量購物的樂趣，也不適合數量漸增的城市中產個體或小型家庭。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一線城市，走幾步就有便利店、小型超市滿足日常消費，更別說近十年迅猛發展的電商，送貨上門的服務，滿足了“最后一公里”的需求，消費者在家就可享受商超服務。

與此同時，山姆超市也頻頻發生食品安全問題。2024年到2025年，多地的山姆超市有機高鈣鮮牛奶出現絮狀沉淀、發酸發苦等現象；2025年5月，南昌一消費者在從山姆超市購買的肉包中，吃出疑似玻璃碎渣的異物；2026年4月，山姆的“奶酪博士A2奶酪酸奶”被抽檢出總鈉含量不符合嬰幼兒輔食標準……

多種因素作用下，人們對山姆逐漸祛魅。近兩年，短視頻社交平臺上一度興起諷刺意味十足的“山姆文學”，通過荒誕的“逆襲敘事”，如“老師你看到了嗎？當年坐最后一排的我，現在是山姆會員！”等段子，浮夸地將逛山姆超市拔高為“階層躍遷”“人生巔峰”，以此反諷當代中產的身份焦慮和消費主義濾鏡。

曾經互聯網上流行的中產消費神話，就這樣慢慢開始瓦解。

什么才配得上“托舉”？

這次輿論風波里，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詞：托舉。

兩三年前，“托舉”一詞在互聯網上出現時，尚且不具貶義，承載著人們對高質量家庭關系的期待。

在社會學語境里，“托舉”對應的應該是“代際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意指在高速現代化但保障網相對薄弱的社會中，一個家庭為了維持甚至是提升代際地位，對孩子采取帶有強烈工具理性的資源輸送行為。

托舉既是家庭抗風險能力的體現，也是一種以跨越階層為目的教育投資行為。

在某種公共想象里，“托舉”是獨屬于少數家庭和少數階層的概念。唯有資源、財富和認知達到一定量級，才配得上談托舉。

也許出于這個原因，“托舉”也與近幾年的不少熱詞一樣，沒新鮮多久，就開始受到質疑和批判。概括性極強的網絡詞語，通常逃不了被濫用的風險。因此，“托舉”偶爾也被用來指代過度雞娃與父母的自我感動，甚至容易被誤解為是對父母的道德綁架。

此外，這種功利性的代際養育思路，幾乎完全消解了中國傳統文化里樸素的代際之愛。

變化發生在渴望被托舉的一代人，他們意識到自己即將需要托舉下一代。大城市里在學區房、補習班之間焦頭爛額的父母，讓這個詞承載的分量變得愈發沉重。

“托舉”于是成為一種矛盾的修辭：既承載感激，又暗含張力；既指向付出，又暗示代價。至少，托舉對于大部分人而言，并不意味著輕輕松松地給予，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心血與代際損耗，就像2025年熱門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里，通過艱苦勞動、堅定的愛、認知的進步，一代母親將下一代女兒托舉到更高的平臺，如此一代接一代，才能擁有更廣闊的人生。

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中，三代女性的代際托舉打動了許多觀眾

如今，“80后”“90后”通過高考及城市化進程，靠自己的拼搏進入大城市甚至永久定居，然后拿著260元一張的會員卡走進山姆會員店，甚至讓他們的父母人生第一次走進各類新消費場所。

這是很難用“托舉”一詞就能簡單定義的行為，它只不過是社會發展進程的自然結果而已。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全職寶媽認為帶孩子逛山姆超市就是“托舉”，粗暴地將其簡化為消費主義的攀比，經濟、時間成本上的堆砌，就顯得庸俗和廉價了。

作者 |永舟

編輯 | 吳擎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