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提醒全黨警惕的“何鳴危險”的來龍去脈

文/張磊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兩次公開提醒全黨同志警惕“何鳴危險”。一次是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論述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基本政策時，點名批評部分黨員干部對國民黨反共本質缺乏深刻認識，對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特別提醒全黨同志警惕被國民黨包圍繳械的“何鳴危險”。（《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394頁）另一次是1945年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赴重慶談判前指出：“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何鳴危險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如果是軟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辦點事。所以決不要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頁）隨著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選集》第2卷的公開出版，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何鳴危險”。那么，所謂“何鳴危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準備談判 危機初現

何鳴，原名何君熙，1903年出生于廣東萬寧（今屬海南省），192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年在家鄉參加過農民暴動，后因遭國民黨通緝，經黨組織安排赴南洋開展活動。1930年初回國，在廈門從事地下斗爭。1931年5月，奉調到漳州，在南、北鄉開展農民運動。1932年4月29日，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勝利攻占漳州。5月下旬，中央紅軍撤離漳州、回師中央蘇區之前，派出尹林平、張長水等20多名紅軍連、排骨干，并撥出200多支槍，在閩南地方武裝基礎上組建了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3團（簡稱紅3團），馮翼飛任團長，王占春任政治委員。全團下轄5個連，共有指戰員700余人，何鳴任紅3團4連指導員。

1933年6月起，何鳴任紅3團團長兼政委。8月，中共閩粵邊特委成立，下轄靖和浦縣委、饒和浦詔縣委、潮澄饒縣委和漳州工委，黃會聰任特委書記，何鳴等為特委委員。在閩粵邊特委領導下，紅3團在這一地區開展了大范圍的游擊活動，打土豪，分米谷，鎮壓反動分子，建立紅色政權。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北上長征后，紅3團指戰員繼續堅持斗爭，在極其艱苦的戰斗歲月里成功堅持開展游擊戰爭，使得閩粵邊這塊紅色的土地同閩西、閩東等根據地一樣，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南方14個革命根據地之一。

◆“漳浦事件”后，粵軍157師把何鳴、吳金扣押于471旅旅部，其余指戰員暫時監禁在漳浦縣城關孔廟。圖為漳浦縣城關孔廟。

1936年10月，因黃會聰病重，何鳴奉命代理閩粵邊特委書記一職，他由此成為閩粵邊區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的主要負責人。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何鳴等率領紅3團分散轉戰于閩粵邊廣大山區。他們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先后打退敵人軍事攻擊上百次，摧毀敵人堡壘150余座，殲敵數千人，繳獲各種槍1200多支（挺）。這期間，紅軍游擊隊和地方武裝也不斷發展壯大，人數最多時達到2400余人，其中地方紅軍主力800余人，還有地方黨組織領導的農民武裝7000余人，是一支不容小覷的革命武裝力量。

為了鎮壓閩粵邊這支革命武裝，1936年11月1日，蔣介石調派粵軍157師(師長黃濤)，由粵東進駐閩南，伺機“圍剿”閩粵邊根據地和紅軍游擊隊。157師師部設在漳州，下轄469、471兩個旅，旅部分別設于龍巖、漳浦。入駐閩南后，黃濤召集手下確定了“剿撫兼施”的計策，157師開始殘酷“圍剿”閩粵邊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游擊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接受了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主張，國共第二次合作由此拉開了帷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閩粵邊區各階層群眾積極投身抗日愛國運動浪潮之中，抗日救亡的呼聲遍及各城鎮和鄉村，157師一部分中下層官兵的抗日熱情也被激發起來。根據從報紙上得知的黨中央有關政策精神，何鳴擔任代理書記的閩粵邊特委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準備以此與閩南國民黨軍政當局談判，爭取化干戈為玉帛，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議。可是，敵人對此置之不理，反而愈加頻繁地進攻紅軍游擊隊，妄圖一舉消滅閩粵邊革命武裝。

為了擊退敵人的猖狂進攻，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1937年1月間，閩粵邊紅軍游擊隊在地方農民武裝的配合下，突襲157師駐漳浦等地的部隊及地方保安隊，殲滅反動武裝數百人，繳獲大量物資，打亂了敵人的軍事部署。與此同時，閩粵邊特委高舉抗日旗幟，公開揭露國民黨蓄意破壞抗日的陰謀行徑，擴大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極大地鼓舞了愛國群眾的斗爭情緒。

妥協讓步 埋下禍根

1937年3月5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指示閩粵邊特委更快建立反日統一戰線，促使“紅軍與粵軍聯合起來，一致抗日，保護福建或閩南”（《中共南委給閩粵邊區特委的指示信》（1937年3月5日），載福建省檔案館、福建省軍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龍巖地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福建軍事斗爭史料選編（1934.10-1938.2）》，1983年，第438頁），并給出了具體的談判內容。4月上旬，閩粵邊特委全體擴大會議在平和縣蘇區召開，公開呼吁157師與紅軍方面互派代表選擇合適時機在安全地點進行停止內戰、合作抗戰的談判，同時還將閩粵邊紅軍游擊隊改稱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閩南1、3支隊。

在閩粵邊抗日救亡運動快速發展造成的壓力下，1937年4月中旬，157師不得不派出一個姓伍的連長前往紅軍游擊隊駐地平和縣板仔高坑村，與紅軍代表盧叨（化名王祥）進行首次談判。

談判中，紅軍方面提出：國共雙方應停止軍事攻擊；國民黨政府停止污蔑和封鎖蘇區；紅軍停止打土豪，釋放被捕土豪，國民黨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紅軍游擊隊改編為閩南人民抗日義勇軍，國民黨政府負責紅軍游擊隊改編后的全部軍費開支；紅軍游擊隊改編后，軍事上受157師指揮，但政治上保持獨立。蘇區根據地仍由我黨管理，但行政上接受國民黨政府的領導。這些都是符合情理的要求。

157師方面則提出：紅軍游擊隊改編為保安隊，并撤離山區根據地，開到附近城市集中駐扎。國共雙方對此意見不一，爭執不下，沒能達成任何協議，第一次談判無果而終。157師繼續向紅軍游擊隊駐地瘋狂進攻。

在這次談判期間，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張鼎丞曾給閩粵邊特委來信，要求后者在與157師談判中注意提高警惕，保持自身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紅軍游擊隊未得上級指示許可，不能擅自離開根據地。閩粵邊特委綜合各方面情況，并集體討論后決定，派何鳴與157師繼續談判。但敵人此時仍未放棄徹底消滅紅軍的企圖。

1937年5月初，為躲避國民黨軍的襲擾，何鳴帶領閩粵邊特委機關部分同志向大芹山轉移。途中，何鳴麻痹大意，喪失了應有的警惕，在平和縣白沙潭宿營時遭到敵人圍捕。被押解至漳州157師師部后，何鳴嚴詞斥責157師背信棄義、破壞統一戰線的卑劣行徑，并大力宣傳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方針政策。他的這些言論對157師部分中下層官兵產生了積極的正面影響。

◆毛澤東為妥善解決“漳浦事件”發出的一系列指示。

得知何鳴等被捕后，閩粵邊特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一方面決定由時任云和詔中心縣委書記張敏暫時代理特委書記，負責處理特委日常工作，另一方面通電抗議國民黨方面破壞國共和談的無恥行徑，公開宣布何鳴為閩粵邊特委談判代表，是與國民黨方面談判過程中無故被捕的，要求157師無條件釋放何鳴等被捕同志。同時，還派尹林平專程赴香港向南臨委匯報閩粵邊敵我態勢。一個星期后，在社會各界一致譴責和聲討壓力下，157師被迫釋放了何鳴等被捕人員。

返回根據地后，何鳴向閩粵邊特委其他負責同志介紹了自己被捕后與157師接觸的情況，以及157師師長黃濤提出的“停止敵對行動，合作抗日；紅軍按指定地點集中訓練，歸157師統一指揮”等談判條件。特委專門開會研究后，及時向南臨委作了匯報。南臨委回復同意閩粵邊特委與157師繼續進行談判，紅軍游擊隊可以接受國民黨改編，但必須保持自身的組織獨立性；紅軍游擊隊改編后駐地不變，還在原來的根據地內。

5月下旬，根據南臨委的指示，何鳴和閩粵邊特委委員吳金、盧叨等正式作為閩粵邊黨組織和紅軍的全權代表，赴漳州與157師方面進行談判。會談開始前，何鳴受邀致詞，他明確指出：國難當頭，國共雙方再也不能打內戰了，而是應當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共同爭取抗日斗爭的早日勝利。期間，157師曾在著名的九龍飯店設宴款待何鳴一行，還組織他們參觀漳州城內若干景點。

1937年6月26日，國共雙方代表就閩南合作抗日問題達成了協議，確定閩粵邊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福建省獨立保安大隊，下設5個連又一個手槍排，總計900余人，何鳴任大隊長，盧勝任副大隊長。國民黨方面還指定紅軍部隊集中后駐扎在平和縣小溪，可是沒等紅軍方面研究答復，就又提出要紅軍改駐漳浦縣城。對于改變紅軍駐地、撤離地形有利的游擊區這一重要問題，當時紅軍領導層內部看法很不一致。何鳴高估了157師的反日情緒，對國民黨反共本質認識不足，麻痹輕敵，喪失應有的革命警惕性。在未得到南臨委新的指示，也未經特委集體開會討論的情況下，他就擅自決定無條件接受國民黨方面隨意更換紅軍駐地的無理要求。

陰謀繳械 血案爆發

“六二六”協議簽訂后，閩粵邊特委擴大會議在紅軍游擊隊駐地高坑村召開。會議鑒于何鳴在與國民黨157師談判中犯有擅自答應敵人無理要求的錯誤，決定撤銷何鳴代理特委書記職務，改由張敏擔任。另外，會議還圍繞紅軍游擊隊改編后的駐地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

何鳴認為，紅軍繼續在山區根據地打游擊，無法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而把紅軍部隊開到城市去，既可體現我黨團結抗戰的誠意，同時也可提升紅軍履行協定的政治信譽。紅軍其他負責同志和朱曼平、彭德清等多數地方黨組織領導同志不同意何鳴的觀點，反對把紅軍撤離地形條件較為有利的山區根據地。對此，何鳴以如果不聽從國民黨方面的“命令”，就會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威脅，強迫與會同志同意他的主張；吳金則大吵大鬧，強調必須按何鳴的意見辦。

在關鍵的時刻，接替何鳴擔任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的張敏作了無原則的讓步。他遷就何鳴的錯誤主張，決定仍由何鳴擔任紅3團團長兼政委，繼續領導紅軍軍事行動，并且同意將紅軍部隊撤離山區根據地，開到漳浦縣城集中。這次特委擴大會議沒能集中多數人的正確意見，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從而為后來“漳浦事件”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在當時南方14個革命根據地中，閩粵邊紅軍游擊隊是最早與國民黨駐軍和地方當局進行談判并達成合作抗日協議的。這受到閩粵兩省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歡迎，在全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閩粵邊紅軍游擊區距離廈門、香港都不算甚遠，雖然長期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但可以通過廈門、香港的報紙了解全國時局的變動情況。閩粵邊特委領導人在報紙上看到黨中央發出的《抗日救國宣言》后，敏銳地意識到國內外形勢已經隨著日本擴大侵華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果斷地決定轉變戰略重心，公開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種革命主動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但是，正因為最早與國民黨進行談判，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因而導致后來上當受騙。

七七事變后，全民族抗戰爆發。157師借口沿海局勢緊張，“漳浦已成海防前線”，紅軍須盡快前往漳浦縣城集中受訓。何鳴對此失去了應有的警覺，未與大家商議，就獨自決定遵照157師旨意，將紅軍游擊隊集中后移駐漳浦縣城。行軍途中，南臨委特派員姚鐸奉命趕來傳達最新指示：紅軍部隊應駐扎在革命根據地內，不能開到城市去。南臨委的這一指示是明確的，但何鳴卻借口“南臨委不了解情況”，拒不執行。姚鐸見何鳴固執己見，既不極力堅持南臨委的正確指示，又不及時向廣大紅軍指戰員通報情況，反而徑自離開了。結果，何鳴繼續帶領部隊向漳浦方向開進，并于7月13日抵達漳浦縣城關孔廟。

7月14日，朱曼平和彭德清各自從不同渠道得到157師準備對紅軍“動手”的情報，他們第一時間通知了何鳴。面對如此重要的情報，何鳴卻置之不理。他過分相信國民黨的“承諾”，不但不立即將最新情報通報給閩粵邊特委和紅軍游擊隊其他負責同志，反而當其他領導同志詢問有無異常情況時，只說一切正常，根本未采取任何保護部隊的有效措施，致使又一次失去了避免“漳浦事件”發生的機會。

7月15日，彭德清得知157師已經把一個機槍連部署在紅軍駐地城關孔廟附近的漳浦石榴坂，隨時準備襲擊紅軍后，立即派漳浦縣工委一位工作人員化裝進城，向何鳴報告這一重要情報，提醒后者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應對敵人的陰謀詭計。但何鳴聽取匯報后，卻對敵人的陰謀視若無睹，未采取任何應對措施。危險一步步逼近紅軍，彭德清等知情的同志憂心如焚，卻無能為力。

7月16日上午8時，157師以點名發餉和整訓為由，要求紅軍指戰員到漳浦縣體育場集中。在前往體育場的路上，紅軍戰士發覺情況不對，立即報告何鳴。何鳴卻說：“用不著這樣緊張，本大隊長自有辦法。”（尹林平、朱曼平、盧勝：《漳浦事變前后》，載宋之的等著：《憶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頁）紅軍指戰員全部進入體育場后，157師471旅參謀主任陳英杰走上前來，假惺惺地說：現在國共合作抗日，你們要先訓練一下；訓練用不著武器，你們都把槍放下。紅軍戰士聽后頓時感到事態不對，立即拉開槍機，推上子彈，準備與敵人決一死戰。陳英杰見勢不妙，立刻撕掉偽善的面孔，指著預先埋伏在體育場四周的火力點，惡狠狠地說：你們看，四周都是我們的部隊。要不要放下武器，你們考慮！紅軍指戰員見此情景，個個義憤填膺，怒不可遏!

◆盧勝

在這個關鍵時刻，紅3團副團長盧勝、團參謀長王勝堅決主張武力反擊，先沖出敵人包圍圈再說。但何鳴出于保全全體指戰員生命安全的考慮，要求大家服從他的命令，“暫時先放下槍，等候黨中央處理”。他首先把手槍解下來扔在地上，紅軍指戰員見狀，只好悲憤地扔下手中的武器。就這樣，在場的近千名紅軍指戰員被國民黨157師不費一槍一彈全部繳械了。這就是震驚全國的“漳浦事件”！

歷史審判 教訓深刻

“漳浦事件”發生的同一天，國民黨當局還制造了“月港事件”。當天，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張敏在詔安縣月港主持召開縣區負責人會議，傳達中央抗日精神并布置今后工作。國民黨保安隊沈東海部一個連突襲月港，張敏等十多位與會同志遭到逮捕。不久，他們全部被敵人殺害在良峰山麓的虎咬巷。

反革命的囂張氣焰嚇不倒無畏的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指戰員。7月16日晚上，副團長盧勝、團參謀長王勝即組織20多名軍事骨干沖破敵人包圍，潛出城外。接著，又有不少同志趁敵人看守不嚴之機，跑了出來。遵照黨的指示，100多名紅軍指戰員在漳浦清泉巖重新組建了紅3團，朱曼平代表閩粵邊特委任命盧勝為團長兼政委，王勝為參謀長。他們將部隊整編為一個連，集中進行整訓。期間，盧勝等審時度勢，首先出動部隊鎮壓了漳浦下樓村反動保長蔡共海，接著又兵分幾路，配合地下黨同志，發動群眾，籌集武器、物資，解決給養問題，有效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

◆王勝

“漳浦事件”發生后不久，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即派正在南方為組建新四軍奔走的張云逸向國民黨福建省當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立即歸還人槍，又要在南京的博古、葉劍英向國民黨中央進行交涉：“退回何鳴部人槍，不得缺少一人一槍。”（《新四軍·文獻》（1），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頁）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云逸等：“國民黨首先把何鳴部人槍交還，經證實具報無誤后，方能談判各游擊區問題。”（《新四軍·文獻》（1），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頁）同時，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也與國民黨汀漳師管區進行了多輪交涉。1938年初，國民黨福建省當局迫于壓力，不得不交還300多件武器，放回部分被關押的紅軍指戰員。

1937年9月間，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派譚震林帶領一個排兵力前往閩粵邊，幫助恢復和鞏固黨組織，并指導紅3團繼續開展游擊戰爭。譚震林在閩粵邊停留了一個多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閩粵邊的黨組織進一步發展起來，紅軍游擊隊也得到了較大恢復，人數達到300多人，武裝斗爭的局面再次打開了，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的旗幟又重新飄揚在閩粵邊大地上空。

◆1938年1月，閩江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圖為第二支隊舉行抗日誓師大會。

1937年10月2日，國共雙方達成協議，除瓊崖根據地外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統一改編為新四軍，北伐名將葉挺擔任軍長。1938年1月，紅3團奉命整編為三個戰斗連。不久，又改編為新四軍2支隊4團1營。盧勝被任命為4團團長，葉道志為副團長，王勝為參謀長。2月，4團1營開到龍巖縣白土鎮和閩西紅軍游擊隊會合，閩西紅軍游擊隊被改編為4團2營。4月，4團到達皖南歙縣巖寺鎮，浙南紅軍游擊隊被改編為4團3營。至此，4團三個營的編制正式確立。

“漳浦事件”發生后，何鳴、吳金被扣押在157師駐漳浦的471旅旅部。因敵人看管很嚴，他們一直無法與黨組織取得聯系。這期間，何鳴雖然極力抗議和譴責國民黨當局背信棄義的卑劣行為，但仍幻想對方最終會自行“糾錯”。后來，何鳴被157師委任為政訓處中校附員，后又任157師偵緝隊長。半年后，何鳴終于和中共閩粵贛省委派來尋找他的謝育才取得了聯系。得知紅3團已經重建，且正準備赴皖北上抗日后，何鳴即設法脫離157師控制，輾轉返回閩西紅軍部隊。

“漳浦事件”是南方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過程中，受到國民黨頑固派暗算的最早一起惡性事件，也是黨領導的閩粵邊武裝斗爭史上的一次慘痛教訓。它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極為復雜的緣由。由于閩粵邊黨組織長期與中央失去聯系，加上自身理論水平有限，以及主要負責人何鳴對黨中央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理解上有偏差，對國民黨當局抱有不切實際的和平幻想，過于相信一紙協議，致使閩粵邊紅軍游擊隊被敵人不費一槍一彈包圍繳械，給閩粵邊的革命斗爭造成了重大損失。這是造成“漳浦事件”不幸發生的主要原因。1939年6月上旬，新四軍軍分會認為何鳴對“漳浦事件”負有完全責任，下令逮捕何鳴，交由軍部軍法處開庭審訊。何鳴對自己的錯誤并不推諉、爭辯，均一一承認。法庭在核定全部事實后，判處何鳴死刑，并于次日執行。

值得肯定的是，何鳴對黨的革命事業是忠誠的，對抗日救亡工作是熱心赤誠的。迄今為止，沒有發現任何有關他與敵人陰謀勾結、叛變革命的證據。1952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2卷時，對提到“何鳴危險”的地方專門作了注釋，依然稱何鳴為“同志”。（《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69頁）六十年代初期，陳毅在談到新四軍軍部決定處決何鳴的情況時說：“殺了是當時特定情況，一般就不殺。從現在來說，好同志犯錯誤，殺就錯了。”（政協福建省漳浦縣委員會文史工作組：《漳浦文史資料》第4輯，1984年，第22頁）但何鳴最大的問題在于，缺乏與國民黨談判的經驗，對國共兩黨談判斗爭中的復雜性缺乏充分認識，沒有認清國民黨反共的本質不會改變，政治上不成熟，思想上放松了應有的革命警惕性，行動上缺乏應有的防范，致使上了敵人的大當，受了騙，連帶黨組織和紅軍吃了大虧，給革命事業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自身也落得一個十分悲慘的結局。（柯志達：《回憶張云逸、張鼎丞等同志談何鳴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5頁）這種種教訓都是后來的革命者應該認真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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