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最近，Nature Index報道了一項有意思的研究。研究人員統計了2016—2020年全球近175萬篇論文后發現，中國學者使用共同通訊作者的比例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中國約30%的論文擁有多個通訊作者，而全球平均水平不足9%。在醫學和藥學領域，這種差異更加明顯，中國學者使用共同通訊作者的比例甚至接近國際平均水平的9倍。
看到這個結果，相信很多國內科研人員并不會感到意外。畢竟在過去十幾年里，共同一作、共同通訊早已成為中文科研圈最常見的署名形式之一。尤其是在醫學領域，一篇文章出現兩位甚至三位通訊作者并不少見。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反映了現代科研越來越依賴團隊合作的趨勢。如今一項研究往往需要臨床樣本、實驗驗證、生物信息學分析以及多中心協作共同完成，多個課題負責人共同承擔項目管理和學術責任，確實有其合理性。但問題在于，如果單純是合作模式變化導致的結果，那么歐美國家應該呈現出相似的趨勢，而實際數據卻顯示，中國遠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或許并不在科研本身，而在科研評價體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內高校、醫院和科研院所普遍將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作為評價科研貢獻的重要依據。無論是職稱晉升、人才項目申報還是績效獎勵，通訊作者身份都意味著更高的認可度和更大的競爭優勢。當通訊作者被賦予過多評價價值時，它自然不再只是一個負責與期刊溝通的學術角色，而逐漸演變成一種稀缺資源。對于共同完成工作的多個團隊而言，與其爭奪唯一的通訊作者席位，不如共同署名，這也是共同通訊作者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所分析的數據截至2020年。而恰恰從2020年開始，中國科研評價體系迎來了影響深遠的改革。“破四唯”政策出臺后，教育部、科技部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陸續弱化SCI論文在人才評價中的權重，強調代表作制度、實際學術貢獻和科研誠信建設。同時，越來越多的基金申請和人才評審開始要求明確說明作者貢獻，區分獨立通訊作者與共同通訊作者，并詳細描述各自在研究中的具體職責。在這樣的背景下，通訊作者這一身份本身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定義——評價的重點開始從“掛了什么位置”，逐漸轉向“究竟做了什么工作”。
因此，這項研究更大的意義或許并不在于揭示中國共同通訊作者比例有多高，而在于記錄了一個特殊時代的科研生態。過去，通訊作者往往意味著資源和評價；未來，它更應該意味著責任和貢獻。隨著科研評價改革的深入推進，如果再統計2025年甚至2030年的數據，中國共同通訊作者比例是否會下降，或許將成為觀察我國科研生態變化的一個有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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