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情報體系進入“9.11”以來的危險時刻

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聯邦住房金融局局長比爾·普爾特于 2025 年 9 月 2 日在華盛頓白宮外漫步。（美聯社照片/馬克·席費爾拜因，檔案）

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中心雙塔的倒塌，暴露了美國情報機構之間各自為政、信息不共享的制度性缺陷。兩年后，國會通過《情報改革與反恐法案》，設立國家情報總監一職，意圖打造一個能夠協調18家情報機構的“中樞神經系統”。這一制度的根本初衷，是防止另一場“情報失敗”，讓政治與行政摩擦永不重演。

可是2026年6月2日，特朗普在一則“真相社交”帖子中宣布任命聯邦住房金融署署長威廉·普爾特為代理國家情報總監時，這一制度設計的邏輯被徹底顛倒了過來。普爾特是一位38歲的房地產富豪繼承人，不僅沒有任何情報或國家安全領域的從業履歷，更致命的是，他在住房監管署的一年任期內，已將聯邦住房金融署變成了針對特朗普政治對手的“訴訟發射臺”。從美聯儲理事莉薩·庫克到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從參議員亞當·希夫到眾議員埃里克·斯沃韋爾，普爾特的刑事移送沒有一個成功、沒有一例定罪，卻為他贏得了白宮最深切的信任。此刻，CIA因內斗已停止向ODNI提供涉及伊朗戰爭的部分情報評估，FISA第702條的續期談判因普爾特的上位而陷入僵局，而伊朗戰事正懸于一線。當9.11后建立的最后一道情報防線，由一個專業外行與政治打手來接管，美國情報體系正在經歷的不是一場例行人事變動，而是一場制度性的“退潮”。

一、從“協調中樞”到“政治打手”的ODNI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一職誕生于9.11后的慘痛教訓。前副總統邁克·彭斯在CNN的采訪中回憶了那一幕：“9.11的發生，部分是因為FBI知道的事情CIA不知道，我們錯失了恐怖襲擊的線索。我們建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時，在法律中明確寫道，擔任國家情報總監需要具備情報和國家安全經驗。”這番話并非來自民主黨陣營——它來自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副總統。當共和黨前副總統本人公開質疑這項任命的法律合規性時，爭議已超越黨派之爭。

然而，普爾特的任命之所以構成一場“制度退潮”，不只因為他的履歷空白。更關鍵的是，他在住房金融署已經證明了何為“政治化執法”——以上位者的政治好惡為標準，選擇性發起刑事移送，而完全不關心這些案件在司法程序中能否成立。據AP報道，普爾特以抵押貸款欺詐為由指控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斯，但11月聯邦法官裁定提起此案的檢察官“非法任命”而駁回；針對希夫和庫克的移送迄今未有任何刑事指控。所有這些目標，全是特朗普的政治對手。對此，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在CNN節目上說“這不是情報問題，這是忠誠度問題。特朗普根本不在乎誰來當國家情報總監，他只在意那個人會不會按他的意思去做。”

如果這一職位對特朗普來說只是一個“工具”，那它的設計初衷就已被徹底瓦解。

二、信任坍塌與CIA同ODNI的內斗升級

更為嚴峻的是，普爾特接手的不是一個順暢運轉的機器，而是一個正在瓦解的系統。就在他獲得任命的同一天，路透社曝光了CIA與ODNI之間持續一年多的內部沖突：CIA已停止向ODNI提供涉及伊朗戰爭的部分情報評估，ODNI官員則指控CIA持續阻撓其獲取情報。據路透社援引的美國官員及三名知情人士披露，雙方的摩擦始于2025年2月加巴德就任后不久，ODNI設立的“總監倡議工作組”試圖繞過傳統情報共享和解密程序，CIA認為其“行事魯莽”。兩大情報機構已“形同兩個獨立的分析機構”各自運作。前國家情報副總監貝絲·桑納發出警告：“ODNI本應是系統中的潤滑油，確保情報動脈暢通、清除障礙。當這一點做不到時，各機構就會退回各自為政的舊模式，為情報失靈埋下伏筆。”

“9.11”之前，FBI與CIA的互不信任直接導致了恐怖襲擊預警信號被錯失；20余年后，CIA與ODNI之間的內斗再次將美國置于同樣的風險中。而普爾特的任命，恰恰發生在伊朗戰事未歇、沖突甚至有升溫趨勢的時刻。中情局局長約翰·拉特克利夫來自特朗普圈內，這一層關系可能暫時緩解ODNI與CIA之間已經冰凍了超過一年的工作關系，但兩個機構之間根深蒂固的邊界沖突并不會因為普爾特這個“局外人”的到來而自動化解。在沒有專業信任做基礎的體系里，情報共享從來不是靠政治指令推動的。

三、FISA第702條續期的“懸頂之劍”

普爾特的上任還帶來了一個直接且迫在眉睫的政治僵局。FISA第702條外國情報監控法授權將于6月12日到期，這項允許NSA等機構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收集外國目標通信的法律，一直是國會激烈拉鋸的議題。國會此前多次通過短期延期，而這場談判已經極度脆弱。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排名成員馬克·沃納（弗吉尼亞州民主黨）于任命當天直接要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約翰·圖恩（南達科他州共和黨）向白宮施壓以撤銷這項任命，理由是普爾特的任命將“擊沉”任何關于FISA第702條續期的兩黨協議。沃納告訴Punchbowl News：“以普爾特在住房署的行事風格，讓他在FISA這個核心工具上掌握監督權，他會利用這個權力去報復總統的政敵。”對于正艱難尋求兩黨妥協的FISA法案而言，民主黨支持力的流失足以致命。參議員羅恩·懷登（俄勒岡州民主黨）言辭更尖銳：“普爾特在ODNI將密切參與FISA第702條的監督——他可能造成遠比住房機構更大的破壞，濫權的潛力幾乎是無限的。普爾特的任命，是每一項民主黨人都應拒絕在缺乏強有力權利保障的情況下重新授權第702條的理由。”

與此同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圖恩卻在警告民主黨人不要因為普爾特的任命而“阻礙”FISA法案。他說：“如果民主黨因為普爾特的任命而讓702條垮掉，那真的是非常冒險的事。”這一表態暴露了共和黨領導層進退維谷的真實處境：他們自己無法為702條單獨拿夠票數，他們需要民主黨人的支持；但民主黨人拒絕為特朗普的“政治打手”掌管這一法案去背書。截至發稿時，雙方的僵持仍在繼續，而倒計時的指針正在逼近。國務卿馬可·魯比奧此前擔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排名共和黨成員，他告訴眾議院議員：“我在委員會期間從未聽說過普爾特的名字”。當一個從未出現在任何情報討論中的人物被安插到監督情報法案續期的關鍵位置上時，華盛頓的程序合法性正在經歷一次全方位的沖擊。

聯邦住房金融局局長比爾·普爾特于 2025 年 9 月 2 日在華盛頓白宮接受記者采訪。（美聯社照片/馬克·席費爾拜因，菲利）

四、代理權力的“長臂”與制度漏洞

特朗普選擇“代理”而非“正式提名”的邏輯，在于法律上的精妙算計。《聯邦職位空缺改革法案》允許代理官員在職位空缺后任職最多210天。加巴德的辭職于6月30日生效，這意味著普爾特的任期最長可達2027年1月26日——恰好覆蓋2026年11月中期選舉全程。代理角色無需參議院確認，也就無需回答任何關于情報背景、利益沖突或政治報復的質詢。國會否決權和確認聽證會，這種制衡機制在代理任命面前形同虛設。

民主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紐約州）直言這項任命是“一個倉促的幕后交易，基于對特朗普的忠誠而非國家安全”。代理制度的初衷是為防止政府停擺而設計的臨時填補機制，現在卻被用作規避整個提名確認程序的制度“暗門”。共和黨內部的分裂也在加速蔓延。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圖恩坦承，普爾特要獲得正式提名將面臨“一條漫長的道路”。德克薩斯州參議員約翰·科寧的回應更為直白：“我沒看到任何證據表明普爾特具備那個職位的資格，但我愿意聽聽看。”這位關鍵票，已足夠說明普爾特的形勢并不樂觀。更令人震驚的是，共和黨參議院領導層直接說出了“我們不需要一個武器化的國家情報總監”這句話——不是民主黨說的，是約翰·圖恩親口在記者面前說的。一個黨派的最高領導人公開警告本黨總統任命的代理人不要“武器化”職位，這在華盛頓近年的政治生態中極為罕見。

五、MAGA的歡呼，情報界的震驚，共和黨的沉默

對于特朗普的陣營來說，這項任命就是對“深層政府”的一次公開羞辱。MAGA核心人物史蒂夫·班農對Politico的表述干凈利落：“這是給參議院的中指，是對深層政府的羞辱。”當一個國家最高情報職位的任命被公開解讀為一場“政治表態”而非國家安全的必要舉措，這個職位所應承載的制度意義已經蕩然無存。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湯米·維多爾在社交媒體發帖斷言：“特朗普將普爾特置于這個位置的唯一解釋，就是要他動用美國情報界的資源和權威去打擊政治敵人”。

而情報界專業人士則陷入難以置信的震驚。CIA退休26年資深官員馬克·波利梅羅普洛斯表示，“這會讓情報界的專業人士擔心，考慮到普爾特的行事記錄，國家情報總監將完全被武器化以支持針對特朗普政治敵人的行動”。參議員彼得·韋爾奇（佛蒙特州民主黨）向MeidasTouch網絡表示：“他對情報一無所知。他的首要資格就是他完全忠于特朗普，會做特朗普要他做的任何事。”亞當·希夫——作為普爾特曾在住房署嘗試“調查”過的人之一，給出了最直接的回應：“我們需要的國家情報總監是有經驗、有見識并受人尊重的。普爾特這三樣都不是。”

令人玩味的是共和黨內部的真實回應。參議員約翰·科寧的“不覺得他有資格但愿意聽一聽”和湯姆·科頓（阿肯色州共和黨）的“我對此事沒有意見”，二者本質上都是在戰術性回避一個棘手議題。當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本人對總統的代理情報總監“沒有意見”可發表時，這個委員會存在的意義已經名存實亡。

六、當武器從抵押貸款升級為情報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一職，設立在9.11后這個國家最深痛的制度重建記憶之上。其初衷原本是為了確保“情報失敗”不再重演。它需要的是對真相的敬畏、對證據的尊重、對政治的免疫。然而，特朗普的這步棋釋放了清晰的信號：在這個體系里，忠誠是第一位的，專業是第二位的，而政治報復是第三位的——雖然它正在悄悄地變成第一位的。普爾特在聯邦住房金融署用抵押貸款欺詐指控做武器，在ODNI，他將用情報做武器。從金融市場到國家安全場，武器的等級提升了，破壞的半徑也擴大了。當情報總監的首要任務不再是向白宮提供客觀分析，而是為總統的政治議程收集“彈藥”時，“9.11"后建立的整個情報協調體系將面臨根本性的信任危機。對此，分析認為，普爾特的選擇表明特朗普已在“專業能力與盲從之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個答案，不僅關乎一個人的升遷，更關乎一個機構的靈魂和整個國家的安全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