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亞迪是芯片公司？——我們該喜還是憂 | 地緣科技「平」論 x 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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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科技

vol. 11 no.11

「平」論

2026/06/03

JUNE

在最擅長的環節做到極致，同時帶動整個產業鏈的進化。

第11期

總第11期

編者按

PREFACE

比亞迪發布“璇璣A3”車規級高算力芯片，引發國內外輿論高度關注。在中美科技競爭日趨長期化、常態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在高端芯片領域取得突破，當然值得肯定；但當“全棧自研”“全流程制造”被過度贊美時，也有必要從國家科技生態的高度重新審視其長期影響。

本文并不否認比亞迪的技術實力與產業貢獻，而是提醒我們：一家企業的技術突破，不等于國家層面的科技自立自強；單個龍頭企業的封閉式垂直整合，也未必有利于形成開放、協同、可持續的創新體系。真正的科技強國，不靠每家企業都成為“全能選手”，而靠產業鏈各環節涌現出世界級“專項冠軍”，并在競爭與合作中共同進化。

在“自主可控”成為時代關鍵詞的今天，我們更需追問：自立自強究竟是國家生態的強，還是企業閉環的強？

5月28日，比亞迪“敢為”智能化戰略發布會上，王傳福掀開了蓋在展臺上的紅布——一塊指甲蓋大小的黑色芯片，它的名字叫璇璣A3，這是中國首款完全自研、規模化量產的4nm車規級高算力輔助駕駛芯片，整車綜合算力超2100TOPS，支持L3、L4級自動駕駛。比亞迪集團品牌及公關處總經理李云飛同時透露：比亞迪是全球唯一掌握芯片全流程制造能力的車企，覆蓋從產品定義、架構設計、電路設計、版圖設計到晶圓制造、封裝、測試七大環節。

這個消息迅速刷屏。國內主流媒體的反應高度一致：稱其為“國產半導體迎來王炸時刻”。西方主流媒體的反應同樣強烈，但角度略有不同：《華爾街日報》直言其打破了海外高端智駕芯片的長期壟斷；路透社則稱其代表中國智駕芯片最高水準，言辭間透著對中國技術自主能力提升的警惕，甚至是某種恐慌。

可以看到，無論是國內對技術突破的歡呼，還是國外對中國技術自主的擔憂，總體的評價都是非常積極的——至少從技術本身來看，這確實是一次值得肯定的突破。技術突破固然可喜，特別對于一個企業而言，這種突破離不開長期的研發投入和技術能力積累。比亞迪作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龍頭企業，是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實現彎道超車的重要力量，不僅僅是整車，還有電池、電機、電控等核心技術，是非常讓人尊敬的企業。

但是，從一個國家的視角看，特別是在中美科技競爭爭分奪秒的背景下，企業做什么不僅僅是基于市場的企業行為，更會影響國家競爭的勝負。客觀地說，比亞迪全鏈條布局芯片，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擔憂，而不是歡呼。下面我會一一道來，為什么我這么看。

5月28日，在位于深圳的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總部，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王傳福在發布會上介紹比亞迪首款自研4納米制程智駕芯片“璇璣A3”（圖源：新華社）

01

一個企業，“全棧自研”+

“全流程制造”真的值得肯定嗎

垂直整合的短期優勢：

成本控制能力的極致化

需要說明的是，據業界傳聞，璇璣A3的設計為自研，但4nm晶圓制造環節極有可能由臺積電代工，比亞迪掌握的環節是設計、封裝測試及整車應用。但即便如此，這種垂直整合能力在全球車企中仍是獨一份。

這種“全棧自研”+“全流程制造”的能力，對比亞迪而言意味著什么？最直接的，是產業鏈控制能力的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成本控制能力的極致化。比亞迪本就以極強的成本控制能力著稱，從電池到電機到電控，從整車到零部件，垂直整合的產業鏈讓它在價格戰中擁有了其他車企難以企及的優勢。現在再加上芯片，這意味著比亞迪未來的車將更具性價比，而且是極致的性價比。

從企業競爭的角度看，這無疑是一張好牌。但問題在于，這張牌打出去之后，對整個行業、對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格局，會產生什么影響？

垂直整合的長期風險：

資源稀釋與戰略迷失

全棧自研和全流程制造，對一個企業而言，真的都是好事嗎？筆者并不這么認為。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什么都做，很可能什么都做不好。

原因有二：第一，企業的資源是有限的。研發投入、人才儲備、管理精力，都是稀缺資源。第二，企業決策者或團隊的能力是有限的。管理一個復雜的垂直整合體系，需要的不只是技術能力，更是跨領域的戰略判斷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而這種能力，往往會在業務范圍擴張的過程中被稀釋。

縱觀歷史，沒有一個偉大的且具有可持續創新能力的企業，是全產業鏈覆蓋的企業，更不用說跨產業的業務覆蓋。蘋果只做設計和系統，制造交給富士康；英偉達只做芯片設計，制造交給臺積電；波音專注飛機整機，發動機來自GE和羅羅。這些百年企業或行業巨頭，無一例外都遵循一個原則：聚焦自己最擅長的領域，把其他環節交給生態伙伴。

有限的資源被稀釋到更廣的領域，最終的結果可能是犧牲掉這個企業本來最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即自己的核心業務。比亞迪的核心業務是什么？是整車制造，是新能源汽車的系統集成能力。當它把大量資源投入到芯片設計、芯片封裝測試，甚至試圖覆蓋晶圓制造的時候，它在整車設計、用戶體驗、品牌建設上的資源投入，必然會受到擠壓。

從國家視角看：

垂直整合的系統性風險

如果說企業層面的資源稀釋和戰略迷失是微觀風險，那么從國家層面看，企業的全棧自研和全流程制造，帶來的是更深層的系統性風險。

首先是壟斷帶來的市場競爭弱化和創新動力下降。當一個企業在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實現自給自足，它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降低，但與此同時，外部供應商的生存空間也被壓縮。長此以往，整個產業生態中的專業化分工會被削弱，市場競爭的活力會下降，創新的動力也會衰減。

其次是企業封閉下造成的社會面資源重復投入和資源利用效率降低。比亞迪在做芯片設計，華為也在做芯片設計，長城、吉利可能未來也會做。每一家都想覆蓋全流程，每一家都在重復建設相似的研發體系、相似的封裝測試產線。這種重復投入，在國家層面看，是巨大的資源浪費。更重要的是，封閉的企業體系會減少創新資源的流動，進而抑制創新。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在中美科技競爭以周為單位計算技術迭代速度的當下，開放與封閉系統之間的競爭，高下立見。美國的七大科技巨頭——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Meta、英偉達、特斯拉——各有所長，并且上下游相互綁定和促進。英偉達提供芯片，微軟和谷歌提供云計算平臺，OpenAI提供大模型，特斯拉提供應用場景。它們之間有競爭，但更多的是協同。而如果中國的科技巨頭之間慢慢失去合作甚至聯系，都閉門造車，開放和封閉的系統之間的競爭，結果不言而喻。

就我們現在最大的國家利益之一而言，即與美國的科技競爭，一個企業的全棧自研和全流程制造自主不僅不應該被推崇，甚至應該被警惕，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應該被阻止。與之相反，我們應該鼓勵的是開放的企業系統，包括技術的開放、產業鏈的開放等，也只有開放下的經濟活力和創新活力，才可能維持對美國科技的追趕，而不至于掉隊。

5月28日，在位于深圳的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總部，與會者參觀拍攝比亞迪首款自研4納米制程智駕芯片“璇璣A3”（圖源：新華社）

02

要怎樣的“科技自立自強”？

——重解國家戰略的真正內涵

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這是中國科技戰略的核心支柱。但這里有三個根本性的問題，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誰的自立自強？

無論是中央的戰略意圖，還是政策文件的表述，都非常清楚：科技自立自強指的是國家的科技自立自強，而不是單個企業的科技自立自強。

這意味著，判斷科技自立自強是否實現，不是看比亞迪一家企業能否實現芯片全流程制造，而是看中國芯片產業整體——從設計到制造、從材料到設備、從應用到生態——是否形成了完整的、可持續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一家企業的技術突破固然是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組成部分，但絕不能等同于國家的科技自立自強。把兩者混為一談，是對這一戰略的根本性誤讀。

什么樣的自立自強？

開放的，還是封閉的？

科技自立自強，從來不是閉關鎖國，而是開放下的獨立自主。

這里的開放，不是狹義的技術合作——那些都是技術性問題，需要根據具體案例來判斷——而是一種理念，一種自信。企業的自信，政府的自信，不怕競爭、不怕比較、不怕開放后被“卷”的自信。封閉往往源于不自信——擔心一旦開放就會被沖擊、被替代。但歷史反復證明：封閉帶來的不是保護，而是退化；開放帶來的不是威脅，而是進化。

回到比亞迪的案例。如果比亞迪選擇把自己的芯片設計能力開放給其他車企，把自己的封裝測試能力變成一個可以為全行業服務的平臺，把自己的技術積累變成一個可以與華為、地平線、黑芝麻等企業協同的生態節點，那么它不只是在做一家企業的自立自強，而是在推動整個中國智駕芯片產業的自立自強。但如果它選擇閉門造車、自成體系，那么它的技術突破再大，對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貢獻也是有限的。

可持續的自立自強，

而非一時的自立自強

科技自立自強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時間維度：它不是某一個時間點或時間段的科技獨立自主能力，而是長時間內、可持續迭代的科技獨立自主能力。

一家企業今天實現了4nm芯片的量產，這是一個時間點上的突破；但三年后、五年后，當AI芯片的技術迭代已經走向3nm、2nm甚至更先進的制程和架構時，這家企業是否還能保持技術的持續領先？更重要的是，如果這家企業因為戰線拉得太長、資源分散、戰略失焦，導致在核心業務上被競爭對手超越，那么它今天在芯片上的突破，對國家長期的科技自立自強又有多大意義？

可持續的科技自立自強，需要的不是一家企業的全能，而是一個生態的持續進化能力。這個生態里，有專注于設計的企業、有專注于制造的企業、有專注于應用的企業，它們各司其職、各取所長，在競爭中協同、在協同中進化。只有這樣的生態，才能在技術快速迭代的環境中保持長期的競爭力。

因此，我們需要的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層面的、開放生態下的、可持續迭代的科技獨立自主能力，而不是單個企業的、封閉體系內的、一時性的技術突破。這是理解這一戰略的根本前提。

上海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園區，致力于推動國內尖端芯片的自主研發（圖源：紐約時報）

03

龍頭科技企業該有的戰略

定力：有所為、有所不為

企業行為的市場邏輯：

不應被過度賦予國家責任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企業行為，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行為，本質上是市場行為。企業只需要對自己的股東和員工負責即可，不管是政府還是社會，都不應該給企業強加過多的社會和國家責任。這應該是市場化下企業行為的本質，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企業能夠更大可能地按照市場規律來運作和發展。

即便企業犯錯，也應該由市場讓它承受戰略錯誤的代價，而非政府。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制內市場的體制下，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非常微妙，邊界也比較模糊。這也造成很多企業，甚至龍頭企業，傾向于去做政府希望它們做的事。這個方向沒錯，但如果往這個方向走過了頭，就會導致企業做出并非最正確的選擇。

在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戰略下，我們看到很多企業過度追求技術的自主可控，而迷失了方向。所以在中國既有的政商體制下，政府的角色即便盡力淡化也會非常強，因此至少不應該強調政府的作用——讓市場回歸市場，讓企業回歸企業，這本身就是對科技自立自強最大的支持。

有所為、有所不為：

基于比較優勢的戰略定力

在市場為主導的前提下，雖然在中國無法忽視政府的影響——不管是中央政府的戰略方向還是地方政府的具體產業偏好——但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應該保持足夠的定力，即有所為、有所不為。

什么叫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所為就是要做難而正確的事。難，是指需要攻堅的技術突破，和面向未來布局的技術和產業方向；正確，是指錨定長期戰略的、在企業自身擁有比較優勢領域的、能夠成為行業細分領域龍頭的事。

有所不為就是不應該做容易而短期的事。容易的事不應該是龍頭企業關注的，龍頭企業應該起引領作用，否則只會是一個階段性的龍頭企業，很快會被其他企業超越；不應該做短期的事，短期要么是市場投機行為，要么是政策投機行為，都是不可取的，因為錨定短期大概率會犧牲長期戰略和利益。

具體的戰略選擇和技術路線，龍頭企業比任何人都清楚。它們需要的，只是保持定力，穩住戰略方向——不被短期市場波動所干擾，不被政策風向所左右，不被競爭對手的一時領先所焦慮。

龍頭企業的真正使命：

做行業的引領者，而非行業的壟斷者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龍頭企業在中美科技競爭中的真正使命，不是把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在自己最擅長的環節做到極致，同時帶動整個產業鏈的進化。

華為的選擇提供了一個參照。華為業務范圍很廣——從通信設備到智能手機，從云計算到智能汽車解決方案。但有一條清晰的戰略邊界：堅決不下場造車。只聚焦于自己最擅長的通信技術和智能硬件為中心的系統能力。即便是下場造芯片，也是立足于通信賽道——剛剛發布的“韜定律”，核心邏輯就是把半導體演進的主戰場從追求“空間上的極致微縮”（先進制程），轉向追求“時間上的極致加速”（芯片內部通信速度和數據流轉效率），在成熟制程的基礎上通過架構創新實現性能躍升。有人批評這不過是敘事和宣傳，我并不認同——這是真正意義上負責任的技術突破，不是畫餅。

龍頭企業的真正使命，不是把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在最擅長的環節做到極致，同時帶動整個產業鏈的進化。華為不造車，但通過開放的智駕系統、通過與問界、阿維塔等車企的合作，推動了整個中國智能汽車產業的技術升級。這才是龍頭應有的格局。

比亞迪完全有能力成為這樣的龍頭。它的電池技術可以開放給其他車企，混動技術可以授權給其他品牌，芯片設計能力可以服務于整個行業。如果它選擇這條路，它不只是一家偉大的車企，更是一個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整體升級的平臺型企業。但如果它選擇全鏈條自己做、全閉環自己玩——它的上限，就只是一家很厲害的車企，而不是一個能改變行業生態的力量。

5月25日，華為正式發布“韜（τ）定律”（圖源：網絡）

04

結語

5月28日的那場發布會，比亞迪展示的技術實力令人震撼。

該喜的是：比亞迪4nm芯片的量產證明了中國企業有能力在高端芯片領域實現突破。比亞迪的研發投入和技術積累，配得上那些歡呼。

但該憂的是：如果更多的龍頭企業都走上全棧自研、全鏈條布局這條路，中國科技生態的開放性、協同性和可持續性將面臨系統性風險。一家企業贏，不等于一個國家贏；一個企業的技術突破，如果以封閉為代價，長期來看可能讓整個生態輸掉。

在中美科技競爭已經進入常態化、長期化的今天，我們需要保持清醒：一家企業的技術突破，不等于國家的科技自立自強；一家企業的全棧自研，不等于中國科技生態的健康成長；一家企業的短期成功，更不等于中國在科技競爭中的長期勝利。

真正的科技自立自強，不是每家企業都成為“全能選手”，而是整個生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世界級的“專項冠軍”。只有這樣的生態，才能在與美國的長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比亞迪是一家值得尊敬的企業，但中國需要的，不只是一個比亞迪，而是一個能夠孕育出無數個在細分領域深耕的“比亞迪們”的開放生態。

這，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未來。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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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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