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戰后50年國會決議》:看90年代日本國會，如何為侵略史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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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日本迎來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50周年，執政黨之一的社會黨原本是反對安保條件、批評自衛隊違憲，并主張反省戰爭、向被害國家和人民謝罪賠償的最大的在野黨。

然而，社會黨同自民黨合流執政后，竟自毀長城，宣布承認安保條約，表示自衛隊“不違憲”，無異于公開否定了社會黨建黨以來的綱領和宗旨。這樣，除了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社會黨的政見與自民黨已經沒有根本的區別。

為了固守社會黨的最后一塊陣地，在村山富市首相等社會黨官員的極力斡旋下，1995年6月9日，日本國會終于通過了一紙《戰后50年國會決議》，圍繞著這項決議的出臺，朝野上下，社會各界紛紛攘攘、褒貶不一，各類團體也應運而生，各種宣傳工具更是一齊開動，爭吵不休，從中也可以透視出日本政界的戰爭責任意識。

1995年6月9日，日本眾議院通過了《戰后五十年國會決議》，決議題為《以歷史為教訓，重申和平決心之決議》。

全文如下:

本院值此戰后50年之際，對由于戰爭而犧牲的全世界戰歿者獻上追悼之誠意。
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出現過許許多多殖民地支配及侵略性行為，我們認識到我國過去的行為給予他國國民，特別是亞洲諸國民的苦痛，表明深深的反省之念。
我們必須對過去的戰爭超越歷史觀之不同，謙虛地學習歷史，建筑和平的國際社會。本院表明，決意在日本國憲法揭示的持久和平的理念下，同世界各國攜手，開拓人類共生之未來。

從這份閃爍其詞的決議中，我們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令被侵略的亞洲諸國人民不能滿意、不能理解、不能坐視的幾點。

1、“英美同罪論”的國會決議化

決議首先提及: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出現過許許多多殖民地支配及侵略性行為。很明顯，決議首先把矛頭指向歐美諸國，提出“做壞事的不只是日本”，即，日本不過做了同歐美諸國同樣的“殖民地支配及侵略性行為”，所以追究責任人人有份，這便是戰爭責任否定派的“英美同罪論”的翻版。

而且，通過日本最高權力機關把這一論調決議下來。再引申一步，日本的“大東亞戰爭解放亞洲論”、“大東亞戰爭自存自衛論”等也可以從這份決議中看到影子。

日本政界、學界的一些人士認為，日本發動“侵攻戰爭”(日本青山學院大學佐藤和男語)是在“萬不得已”之下，為了“自存自衛”，為了“解放亞洲”才打響的，也就是說，30年代的亞洲，除日本等少數國家外，幾乎都淪為歐美的殖民地，日本通過“大東亞戰爭”驅逐了白種人，使亞洲人民得到了解放，“大東亞戰爭的對手不是亞洲人，而是歐美人”等等。

有些人甚至借用個別曾為侵略者鞍前馬后效過力的亞洲人士(實為民族敗類)的話說:

我們不僅不該向日本索取賠償金，還應該向他們支付感謝金?？梢姡瑳Q議把歐美諸國拉入日本同一個行列，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指責殖民統治或“侵略性行為”，而是在“英美同罪論”的傘下，隱藏著“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和“自存自衛論”的謬說。

當然，不容置疑的是，英美等老牌帝國主義最早染指亞洲，用利艦大炮打開了東方的大門，以野蠻的方式奴役和掠奪這些國家和人民。老殖民主義的罪惡理所當然地被載入人類歷史的卷冊，更應該成為今日西方領導人的明鑒。在這里，我們無意為那些老牌殖民主義辯解，因為中國是曾經深受其害的國度。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指出的是，人類歷史總是不斷地向前運動、向前發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以西方為中心的帝國主義強國開始有意識地建立和維持一個避免戰爭的世界秩序，所以，才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各種戰爭規約、公約的制定，盡管，這些約章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業已形成的殖民統治秩序，在于維護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但是它帶來的進步則是不能否定的。

因為，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畢竟是人類獲取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前提保障，也是人類的共同愿望。已躋身列強的日本作為締約國之一，理應身體力行，履行責任。然而，正是日本，第一個違反約章，挑起“九一八事變”，兵侵中國東北。隨后，竟然脫離國聯，越陷越深，以至走向全面覆滅的道路。

“英美同罪論”的要害在于割斷歷史，混淆限界。當人類歷史出現某些進步的兆頭時，諸如國際法的誕生、和平秩序的建立等，偏要逆潮流而動，非要碰個頭破血流不可，同時還要受到歷史的懲罰，這就是日本近代歷史走向的最大舛誤和失敗。

進一步論之，如果上溯幾百年或上千年，排除民族內戰，人類歷史上的種族戰爭也不乏其例，僅就東方而言，唐太宗征過高麗，忽必烈伐過日本，用“同罪論”的觀點統而論之，人類永遠不會有辨別是非的共同準則。

再下延若干年，如果有一天，場人類不愿意看到的大戰爆發，而發動戰爭的國家或領導人以“英美日同罪論”為自己辯護的話，那些堅持“英美同罪論”的日本政治家、學者們又當作何解釋呢?道理很簡單，如同現代法律的“時限約束”一樣，英、美有罪，但與日本不同罪。弱肉強食的時代，和平共存只是愿望和理想;和平共存的時代，以弱肉強食的手段欺凌弱小，當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沒有承認侵略戰爭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對這場長達14年之久的戰爭性質究竟下何定義?

是檢驗日本政府是否真正懷有反省之念的試金石。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從這份國會決議中根本看不到“侵略戰爭”的字樣。決議只是閃爍其詞地稱世界近代史中出現過“侵略性行為”，提及日本時也是一句浮皮潦草的“過去的行為”而已。

對于本國歷史上曾經進行的那場空前的罪惡舉動連“戰爭”二字都不敢言及，決議的“反省之念”是否出自內心則令人生疑了。

這里，我們不禁想起幾年前聯合政權總理大臣細川護熙的講話，他稱，“我個人認為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發言公表后立即招致來自各界的攻擊，細川后來不得已收回講話，把“侵略戰爭”改稱“侵略性行為”。

羽田孜就任總理大臣后似乎接受了細川的“教訓”，在幾次講話中也稱“侵略性行為”。這種稱“行為”而不言“戰爭”的決議反映了日本政府反省戰爭的曖昧性，個中內情更令人莫測，當然，要讓受過奴役和侵略的亞洲各國人民失望和礙難理解了。

決議對這場戰爭的責任只字未提，更沒有針對亞洲、太平洋諸國及人民近年來提出的被害賠償訴訟問題作任何交代。如果從積極意義上言，日本國會之所以在戰后50年作出一份決議，似乎是為了給那場戰爭畫個句號，從而取得亞洲諸國人民的理解和信任。然而，這個句號畫得并不圓滿，相反，內中的一些詞句明顯帶有推諉戰爭責任之意圖。

比如，決議中有一句話:

我們必須對過去的戰爭超越歷史觀之不同。

這里所謂“歷史觀之不同”，解釋開來，即，對戰爭的認識有各種各樣的觀點，諸如肯定論、否定論，或肯定又否定等，那么，這場戰爭究竟是錯了，還是對了?

根本沒有闡明，僅僅用一句給亞洲人民帶來了“苦痛”表示“反省之念”而已，當然不能說明日本最高權力機關歷史觀之真貌。相反，在曖味中露出的廬山真面目該是“肯定論”、“免罪論”等貨色。

在這種前提下，決議提出“超越歷史觀之不同”，不過是提示外界:你可以持你的歷史觀，我也可以抱住我的歷史觀，但都要超脫出米，“謙虛地學習歷史，建筑和平的國際社會”。說穿了，還是一個不認賬。試想，連“侵略戰爭”都不想認賬的歷史觀又如何能“同世界各國攜手”呢?當然，對戰爭責任、戰后賠償等一系列問題就更不可能提到決議的日程之上了，這也許是決議持回避態度的內在原因所在。

我們說，曾經飽受日本侵略、奴役的亞洲人民并非熱衷于糾纏歷史舊賬，更懷有摒棄前嫌朝前看的寬宏大度。然而，前提是尊重歷史，老老實實承認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樹立戰爭責任意識，唯有如此，才能得到亞洲人民的諒解和認同。如果繼續在曖昧、回避的軌道上滑來滑去即便再做出一千次類似決議，只會激發亞洲人民的不信任感，使日本徹底淪為亞洲的孤兒。

3、自民黨及政界的反響

《戰后五十年國會決議》是在自民、社會、先驅三個執政黨“合意”的基礎上出臺的。其中的社會黨(現改稱社會民主黨)一直被政界一些人物稱之“革新派”，加之三黨政權的首相為社會黨首村山富市，所以執政三黨在“合意”這份決議前后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也可以說，這份決議是三黨相互爭講、妥協的產物。因此，當這份決議提交國會通過時，包括在野黨在內全部投入到這場更加激烈的爭辯之中。最后，在投票表決階段，最大的在野黨新進黨全員缺席，共產黨全員投了反對票，自民黨議員中也有相當數量之人或缺席，或投反對票，結果，這份決議僅以出席議員的微弱超半數(實際不足議員總數一半)勉強通過。

決議通過前后，在政界反響最大的是自民黨。毋庸諱言，自民黨作為戰后執政時間最長的最大政黨，一直對戰爭責任持否定或曖昧態度。1993年8月，自民黨在大選中失敗，由野黨組成的新內閣在經歷不足兩年的激烈斗爭后崩潰，自民黨重新抬頭，與多年來一直作為競爭對手的社會黨，外加先驅黨聯合組建新政權，由社會黨首村山富市出任內閣首魁。

在這種聯合執政的態勢下，為了對付最大的在野黨新進黨，自民黨不能置合作伙伴社會黨的意見而不顧，于是，內閣內部出現了微妙的斗爭、妥協、聯合的局勢，不倫不類的決議就是這樣產生的。

然而，自民黨議員中的相當數量的人對本黨“遷就”社會黨的舉措頗為不滿，早在1994年11月就組成一個《終戰五十年國會議員聯盟》，超過半數的自民黨國會議員(計212人，自民黨參、眾議員總數為296人)加入了這一聯盟，推舉原法務大臣、因屢放厥詞而辭任的奧野誠亮為會長，“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事務局長、“日本遺族會”事務局長、戰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為事務局長，其方針是反對“國會反省、謝罪決議和不戰決議”、“絕不容忍戰后被歪曲的歷史認識”等等。

現將其《活動方針》全文收錄如下:

值此終戰50年之際，我們對在以前那場大戰中，懷著自存自衛和亞洲和平解放之愿而獻出寶貴生命的200余萬戰沒者及戰禍犧牲者表示慰靈和感謝之誠意，同時，反省戰后以來我國所走的道路，展望未來，期待著新的前進。特別是，要糾正戰后由于占領政策和左翼勢力的跳梁所帶來的，單方面對我國斷罪和自虐的歷史認識，基于公正的史實，解明歷史的走向，以期恢復日本及日本人的名譽和自豪。
為此，國會反省、謝罪和不戰決議，是旨在承認戰后被歪曲的歷史、絕不能容忍的為我國前途帶來禍患的決議。我們本著本議員聯盟成立之宗旨，回答國民切實的呼聲和期待，提攜廣泛的國民運動，實現所期目的之同時，同廣大亞洲諸民族開拓共生共榮之路。

這項《活動方針》再露骨不過地表明了自民黨大多數國會議員頑固堅持“自存自衛”、“亞洲解放”的戰爭觀，喊出了當年軍國主義分子的老調，唯一不同的是把當年“共存共榮”的口號換成了“共生共榮”。

除自民黨外，原本從自民黨分化出來的新進黨也站在反對戰爭反省的立場上，成立了一個“傳播正確歷史國會議員聯盟”，由小澤辰男任會長，50余名新進黨國會議員加入其中，該聯盟在成立《趣意書》中寫道:

今天，我們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存在之事實，意味著前次大戰的賠償、戰爭謝罪已經完全終了，盡管如此，這個時期的所謂謝罪，是踐踏了先人們的努力和名譽，也使我們肩負殘暴非道德民族的標簽永劫不得解脫。

為了制止和阻撓國會作出決議，一些政治家也紛紛登臺表演，甚至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頑固對抗，拋售其戰爭觀。

如羽田內閣的法務相永野茂門，村山內閣的環境廳長官櫻井新等都是在這個時候跳了出來，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存在，鼓吹“亞洲解放論”、“自存自衛論”等等。

1995年6月3日，即國會決議作出的前6天，曾任副首相兼外務大臣的渡邊美雄發言稱，“統治韓國不是殖民地支配”、“日韓合并條約圓滿締結不是依靠武力”。6月7日，在自民黨總務會議上，自民黨議員中尾榮一表示，對于“低頭謝罪的決議”絕不能贊成。

總務廳長官江藤隆美接下去講:

這是有關國家尊嚴的問題，絕不能輕率地使用殖民地支配的語言。

8月9日，文部大臣島村宣伸在發言中說:

戰爭攻擊了對手，把這說成是侵略，亦或不是侵略，是個思考方法問題......勝的一方不都是把對方說成是侵略嗎，如果只是日本單方面這樣做了，有必要深入考慮這個問題，可是，世界上有許多各種各樣的事例，總是摳這些東西是賢明的做法嗎?

1995年10月11日，總務廳長官江藤隆美在會見記者也為日本統治朝鮮大唱了一番贊歌。

4、民間與地方的反決議運動

1995年3月，由自民、社會、先驅三黨“合意”的戰后50年決議即將出臺之際，以日本遺族會及“報答英靈會”為主體的民間團體，為了阻止決議通過，組成了一個“終戰五十周年國民委員會”，推舉曾任日駐聯合國大使的加瀨俊一為會長，一直對東京審判持否定態度的青山學院大學教授佐藤和男為副會長，打著“日本國民”的旗號，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抵制決議運動。

3月16日，該委員會召開“阻止謝罪、不戰決議緊急集會”，邀請自民黨“終戰五十年議員聯盟”會長奧野誠亮到會講話，奧野稱:

搞侵略戰爭的是美英，我們與之戰斗的是美英而不是亞洲。

呼吁日本國民千方百計阻止國會決議的通過。接著，該委員會采取兩手抓的辦法，一是大張旗鼓地在日本各地開展簽名抵制決議運動；二是鼓動地方政府的縣、市議會通過《追悼戰歿者決議》，同國會決議分庭抗禮。這樣，在《終戰五十年國會決議》提交國會討論之前，該委員會就征集到500余萬人的簽名。

全國40幾個都道府縣中有25個縣級議會通過了《追悼戰歿者決議》。

1996年3月，“終戰五十周年國民委員會”宣布解散之際，身為該委員會副會長的佐藤和男推出一部《世界裁判東京審判》。

在這部書中，佐藤氏洋洋自得地記述了該委員會的“五大事業”:

一是召開了“亞洲共生祭典”大會，1995年5月29日在日本武道館召開，邀請了13名亞洲諸國及地區的“代表”，日本國內出席者達萬名左右。該會宗旨是“追悼為大東亞戰爭與亞洲獨立而獻出寶貴生命的全亞洲的戰歿者”;
二是掀起反對“戰爭謝罪的國會決議”簽名請愿運動，共征集5063647人簽名，并得到眾參兩院285名議員的贊同;
三是敦促25個縣作出“追悼戰歿者、獻上感謝誠意”的地方議會決議;
四是制作了“終戰五十周年特別企畫影片”，并展開了“各種紀念事業”。制作的影片有《獨立亞洲之光》、《自由亞洲的榮光》等，在全國范圍放映。另出版發行了《走向自由和獨立之路》、《亞洲共生祭典》、《亞洲共生祭典報告集》、《終戰五十周年國民運動報告集》等書類，還在名古屋建立起一座“亞洲共生之碑”;
五是編輯出版了《世界裁判東京審判》一書。

從佐藤氏津津樂道的“五大事業”可以看出，打著日本國民旗號的“終戰五十周年國民委員會”的活動相當猖獗，而且有恃無恐。在這個組織的活動和影響下，宮城縣鹽釜市議會本來通過了一項提請國會通過“不戰決議”的決議，內中著眼于兩點：

其一是必須嚴肅認識本國侵略戰爭的歷史；其二是必須對國內外戰爭受害者謝罪和賠償。

該決議通過后不出三天(1995年3月13日該決議通過)，即3月16日就遭到近10個右翼團體的集會反對，這個市議會屈服于壓力，于3月29日召開臨時市議會，宣布撤回半個月前一致通過的《侵略戰爭反省決議》，改換成向戰歿者表示哀悼之意的決議，該市議會議長稱:

撤回(決議)的背景，間接上不能不說是受右翼的影響，實在遺憾。

據史家稱，這種撤回一致通過的決議之舉，可以說是“前所未聞”。

無獨有偶，在學術界，一些堅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學者們也不甘寂寞，2月3日，由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發起，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一次反對謝罪、不戰決議的“國民集會”，參加者約4000余人，會后進行了示威游行活動，自民、新進兩黨組成的議員聯盟20余人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并在國會議事堂接受了“國民集會”的請愿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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