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你不一定知道的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1949年8月，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總結說司徒雷登的離任“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時間正是新中國即將誕生的前夕，今天駱大使公開其辭職請求的時間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之后；兩人均是翩翩而來，黯然而去。

司徒先生活著的時候已經見證了中國人民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現在駱家輝先生與埋在在西子湖畔的司徒先生一道又見證了中國人民還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以下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張文木教授文章《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一、別了的司徒雷登，魂兮歸來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年）離開了中國，8月18日，毛澤東發表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至于司徒雷登本人，毛澤東更是揭穿他“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的虛偽性。事隔半個世紀后的今天，考慮到司徒先生生前的遺望，2008年11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納并將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

那么，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要想對此作出正確的評價，我們不能不從司徒雷登來到中國，尤其是他任駐華大使期間中華民族面臨的歷史性問題以及司徒在這些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來判斷。

二、司徒雷登及其在華使命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國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1904年他畢業于紐約協和神學院，不久就重返中國，此后就在中國呆了近半個世紀。司徒雷登在中國期間，中國人民正在遭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而就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進入到最關鍵的1946～1949年，司徒雷登被來華擔任美國總統特使的馬歇爾看中并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這樣從一介書生轉身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代言人。

中國人所說的“司徒雷登”主要就是這一時期的司徒雷登，因為中國人是從他就任駐華大使期間——這也是中華民族處于最危險的時刻——的所作所為認識司徒先生的。

說司徒雷登，就不能不說馬歇爾。因為司徒就任大使期間肩負的是馬歇爾賦予的使命。

羅斯福在世時，馬歇爾任三軍參謀長，是羅斯福規劃和實現美國取代歐洲戰后世界體系的得力助手。1945年美國與蘇聯聯袂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了以美蘇為主導的歐洲體系之后，又聯合蘇聯確定了遠東的戰后安排。毛澤東就當時美國遠東政策分析說：“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這個分析對當時的美國和蘇聯的遠東政策也是適用的。

這時的遠東問題，對美蘇來說，基本就是中國問題。美國人明白，僅靠美國一家，是拿不下中國的。1945年2月，美國在雅爾塔會議上與蘇聯達成分割遠東的秘密協定。在這個協定中，美國犧牲中國利益同意將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同意中國大連港國際化，同意“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同意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蘇中共同經營。美國還答應保證協助蘇聯讓中國方面接受這個協定。雅爾塔協定的本質在于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后，美蘇以中國長城為界南北劃分勢力范圍。就這樣，美國背著中國，通過一紙協定既得到了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保證，又達到了瓜分中國的目的。

中國人民就這樣在抗戰勝利前夕，無端遭遇到了前門驅虎，后門進狼的形勢。

1945年4月，羅斯福逝世。這樣落實雅爾塔秘密協定的任務便轉到曾協助羅斯福規劃戰后布局的馬歇爾身上。8月14日，在美蘇的軟硬脅迫下，中國國民黨政府被迫接受這個協定。1945年10月重慶談判后，美蘇本指望通過“調停”國共兩方使美蘇事實上兩分中國，但事與愿違，重慶談判后中國內戰驟起，這迫使美國派馬歇爾于12月20日以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調停”。

馬歇爾的“出山”讓斯大林歡欣鼓舞。因為斯大林知道在美國當時的政治人物中，能理解且有能力落實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只有馬歇爾。12月23日，斯大林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時說：“如果有什么人能解決（中國）這個形勢的話，那就是馬歇爾將軍，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

雅爾塔秘密協定為即將獲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國預埋了將被進一步南北撕裂的可能性；更可怕的是這種可能性又被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承認轉化為現實性：1945年8月，蔣介石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事實上承認了損害中國利益的雅爾塔秘密協定。此后，蘇聯和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以外交支持并主張中國共產黨派代表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歇爾以總統特使的身份來華執行所謂“調停”任務。馬歇爾來華后第七天，英美蘇三國外長發表莫斯科會議公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的合法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這是對蔣介石的賣國行為的政治回報。

國民黨政府的賣國使中國反帝反封建和求統一反分裂的重任天然地落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在這時的政治對決中，如果真愛中國，就應當愛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就是反對中國最進步的力量。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司徒雷登站到了中國人民的對立面。

如果只是階級立場不同，這尚可諒解；問題在于，司徒雷登協助國民黨所表達的對中國的“愛”的情緒中，已有落實雅爾塔協定促成中國事實分裂的性質。

1946年初，也就是馬歇爾來中國前后，美國國務院已有了保持“一個分治的中國”的想法。據曾出任駐蘇大使的哈里曼回憶，他與同僚討論時表示：

我認為蔣沒有能力用戰爭來消滅共產黨的軍隊和重新控制滿洲。我以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結果是一個分治的中國，共產黨占領中國北部，蔣控制中國南部。我想像蔣能存在下去，并認為我是低估了共產黨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產黨無力接管整個中國的人是斯大林本人。

馬歇爾來華后，一方面幫助蔣介石向華北運兵，其目的是讓國民黨在那里為美國守住與蘇聯在雅爾塔協定中劃分的勢力范圍——作為對應措施，蘇聯也于1946年9月放中共軍隊進入東北以與之抗衡；另一方面又以“調停”的姿態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停戰提議”并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試圖促成中國兩個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實并存的局面。

令馬歇爾沒有料到的是，蔣介石接受馬歇爾“調停”——比如接受共產黨“停戰提議”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的目的與馬歇爾的設想是南轅北轍：蔣介石是在爭取時間，將美國幫助運到華北的軍隊用于從蘇聯手中收復東北而不是用于為美國守住華北利益。這打亂了馬歇爾與蘇聯分割中國的計劃。在蘇軍撤出東北前夕，蔣軍開始向東北大舉進攻。

是時，馬歇爾從美國述職回到中國，立即當面對蔣介石收回東北的想法施以“聲色俱厲”的高壓。面對蔣介石的軍事危機，馬歇爾冷冰冰地告訴蔣介石“國民政府不可能亦不應再往北進”，蔣介石表示除非共產黨撤出長春，不然他決不簽署或同意任何解決辦法。

馬歇爾則埋怨蔣介石錯過利用和平手段控制東北的機會。他批評蔣介石戰線過長，兵力分散，暗示蔣應向南收縮戰線。最后，馬歇爾威脅蔣介石：“如果不與共軍妥協，則美國將停止對運輸政府軍前往東北的支援。”蔣介石斷然拒絕馬歇爾讓他放棄東北的建議，于1946年5月19日，攻占四平。6月30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政會中常委聯席會議上做出實行“戡亂總動員”的決定，7月5日，發布“全國總動員令”。

1946年馬歇爾與蔣介石在收復東北問題上的爭論，關乎中國統一還是分裂。蔣介石在階級立場上代表中國反動的官僚買辦勢力，在這一點上，他與馬歇爾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在民族立場上蔣介石則主張中國統一，這招致馬歇爾不滿。馬歇爾在1946年7月寫信給杜魯門，表達了為實現美國在華利益不惜“換馬”的暗示。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說：

當我閱讀馬歇爾報告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據一個和平解決方案來共同工作。但是雙方也都有一些極端分子不要談判，決定拿武力來解決他們國家的命運。

蔣介石委員長自己則似乎介于這兩類人之間。在今年春季，他周圍的溫和派的影響無疑是占了上風，他同意做些讓步，盡管表現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樣子。然而，現在看來好像是極端的軍隊集團得勢，他不再愿意聽取馬歇爾的忠告了。

在得到馬歇爾同意后，杜魯門決定親自向蔣介石施加更大的壓力。8月10日，杜魯門讓中國駐美大使將一封長信轉交蔣介石。在信的結尾處，杜魯門威脅道：

除非在和平解決中國國內問題上，確保在短期內有著真正的進展，否則就不能期望美國輿論會繼續以無私的態度來對待你們的國家。而且我有對美國人民重新說明和解釋美國立場的必要。

我真誠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得到閣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們共同宣布的目標。

杜魯門既然給蔣介石下了逐客令，那么，推動國民黨政府“換馬”就必然提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日程表。在這個日程表上，馬歇爾相中了司徒雷登，讓司徒雷登擔任美駐華大使。其中原因，誠如毛澤東所說：“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云人物之一。”

現在回頭看來，馬歇爾相中司徒雷登的原因，除了毛澤東所說的，還應當再加上一條，這就是：司徒雷登與一般的外交家不同，套改斯大林贊賞馬歇爾的話說就是，司徒先生是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外交中的一個。

就在蔣介石發表“全國總動員令”一周后即7月12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在這樣的時刻，馬歇爾舉薦司徒雷登為美駐華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在中華民族處于命運攸關的歷史時候，置中國于美蘇雅爾塔協定預設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在西柏坡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大，很鼓勵人。毛主席笑著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三、司徒雷登忠實地執行了美國分裂中國的政策

看來馬歇爾還真會選人，司徒雷登并不是一個只會“之乎者也”的書生，他不僅對馬歇爾的政治意圖領會快而且落實得力。他任職才兩年多就給馬歇爾物色到了愿“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的李宗仁，并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么點“半獨立性”的蔣介石。其手段之干練、目的之陰險，以致事后讓受“惠”于此的李宗仁都悔罪不已。李宗仁后來在回憶錄中說：

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干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他們要象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樣善于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6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3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當時真正“沒有經驗的人”并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馬歇爾，而是三天兩頭往司徒雷登那里“跑官”的李宗仁自己。

閱讀過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間給美國國務院呈寫的大量報告的人，都不會懷疑司徒先生真是一個“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但在關鍵時候卻又很“懂政治”的人物。

1948年底，中共軍隊在遼沈戰役中的勝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國民黨政府垮臺的可能性，于當月16日給馬歇爾寫信，哀嘆“現時的國民黨領導已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主義擴展（實則是阻止中國統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這時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給美國政府主動提出比馬歇爾“兩分中國”設想更陰險的即“用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致中國再陷軍閥割據的建議。他寫道：

鑒于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讓委員長引退，并組成聯合政府，由張治中與馬家（五馬將軍：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鴻實、馬占祥）節制西北，四川、云南、貴州也分別由各省主席控制，這樣就可免受共產黨干擾，這在聯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樣，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下會加緊鞏固其北部地區，而宋子文則會在華南獲得喘息之機。這期間，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不僅如此，司徒雷登也沒有忘記分裂中國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

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國在華利益即將失去的時候，美國及其幫閑反動勢力即將退出中國的時候，司徒雷登先生一點也不善良，他已顧不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這白紙黑字的斑斑鐵證。我們通過這些“建議”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對中國國家統一的大趨勢時的陰暗心理：他不僅要使中國倒退到20世紀初的那種軍閥割據的亂局，而且還要在這種割據中實現美國的主導地位。

事后看來，司徒雷登干的結果顯然沒有讓馬歇爾滿意。毛澤東說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為了減小這個“責任”，司徒雷登先生面對無可挽回的失敗，卻是屢敗屢戰，干得和想得比馬歇爾要求的還要賣力、還要惡毒。這些大概才是最傷中國人民感情的地方。

四、1946～1949：司徒先生的人格經過了“帝國主義”的格式化

難道司徒先生不知道他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所謂“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的建議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嗎？

難道司徒先生不知道他所建議的“方式”正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歐洲人要求而又被美國人民拒絕的解決美國南北沖突的方式嗎？

難道司徒先生沒有讀過1858年7月10日林肯《合家之亂》這篇著名的演說嗎？如果讀過，那司徒一定會記住下面那令人感動的句子：

“家不和則不立”，我相信這個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維持半奴隸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聯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確希望停止它分裂。它或者將完全變成一種東西，或者將完全變成另一種東西：不是反對奴隸制的人制止奴隸制度進一步擴展，并使公眾相信它正處于消亡過程中，就是擁護奴隸制的人將把它向前推進，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論是老州還是新州，北部還是南部——都同樣成為合法時為止。這兩者必舍其一。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代表性質根本相反的兩個政治力量是無法彌合在一起的。試想如果當時歐洲列強對林肯時期美國南北內戰的“調停”成功，其結果必是美國分裂——美國的分裂當然符合歐洲的利益；同樣的道理，1945～1949年間，如果美國對中國國共沖突“調停”成功，其結果也必是中國更加分裂——中國的分裂當然符合美蘇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國人不愿意分裂，那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國人統一國家的心情呢？既然司徒如有些文章所說的對中國“愛得那么癡情，那么愚蠢，那么義無反顧”，那為什么還要重復用歐洲人對待美國內戰的方式對待中國呢？如果說，馬歇爾欲置中國于南北分裂的企圖已讓中國人民不能容忍，那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中國、中國即將統一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卻還在給美國出謀劃策，企圖再陷中國于20世紀初的“軍閥混戰”的災難之中，這不是在對中國人民犯罪又是什么呢？

最近中國國內有的文章似乎無視這些，稱司徒雷登先生是“甘愿死在中國的‘好人’”。可就是這位在1949年初將李宗仁捧上“總統寶座”并盛贊“李宗仁在正式就職后的數月中政績突出”的“好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別戀”，他似乎忘記了正在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堅持駐守南京并與中共代表黃華商談相互外交承認的途徑，并極樂意接受黃華傳達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以及希望他訪問燕京大學的邀請。他這樣做——比照他同期寫給美國國務院利用中國內戰分裂中國的建議報告看——并不是由于知時識務，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順應了中國進步潮流，而是他那已被帝國主義格式化的人格使然。1949年6月30日，他致電馬歇爾說：

此行將是邁向相互諒解的一步，并會加強中共內部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反蘇分子。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同最高一級的中國共產黨人非正式會談。機不可失。它將表明美國對中國動蕩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態度，并有可能對未來中美關系產生有益的影響。

就這樣，李宗仁及其支持者為司徒雷登忽悠而起，在其無用后又被迅速拋棄，成了無家可歸的棄兒，以至多年后李宗仁在回憶錄中用“滑頭政客”——而不是所謂“好人”——來評價有“恩”于他的司徒雷登。

其實，李宗仁的評價還是婉轉了些，因為李宗仁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急需美援而屢遭美國拒絕的1949年6月，司徒雷登還托即將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陳銘樞和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傳話：“如果新中國采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性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貸款。”兩個月后，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來之食”形容司徒先生的“好意”，說：“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如果李宗仁當時知道此事，再讀了毛澤東寫的這篇文章，還不知作何感想，可能這時的李宗仁對司徒先生的認識就不會僅僅停留在“滑頭政客”的層面。

司徒拋棄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產黨的姿態，使得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有些人埋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司徒雷登坐等解放軍進南京、積極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的舉動視而不見”。好像司徒想與共產黨“交友”，而共產黨沒有領情。如果這些人讀過前引司徒雷登為美國在華利益不惜置中國再陷軍閥內戰的那血淋淋的“建議報告”后，可能會改變對司徒的看法。司徒在報告中說得明明白白：“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當然，僅從司徒雷登個人而言，他在就任大使前后的表現當分別而論。如果說1946年就任大使之前的司徒雷登還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教育家”的話，那么1946年以后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國在華利益的忠實代言人，其個人人格已經過了帝國主義的“格式化”。我們所說的“別了”并不愿再見到的，就是這一時期——而不是其他諸如兒時或年輕時期——的司徒雷登。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緊要關頭，是中國人民處于帝國主義壓迫深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司徒雷登已沒了他時常掛在嘴邊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內的“中國朋友”，這時他心目中有的只有美國在中國的殖民利益。

五、司徒雷登應當懺悔

半個世紀前，毛澤東著文《別了，司徒雷登》，中國人民道別了司徒雷登的同時也送走了一段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屈辱歷史。杭州是司徒先生出生的地方，半個世紀后，司徒雷登骨灰被接納并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但“司徒雷登的歸來”并不表明中國人民對司徒雷登罪行的諒解，也沒有減輕司徒雷登在中國犯下的罪行。君不見，曾向司徒先生保證與共產黨“沿長江劃界”的李宗仁不也在1965年回到中國了嗎？現在再添個司徒先生也沒有什么不行。

李宗仁先生曾見證了中國人民站了起來并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而悔罪。司徒先生活著的時候已經見證了中國人民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現在他躺在西子湖畔可以再見證一下中國人民還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1949年3月5日在中共第七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

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毛澤東說的這一切已經變為事實。筆者想，如果司徒先生還真有那么一點良知的話，就應為自已在任大使期間曾對中國人民的所作所為寫些至少象李宗仁先生那樣的懺悔文字。李宗仁先生的懺悔獲得了中國人民的寬容和原諒，他去世后葬于八寶山；可司徒先生迄今對中國人民沒有只字悔罪，即使如此，中國人民還是將1946年任駐華大使前后的司徒雷登區別對待，滿足他的部分愿望，接納他回到其出生地杭州。若司徒先生還有那么一點良知，他在九泉下有知，他應該感謝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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