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敘事”為什么如此重要？｜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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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2026

第17錄

總第108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文明敘事”為什么如此重要？》

文科危機只是表象，更深刻的危機在于文明危機。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17錄 編者按

在人工智能加速重塑知識生產、資本與技術邏輯深度支配人類生活的今天，世界范圍內的人文社科危機背后反映出的是文明危機。技術越強大，人類越需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何在？當工具理性不斷吞噬價值理性，“文明敘事”肩負著關系現代化走向、人類命運選擇的戰略重任。

從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主體性、原創性的論述切入，追溯西方文明從啟蒙理性到技術加速主義的內在困境，鄭永年教授指出文科“理工科化”、知識“數字化”和人本價值失語，正在使文明失去自我解釋、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深層目標，正在于以“中國性”重建文明主體性，在守正創新中完成中國文明的再敘事。

01 基于主體性和原創性

的文明再敘事

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深刻地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如何實現主體性和原創性？總書記進而指出：“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strong>

從今天全球性文科危機和文明危機的大趨勢來看，盡管總書記的這一論述是針對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建設，但其意義遠超國界，不僅直指當代世界性文科危機的根源，更指向了文明再敘事的重要性。

2026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舉行重大成果發布會暨學術研討會，發布30項代表性重大成果（圖源：中國社會科學院）

02 發展方向錯誤

造成人文社科危機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今天世界范圍內的人文社科危機幾乎是直覺可以感知到的。隨著AI技術的迅猛發展，人文社科工作者的擔憂也與日俱增。近代以來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焦點都是技術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AI則不同，這一技術要解放的對象不僅僅是體力，更是智力。因此，人類面臨被AI所“取代”“殖民”“欺騙”的大趨勢 ，并且這一進程正在加速到來。盡管這一進程在一些領域較之另一些領域更為迅速，但人們相信這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不是可能性的問題。任何領域，一旦被AI所盯上，就逃脫不了這一命運。最近似乎出現一個世界范圍內的趨勢，即AI行業開始錄用人文社科的畢業生，一些人因此認為，未來人文社科畢業生比理工科畢業生更具有吸引力。但是，這一觀點既過于簡單，也不符合邏輯。恰恰相反，AI行業招收人文社科畢業生可能是人文社科加速消亡的開始。

如果文科被AI所取代，那么究其根源就在于文科發展方向的錯誤。近代以來，實證化被視為是文科的必然發展方向，眾人趨之若鶩。不過，在早期，西方社會科學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間保持著平衡，在人的物質性和精神性之間保持著平衡，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保持著平衡，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證化促成了社會科學的繁榮。即使如此，期間也已經有學者質疑和批評社會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實證主義只是收集無關緊要的事實和無視至關重要的事實的狂熱，實證主義把形而上學視為禁忌，表現為理論的愚昧。很可惜，在實證主義“狂熱”潮中，這樣的思考很少有人問津。深刻的危機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科盛行微觀化、數量化、模型化。簡單地說，文科被文科學者“理工科化”了。而理工科化的進程則在AI時代來臨之后突然加速。今天，“AI賦能”似乎變成了教育科研體系的唯一目標，包括AI for science、AI for social science、AI for medicine，或者AI for everything。人文社科領域一旦被人工智能化，那么所有的東西都被簡化成為了數字。

實際上，早于今天的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前，文科危機已經變得非常深刻了。經驗地看，AI的崛起過程便是人文社科衰落的過程。在世界范圍內，AI崛起于上世紀六十年代，但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后，文科就失去了其發展動力。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從那個時候迄今，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一個思想大家。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幾乎所有人文社科大家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成長的。和其它領域一樣，社會科學也是“時勢造英雄”。一方面，類似一戰、二戰那樣的人類苦難激發了人類的思維，六十年代思想興盛是此前苦難的結果。但是，六十年代之后，所有的危機似乎被“浪費”。從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從蘇聯的解體到今天各個區域的戰火紛飛，人類并不缺危機，但并沒有出現人類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突飛猛進也沒有反映在人文社科的發展上。近代以來的每一次產業革命都對西方人文社科的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1960年代以來，技術進步已經導致了經濟形態的巨變，對傳統社會形態和政治形態構成了巨大的沖擊。AI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正在促動社會政治巨變的技術。但是，在AI重塑人類甚至在重新定義人類本身的同時，我們人類渾然而不知，隨波逐流。當無論是苦難還是技術進步都促動不了人文社科變化的時候，人們不得不說人文社科已經處于深度危機之中了。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間線圖表（圖源：世界歷史百科全書）

03 文科危機不是學科危機，

而是意義危機

文科危機只是表象，更深刻的危機在于文明危機。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其思想體系，思想體系的核心表達便是以哲學社會科學為基礎的自主知識體系。今天世界范圍內的文科危機并非簡單的“文科危機”，而是更為深層次的文明危機的一種折射。

文明危機應技術變遷而生。歷史地看，技術的進步在增進人類福利的同時也給人類不斷制造危機。如果當人類有能力回答技術進步對于人類的意義的時候，那么技術能夠增進人類福利，而減少甚至消除技術進步對人類的負面影響。但是，一旦當人類沒有能力回答技術進步對于人類的意義的時候，那么文明危機就發生了。這也就是人類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是技術的加速發展，另一方面則是無能回答技術進步對于人類的意義。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迄今，資本邏輯和技術邏輯一直在主導著人類社會的變化，而反映人類文明核心的人文社科一直是這一全過程中最有力的“幫兇”。這尤其反映在西方的人文社科界。長期以來，有關人文價值的爭論被放置一邊，甚至被人們所拋棄。貫穿在從六十年代盛行的所謂的“意識形態終結”論到冷戰結束后的“歷史終結論”這一連續過程之中。自上世紀崛起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更是資本主導的象征。今天，美國科技右翼的“加速主義”更是一種讓技術本身來主導人類社會變化的新意識形態。

一旦讓資本和技術主宰了人類，那么文明就岌岌可危了。不斷發生的區域沖突甚至戰爭只是文明衰落的一種跡象。技術被輕易地用來“綁架”他國領導人，用來“斬首”其它國家領導人，用來屠殺平民。盡管技術的進步顯示了人的優越地位，但是站在人的生命價值看，這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人類的進步。

04 危機根源在于技術進步

與價值回答之間脫節

這里有必要檢討西方“文明敘事”是如何走到現在這一步的。盡管西方科技發達，但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從古希臘文明到現代美國文明，人們所見到的是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但這一進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技術經濟進步的同時，西方也能夠回答“人本身的價值如何？”這一核心問題。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概念來說，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是對齊的。

西方文明曾經是宏大的文明，從古希臘到羅馬帝國，西方文明有神性也有人性，有激情也有理性，有物質性也有精神性。但在歐洲進入宗教黑暗時代之后，神與宗教占據主導地位，人的地位被消除了。因此之后便有了文藝復興，重新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再到啟蒙運動，西方從制度上確立了人的中心地位。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一方面確立了人的主體地位，但另一方面，這一過程也重新定義了人。啟蒙運動把人簡化成為“理性”，并且此后，對“理性”的定義一直處于萎縮過程之中，直到今天需要再一次重新定義人了。

理性即是科學，人即是理性。這是啟蒙運動對人的最為簡單的再定義。因此，啟蒙運動之于人類具有兩個完全相反的意義，一方面確立了人的理性主體地位，把人的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水平，另一方面也開啟了人類的“萎縮”過程。前者是一個賦予意義的過程，后者則是一個“去意義”的過程。經驗地看，啟蒙運動也創造了兩個世界，一方面締造了人們所見的現代世界，另一方面也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盡的所謂的“現代性”問題；前者呈現為人類生活高度發達的物質屬性，后者呈現為人的生命意義的缺失、虛無主義和極權主義等等。

如果從“人文價值”來檢討，啟蒙運動對人類的簡單再定義必然導致其對人類的“去意義”化過程。在西方，后來人對啟蒙運動已經多有批評，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啟蒙運動藐視人文學科。啟蒙運動雖然確立了理性主義，但這場運動是庸俗的、功利的、缺乏精神和信仰的一種沒有方向的嘗試。啟蒙運動蔑視詩歌、詆毀宗教、排斥天才、不尊重人類生命中崇高的熱情。理性成為人類的最高法則，而激情、信仰、藝術甚至成了貶義詞。啟蒙運動推崇的是理性和科學，提倡的是嚴謹和澄明，但文學和詩歌顯然不具有這樣的特性，歷史、宗教、文學、和詩歌必然走向激情、混亂與情緒，所以它們被啟蒙運動排斥在外。例如，英國啟蒙思想家洛克建議父母要扼殺孩子的詩性，因為這種行為不符合理性主義的特征，詩歌被視為是人們的胡言亂語。牛頓也認為，詩歌是精心的胡編亂造，接近于白癡。在啟蒙運動的哲學家看來，詩歌可以點綴科學的真理，但并不能創造真理。伏爾泰說，只有充滿理性的文藝作品才是偉大的文藝作品。

第二，正如偉大的德國詩人歌德所指出的，啟蒙運動輕視人類的靈魂，忽視了人的心靈中藏著的比理性更為重要的東西。歌德認為，啟蒙運動的自然神論和唯物主義根本無法忍受人類復雜的心靈。這導致啟蒙運動對人類的美學毫無建樹，他們只關注那些外在的、膚淺的自然客體，而無視人類心靈中那些永恒的、深度的東西。歌德認為，啟蒙運動的這種膚淺，必然導致啟蒙運動走向唯物主義和無神論。

第三，啟蒙運動混淆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區別。啟蒙運動哲學家們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可以為宗教和道德提供明確的指導，因此把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當做了死物。他們混淆了自然客體和人類社會，混淆了道德和事實，混淆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無論科學如何昌盛，它也無法為道德提供價值，因為科學沒有價值觀。科學只是人類對自然真理某種粗糲的描述，它既不是真理，也不包含道德，科學無法對道德提供任何意義。

最后，啟蒙運動造就了烏托邦主義。以激進的黑格爾主義為代表，啟蒙運動相信，歷史是一個“目的論”的過程，最終的方向必將是實現全人類的自由。所以，追求道德目標是一種道德律。于是，他們轉向了一種激進的道德觀，設想出這樣一個世界——人類不需要勞動，物質極大豐富，按需分配等等。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推翻現有的一切才能實現。于是他們走向了烏托邦主義，并且認為自己的手段是科學的。這種思維導致了法國大革命，更導致了20世紀的重大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極權主義的興起和大屠殺等等。

1937年7月，民眾在舊金山舉行示威，抗議裁員及減薪（圖源：美聯社）

05 西方文明敘事失衡

的歷史教訓

盡管人們把近代以來的很多災難和啟蒙運動關聯起來，但或許是因為啟蒙運動造就了現代世界，啟蒙運動依然被視為一場偉大的運動。但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二戰以來，人們一方面反思啟蒙運動，另一方面依然繼續把“人”簡化。啟蒙運動把人簡化為理性，但這個“理性”被越來越狹義地定義。如果說在西方文明中，人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但西方文明對理性的定義卻促成了人的“魔鬼”一面被張揚，而“天使”一面被遏制，盡管在各種文學作品中人們所弘揚的依然是“天使”一面。結果便是以“工具理性”替代了“價值理性”，而這正是當代西方文明危機的根源。1945年7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進行了核試驗，領導這一秘密武器項目研發的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在被自己的成功震撼的同時想起了印度史詩《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詩：“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今天，人類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人類甚至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但不同的是，人類已經沒有了像奧本海默那樣能夠反思的具有人文主義的科學家了。

這是極端理性主義的必然邏輯。根據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每個人都可以在追求私利過程中實現公共利益。因此，在個體層面，理性意味著性惡，意味著極端的自私；在組織（例如公司）層面，公司只需要考慮利潤，而完全不需要考慮勞工、環保等外在影響；在國家層面則假定存在著“國家的理由”，一旦被視為是追求國家利益，那么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在所有這些層面，理性越來越表現成為赤裸裸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盡管技術層面呈現一派繁榮景象，但人文危機（亦文明危機）因此變得更為深刻，甚至是不同本質的危機。198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已經徹底改變了西方傳統經濟結構，摧毀了西方傳統社會結構，也因此瓦解了西方傳統的治理結構。今天，科技右翼的“加速主義”主張較之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有過之而不及。新自由主義主要發生在經濟領域，對政治領域的影響是間接的。但科技右翼的“加速主義”不僅在直接重塑著西方的經濟結構，而且也在直接影響社會和政治領域。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科技右翼建立在一種極端保守的宗教意識形態之上，它試圖通過加速技術發展來逃避民主對社會變化的制約，不僅借此緩解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危機，而且從長遠看塑造一個新的“上帝”，即無所不能的AI。如果科技右翼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那么結果是可以預料的，那就是再次需要重新定義人類?？v然科技右翼設想了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們可以從以往的體力甚至腦力解放出來，但這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形態呢？這里人再次被置于客體地位，被置于“養民”的地位。盡管AI解放了人類，但實際上機器讓人變成了奴隸。在一個無需勞作和思考的“新世界”，人和動物并無本質上的區別。盡管這是一種最佳的場景了，但這種場景是人類所需要的嗎？因為長期以來，資本和技術主導著人文社科研究，人們不再有能力提出類似的問題，更不用說是去回答類似的問題了。人文社科危機背后隱含著更為深刻的人類危機。

特朗普的科技界人脈，與傳統商界精英相比，科技右翼顯得更具政治野心和戰斗力，蒂爾、馬斯克、安德森等人均深度介入特朗普的權力集團，展現出強勢的政治議程塑造能力（圖源：NBC）

06 中國文明再敘事

的時代意義

文明是在自我更新中得以延續得以發展的。不用說是久遠的歷史長河中，自近代以來，在適者生存式的現代化競爭中，一些文明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另一些文明則長期處于停滯狀態；一些文明變成了極具侵略性質，而另一些文明則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文明與現代化既可以互相支撐，互相強化，但也可以互相損耗，互相弱化。現代化既可以賦能文明，但也可以弱化文明，甚至把文明導向錯誤的方向。盡管有太多的因素影響一個文明的生存和發展，但這個文明的“文明敘事”無疑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文明敘事既是屬于這個文明的人們對自己文明的認知，更是屬于這個文明的人們對自己文明的未來發展方向的認知。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視為是中國“文明敘事”的指引。總書記強調，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在于確立“中國性”，只有在這個前提下，自主知識體系才具備“原創性”。這里的“中國性”便是“文明性”，只有在堅守“文明性”的前提下，“原創性”才具有文明的意義。這也是今天我們討論“守正創新”的意義。如同很多文明，今天，中國也正在經歷一個現代化的進程。其它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告知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任何文明都要解決好自己的“文明敘事”這一核心問題。正如“中國式現代化”的定義所顯示的，我們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同樣，中國文明的進化也是“中國式”的。今天，只有在堅守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同時與時俱進，中國文明才能經萬世而不息。

因此，有兩個結論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只有在把我國的哲學人文社科建設和文明敘事結合起來思考，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才能凸顯其歷史的縱深意義和時代的現實意義。人們甚至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核心價值和目標在于中國文明“再敘事”。第二，只有把文科和文明關聯在一起加以考量，才能夠看到文科本身的發展對于文明進步的重要意義。也正是在這種文科和文明的關聯中，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論述的中國意義和世界意義才能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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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第17錄（總錄第108錄）

文明與現代化既可以互相支撐，互相強化，但也可以互相損耗，互相弱化?，F代化既可以賦能文明，但也可以弱化文明，甚至把文明導向錯誤的方向。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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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伍子堯

排版｜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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