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做空腦力勞動，大學還能教什么？

過去十年，中國人無比篤信“讀書改變命運”。尤其在互聯(lián)網快速發(fā)展的時代，年輕人在大學掌握一門高溢價的技能，然后到商業(yè)大機器里變現，就有機會實現階層躍升。

但當分工被AI打破，當腦力勞動的溢價被AI做空，這種巨變迅速傳導到上游的教育系統(tǒng)。

最近，在和一位身處AI風暴最前沿的軟件工程學院院長深聊時，他這樣描述過去兩年的感受——如同得了絕癥。“最開始感到絕望，然后被迫接受，接著繼續(xù)和‘病魔’斗爭，現在終于恢復了平靜。”

另一位哲學教授的反應，代表了一類古典知識分子。他給自己貼上了這樣一個略帶自嘲的標簽——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到目前為止，AI的好處和壞處哪個更大，他認為還無法判斷。

而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位青年教師在通識課上看到的一切。面對這場正在改變世界的巨變，那些尚未遭遇真實生存壓力的年輕人，表現出了一種驚人的冷漠。在他們眼里，AI不過是個更好用的做作業(yè)工具而已。

比起宏大又抽象的趨勢探討，這幾位身處一線的高校教師，為我們帶來了更加真實的觀察。他們的經歷像是一組切片，讓我們得以從全新視角，理解這場技術風暴。

沒有肌肉的學生

擁有了偽裝的強大

劉嘉院長來自一所985高校的軟件工程學院，他最直觀的感受是，傳統(tǒng)計算機行業(yè)那種“越分越細”的分工邏輯，被AI一刀切斷了。

他打了個比方：以前開發(fā)一個系統(tǒng)，就像開一輛車，車上必須配置專門的方向盤司機、剎車司機、燈控司機……每一個具體的細分職能，都在大廠里對應著一個明確的崗位。但現在，一個具備全局視野的架構師，帶上幾個AI Agent，就能一個人搞定前端、后臺、接口和UI。

“其實軟件開發(fā)最難的從來不是敲代碼，而是權衡?！眲⒃禾寡?。

在過去，初級程序員本質上就是“手工翻譯”，把人類的需求翻譯成機器邏輯。學好這門手藝門檻很高，所以哪怕是一個相對平庸的畢業(yè)生，只要會“聽懂指令并翻譯”，也能拿一份不錯的薪水。但今天，這項翻譯工作的價值已經被AI貶值到腰斬。

社會上總以為AI抹平了專業(yè)門檻，但在劉院看來，事實恰恰相反——AI正在極其殘酷地放大平庸者與頂尖高手的差距。因為只有在泥坑里摔打過、有豐富項目直覺的頂尖精英，才具備面對復雜風險時“權衡”的能力。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初級崗位生存空間被極速擠壓的同時，拔尖的應屆生卻能拿到讓劉院都震驚的百萬年薪。

但在這些令人咋舌的高薪背后，真正讓劉院感到隱憂的，是學生們身上一種“偽裝的強大”。

有了AI輔助，現在一個大一學生，就能跑出過去大四學生才能做出的項目效果。但在專業(yè)視角下，這非常危險。

“他們手上拿著核彈，卻根本不知道保險銷在哪，該在什么時候引爆?！眲⒃赫f。學習是需要“摩擦力”的，很多時候，人學習并不是為了單純獲取知識，而是在這個過程中，沉淀手感和底層的理解力。AI恰恰消除了這種摩擦力。

劉院提出了一個比喻：以前的大學像“圖書館”，學生進去把書本知識裝進腦子，畢業(yè)后拿去變現；但現在的大學必須變成“健身房”——你在健身房里哼哧哼哧舉杠鈴，不是為了最后把那塊鐵搬回家，而是為了長出肌肉。只有長出肌肉，走出校門后才能抗住未知的重壓。

但遺憾的是，現有的大學機器，很難適應這種轉身。在這位身處一線的院長眼里，眼下的教育體系卡在了一些Bug上。

比如計件式的學分體系，以前默認“投入時間和習得技能成正比”，但現在老師在臺上講，學生用AI幾分鐘就把作業(yè)跑完了，最后變成一種互相配合的“表演”；再比如評價體系，當我們還在考核記憶檢索和邏輯復現時，AI已經能預測90%以上的卷面答案，這種考試的“信號量”幾乎為零；更不用說長達四年的培養(yǎng)計劃，天生就跟不上AI幾個月甚至幾天一迭代的速度。

如果繼續(xù)用老一套辦法把學生送上流水線，他們畢業(yè)時就會發(fā)現自己成了一批昂貴的“殘次品”。

“不過，面對AI也不用覺得人被邊緣化了?！痹诹奶斓淖詈?，劉院的觀點反而透出一種理性的樂觀。

他覺得，過去漫長的工業(yè)歲月里，社會一直在極力訓練我們的“工具屬性”。而今天AI的使命并不是淘汰人，而是把人身上那部分本來就屬于機器的工具性，徹底剝離掉。只有當外殼被剝離，我們才能真正看清，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到底還剩下什么。

真正摧毀創(chuàng)造力的不是AI

而是績優(yōu)主義

面對這輪技術沖擊，高校里也不乏試圖保持距離的審視者。研究哲學的方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在這個“全員擁抱AI”的節(jié)骨眼上，他所在的學校給教師系統(tǒng)全線接入了AI備課工具。只要輸入幾個關鍵詞，系統(tǒng)就能在幾秒鐘吐出一份邏輯嚴密的授課大綱。但方教授試過一次后，就再也沒點開過那個按鈕。

“它給出的內容全都是正確但平庸的知識，缺少了一些獨特性?！边@種看似經驗主義的固執(zhí)，恰恰點破了AI在內容生產上的核心局限：它能毫無門檻地產出符合下限的內容，卻始終無法觸碰帶有獨特生命體驗的上限。在大學這種“人影響人”的場域里，高度標準化的知識顯得味同嚼蠟。

針對外界“AI工具會抹殺學生創(chuàng)造力”的擔憂，方教授持有不同觀點。“真正抹殺創(chuàng)造力的，從來不是某項技術，而是不問過程、直奔答案的思考方式?！?/strong>在他看來，真正傷害這些寶貴特質的，是這個時代根深蒂固的功利主義和績優(yōu)主義。AI只不過恰好助長了這種風氣，但風氣并不由AI產生。

順著這個邏輯，方教授戳破了一個更讓人無奈的現實：我們今天的無力感，根源在于舊有運轉模式的系統(tǒng)性卡殼。

在他看來，大學教育的本質從來都不是傳遞知識，而是培養(yǎng)能力。教育體制僵化，難出真正的人才，就快成為共識了。

大學教育有兩個不同來源：古典教育的來源是柏拉圖的Academia，以及中世紀的教會大學，目標是傳承古老文化、培養(yǎng)人性、完善人格；現代大學教育體制源自普魯士，目標是為工業(yè)化時代培養(yǎng)標準化、技術化的中等人才。

我們今天所感受到的就業(yè)陣痛和教育無力感，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普魯士模式的破產。

“普魯士模式的目標，是為工業(yè)化時代批量制造標準化零件?！狈浇淌诮忉尩?。但現在，社會和企業(yè)已經不需要大批量的“標準件”，AI完全可以做得更快、更便宜。

怎么破局？方教授提到了硅谷科技公司的一些變化。科技巨頭Palantir已經開始繞過傳統(tǒng)大學，直接在高中生里用“項目制”篩選并培養(yǎng)人才。未來的高等教育，邊界可能會徹底模糊。年輕人不必在固定的“專業(yè)”里熬時間，而是在具體的“項目”中掌握前沿技能，更重要的是——在真實的人際協(xié)作中完成自己的社會化。

“那文科生在這個時代是不是更吃香了？”我拋出了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在我這兒不分文科理科，”方教授的回答很干脆?！爸挥袃煞N人能活得很好：一種是技術過硬的大拿，另一種，是那些極其擅長與人建立連接的人。至于只會死磕書本、對現實兩眼一抹黑的學生，什么科都沒用?！?/p>

當知識未經篩選就涌向學生

判斷力成了重要能力

相比于站在風暴眼的軟件學院，剛畢業(yè)不久的青年教師偉東，身處一個相對邊緣的地帶——他在一所警察學院教通識課。

但即便在這里，AI的觸角也早已悄然探入。

第一次真切領教AI的威力，是在一次略顯狼狽的突發(fā)狀況中。當時偉東正坐在去學校報到的高鐵上，突然接到學校關于新教師“說課”的緊急通知。時間太緊，手搓一份幾十頁的PPT根本不現實。

情急之下，他只能在備忘錄里簡單敲下課程邏輯，扔給了大模型。幾分鐘后，一份排版精美、色調契合的PPT彈了出來。因為是馬原課，AI甚至非?！岸隆钡卦诒尘皥D里融入了馬克思的肖像。

“我必須承認，就算給我一整天時間坐在辦公室里慢慢做，效果也搞不過它。”偉東的語氣里帶著點無奈的折服。對于寫匯報、處理繁瑣文件這類程式化工作，他現在已經離不開AI了。

有意思的是，與偉東相比，他的學生們對AI表現出了一種驚人的“冷漠”。

這是一所入警率保持在90%以上的學校，入校幾乎等同于入職。外界的裁員潮、技術取代人類的恐慌，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像是在看平行宇宙的新聞。他們和AI的唯一交集，就是把它當成一個“更好用的百度”，用來對付老師布置的作業(yè)。

但恰恰是在這些批量生成的“水課作業(yè)”里，偉東撈出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第一堂課，他布置了一個小作業(yè)：“你眼中的馬克思”。收上來的文檔，絕大多數工工整整、套話連篇，一眼就能看出是AI的手筆。但有幾份作業(yè)寫得毫無修飾：“以前覺得他就是一個大胡子老頭，觀點都是應付考試要背的東西，又飄又虛。但后來真地去了解了，發(fā)現這老頭是真牛。記住他的話總比忘了強，有時候提出問題比回答更重要”

“看到這段話，我立刻確信這是他腦子里真實蹦出來的想法。這種帶點粗糙的真實思考，比那些邏輯完美的套話更打動我。”

這也是偉東在講臺上給自己找到的“生存坐標”。他深知馬原課連上兩個半小時，學生走神、看手機再正常不過。既然標準化的知識AI一秒就能生成，他就試圖在必須講授的內容縫隙里，塞進一些能觸動學生的東西。

“AI讓知識未經篩選，像自來水一樣涌向學生。怎么去判斷、歸類和取舍，才是我們現在該教的?！?/strong>偉東覺得，哪怕一學期下來，只能讓學生學會一些歸類知識的方法，提供一種沒想過的看問題的視角，這門課就算沒白上。

至于文科生的價值到底有沒有提升？偉東的看法清醒且殘酷：“文科培養(yǎng)的同理心和判斷力確實更重要了，但在現實的就業(yè)市場上，目前多數企業(yè)只愿意為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技能買單?！?/p>

尾聲

我們推崇績點、學分、標準答案，本質上還是在培養(yǎng)和篩選工具。但現在真正的超級工具誕生了，人在“工具屬性”上的競爭宣告破產。

這是一種殘酷的剝離，也是一次必然的解放。

無論是劉院長呼吁把大學從“圖書館”變成“健身房”，還是方教授預言打破專業(yè)壁壘，又或者是年輕的偉東努力激發(fā)學生的思考能力，都在指向同一個終點：教育必須把人從工具的倒模中解放出來。

大學并沒有真正“破產”，它只是被技術逼到了一個必須回歸本質的懸崖邊。

當機器越來越像人，人就不該再像機器。在分工體系被重構的當下，大學教育的使命正在發(fā)生轉變：教人如何在這個全新的世界里，找回作為“人”的主體性。

內容作者：關珊月

編輯：鄭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