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庫前瞻：特朗普5月訪華將帶來什么？｜IPP編譯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特朗普將于5月13日至15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在全球局勢動蕩的背景下，此次中美高層互動可能對地區地緣政治格局、全球經濟安全乃至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特朗普此次訪華正值中美關系面臨多重挑戰的時刻。中東局勢持續動蕩，不僅牽動美國“美國優先”的資源配置，其負面效應也正通過能源價格、航運安全和全球供應鏈傳導至世界經濟。與此同時，中美在貿易和進出口、稀土供應、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的結構性分歧仍未消解。疊加亞太安全形勢持續演變，各方對地區秩序、經濟安全和大國互動規則的預期更趨復雜。

日前，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多位專家就此次特朗普訪華進行前瞻，探討兩國領導人的互動可能對兩國各自關注的政策領域產生的影響，并就外界應如何評估此次峰會的成效進行分析。

升級風險籠罩下的“低預期”

喬納森·A. 欽（Jonathan A. Czin）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邁克爾·H·阿瑪科斯特講席研究員，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員

外界或許不應對即將舉行的“習特會”抱有過高期待。當然，自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會晤以來，中美關系的確有所穩定，但這種穩定仍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當前，雙邊關系更多是由于摩擦暫時減少，而非形成了積極議程，也缺乏圍繞兩國關系中諸多深層分歧的實質性對話。不少中國分析人士預計，美國可能在中期選舉之后，或在特朗普2029年卸任之后，重新回到更具競爭性的對華政策軌道。中國似乎正著眼于利用這一過渡窗口期，增強自身相對于美國的戰略位置。同樣，特朗普政府內部以及美國國會中，也有不少人主張重返持續性的戰略競爭路線。

此次峰會的外交安排，可能顯示了一些阻礙中美會談取得實質成果的深層因素。據報道，官僚層面的準備工作相對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進展的可能性。此外，特朗普政府較早且高調地釋放出希望今年舉行多次元首會晤的信號，反而可能削弱中方作出重大讓步的動力。中方可能認為，如果將讓步留待稍后提出，可能獲得更大價值；同時，中方也可能判斷，自稱最擅長“交易”的特朗普，會傾向于在中期選舉前將任何與中國達成的協議包裝為“重大突破”。

此外，未來仍存在一些風險，這可能使此次會晤成為中美關系的階段性高點，而非推動更多協議的起點。值得關注的是，今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部分此前關稅措施不合法后，特朗普政府正試圖重建其關稅體系。北京方面可能認為，如果美國將關稅水平恢復至此前狀態，將等同于破壞中美貿易戰中脆弱的“停火”安排，從而可能引發新一輪升級循環。

中美關系中的“暗流涌動的寧靜”（uneasy calm）

瑞安·哈斯（Ryan Hass）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

對中美兩國領導人而言，2025年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雙方都有能力給對方造成損害，但這種損害也會招致對自身同樣痛苦的反制。因此，去年10月，中美領導人在釜山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會晤時，同意達成一項貿易休戰安排。

特朗普目前似乎更關注維持這一休戰狀態，并利用這段時間降低美國在稀土等關鍵投入品上對中國的依賴。這一重點很可能將主導他此次北京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峰會的意義，更多在于它試圖避免什么，例如避免雙邊關系破裂，而不在于它能夠真正達成什么。

當然，特朗普訪華仍會產生一些成果。兩國領導人很可能會宣布中方采購美國商品，例如波音飛機和農產品。雙方也可能宣布建立一個雙邊“貿易委員會”，用于識別非敏感領域，推動采購承諾和有限的關稅調整。

值得關注的領域包括：中國是否會宣布對美重大投資，以及美國在臺灣問題上長期以來的政策表述是否可能出現某種變化。

只要訪問過程順利，且特朗普認為自己得到了足夠尊重，雙邊關系中這種穩定態勢可能延續下去。相反，如果特朗普離開時覺得自己受到輕視，或認為被輕視，他的態度就可能發生變化。此外，如果北京在他離開北京后立即熱情接待俄羅斯總統普京，特朗普也可能對被認為搶了風頭感到敏感。

結束疏離狀態

蘇珊·A. 桑頓（Susan A. Thornton）
耶魯法學院蔡中增（Paul Tsai China Center）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外交政策項目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對美國而言，特朗普即將訪問北京本身，就是此次訪問最重要的結果。新冠疫情以來，中美兩國政府之間的不信任急劇上升，跨太平洋溝通大幅減少。拜登是中美建交以來首位在任期間未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美國國會議員訪華也同樣明顯減少。

這種疏離狀態，恰逢雙邊緊張關系上升，以及全球權力結構、國際規范和制度發生突然而深刻變化的時期。當前，元首層面的溝通是中美關系中僅有的“護欄”。雙方需要這一渠道，避免誤判走向沖突。

當然，此次會晤發生在美伊沖突的背景之下，并非理想情形。但美國政策常常讓緊急事務擠壓重要事務，而特朗普這一次似乎決心不讓這種情況發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第一年就增加了同中國領導人的溝通，這一點值得肯定；中國領導層也展現出靈活性，并愿意保持這一溝通渠道暢通。雙方曾表示，今年可能舉行多達四次會晤，若能實現，將創下紀錄。此類會晤是防止誤判的最重要渠道，應當受到歡迎。畢竟持續性的疏離風險太高。

臺灣問題的不確定性

理查德·C. 布什（Richard C. Bush）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外交政策項目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習特會”將如何影響臺灣問題以及美—臺關系，目前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中國觀察人士都很清楚，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并不完全透明；而從美國方面看，當前也缺乏清晰、正式的政策協調機制。對于觀察特朗普政府的人來說，無論是在臺灣問題還是其他議題上，外界都很難看到此次峰會前有充分、密集的準備工作。希望美方官員正在同臺灣方面進行溝通，但并不清楚實際情況是否如此。

同樣難以判斷的是，兩國領導人將在峰會上以何種方式討論臺灣問題。相關討論會是在其他官員在場的情況下進行，還是僅由兩位領導人和譯員進行一對一交流，甚至沒有正式記錄人員在場？無論采取何種形式，美國高級官員是否有機會在會前向特朗普進行充分簡報，提醒其避免在臺灣問題上作出過多讓步，這仍是一個問題。

臺灣問題也可能被其他重要議題擠到次要位置，例如關稅、出口管制、俄烏沖突，尤其是美伊沖突。但中方已經釋放信號，臺灣問題無法被回避。因此，中國可能會要求美方調整其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表述，包括涉及所謂“臺灣法律地位”的表述；也可能要求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對臺軍售施加限制，并讓相關限制得到切實執行。

北京方面實際上可以通過同臺灣當局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下展開溝通，來緩和其對臺灣當局兩岸政策的諸多不滿，但過去10年來并未這樣做。至于美臺關系，作者借用卡特政府官員伯特·蘭斯（Bert Lance）的一句話稱：

“如果它沒有壞，就不要修。”（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中美是時候討論人工智能問題了

陳凱欣（Kyle Chan）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外交政策項目研究員

美國和中國是全球兩個人工智能大國。當前，幾乎所有最先進、應用最廣泛的人工智能模型，主要都由這兩個國家開發。隨著人工智能系統能力快速提升，其可能帶來的風險也在同步上升。

例如，Anthropic最新模型Mythos引發了外界對人工智能增強網絡攻擊能力的新擔憂；也有研究人員警示，人工智能工具可能幫助技術能力相對有限的行為體開發新型生物武器。與此同時，能夠連續數小時自主運行的人工智能智能體不斷擴散，也引發了有關系統非預期行動和失控風險的討論。

然而，至少在官方層面，中美之間幾乎沒有就人工智能問題展開充分溝通。兩國都將人工智能視為關鍵戰略技術，而這一領域的中美關系也呈現出低互信、高競爭的特征。不過，這一情況可能出現變化。有消息顯示，中美兩國領導人或將在即將于北京舉行的峰會上討論人工智能問題。可以預見的是，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幾乎必然會繼續激烈競爭。但理想情況下，兩國也可以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邁出合作步伐。

特朗普和中國可以從建立人工智能風險官方溝通渠道開始，推動制定非約束性的安全準則，并就人工智能誤用或安全事件有限共享信息。兩國都會對任何可能束縛自身發展的安排保持謹慎。但重啟中美人工智能官方對話，是應對這一日益高風險議題的關鍵第一步。

美國人工智能政策的盲點

馬穎毅（Yingyi Ma）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外交政策項目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人工智能領域的“冷戰”正在拉開序幕。本周，白宮指責中國對美國人工智能模型進行“產業規模”的竊取；與此同時，據報道，北京方面也采取行動，阻止Meta收購Manus——這是一家由中國團隊創立、目前總部位于新加坡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但更深層的競爭并非誰抄襲了誰的模式，而在于誰能掌握打造下一代前沿人工智能的人才。從這個維度看，特朗普此次峰會恐怕難以提供太多解決方案。

DeepSeek和Manus并不是由從美國機構“挖走”或“竊取”的人才打造出來的。它們的創始人和核心團隊，完全是在中國本土培養起來的。北京方面阻止Manus被收購這一舉動頗具啟示意義，因為它顯示出中國最看重的，是把前沿人工智能人才留在國內。相比之下，白宮仍將重點放在模型“蒸餾”和芯片管制上——這些固然是競爭的表現，卻并非競爭的根本。

從美國角度看，衡量此次峰會成效的關鍵，應在于它能否促使美國認真反思自身的人才危機：為什么美國本土培養的技術人才不足，為什么美國人工智能人才鏈條如此依賴移民，以及為什么這一人才供給鏈正在趨于收縮。

特朗普在芬太尼問題上已失去籌碼

萬達·費爾巴布-布朗（Vanda Felbab-Brown）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高級研究員，任非國家武裝行為體倡議主任、非洲安全倡議聯合主任

芬太尼及合成阿片類藥物前體仍是美中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但特朗普政府已經削弱了自身的談判籌碼。到2025年10月，中國承受住了特朗普2025年初加征的關稅，同時以反制性關稅、關鍵礦產出口管制以及抵制大豆等敏感進口商品作為回應。隨后幾輪外交接觸中，中國給予特朗普政府的成果，實際上與其在2024年底已經給予拜登政府的成果相同——即將硝氮烯類藥物以及數種芬太尼前體列管。

美中禁毒工作組仍在運轉，但美國官員告訴我，雙方合作的力度已不如2024年底那樣強勁。在2026年3月舉行的第69屆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會議上，美中雙方的交鋒頗為激烈：美國代表團抱怨中國在阻止芬太尼前體流出方面做得不夠，而中國則指責華盛頓“單邊霸凌”。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任由拜登時期建立的““全球應對合成麻醉品威脅聯盟”（Global Coalition to Address Syntheic Drug Threats）逐漸失去活力，從而使自己失去了那種曾經能夠促使中國作出回應的多邊禁毒壓力。此外，特朗普政府偏愛的外交工具——關稅——也因美國最高法院2026年2月作出不支持其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裁決而受到重創。美國新法案《阻止中國芬太尼法》（H.R.747）試圖在中國不配合打擊合成毒品流動的情況下，對中國官員及其他相關行為體實施簽證禁令和其他制裁，但該法案目前仍停滯在參議院。

2026年3月，在將墨西哥販毒集團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之后，美國開始以“為恐怖主義提供實質性支持”的罪名起訴中國前體化學品走私者。此舉令中國不滿，但只是一個較小的刺激因素。對中國而言，更大的刺激將是美國政府在9月發布所謂“2025財年主要毒品轉運國或主要非法藥物生產國的總統決議備忘錄”時，將中國列入主要非法毒品供應國名單。

石油、煤炭與能源政治

斯科特·M. 摩爾（Scott M. Moore）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外交政策項目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伊朗沖突的氣候與能源影響，將從兩個方面影響即將舉行的“習特會”。一方面，能源市場受到擾動，已經顯著推高了中國能源進口成本，并且幾乎必然會導致煤炭消費增加。峰會開始時美伊沖突若仍在持續，中國將會希望盡可能降低這類外部沖擊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

另一方面，這場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中國能源安全策略的合理性。中國長期采取“多元并舉” （all-of-the-above”）的能源戰略，同時發展化石能源與非化石能源，并推動能源系統電氣化，使來自不同來源的電力能夠實現更優化的整合，并越來越多地實現儲存。中國長期增加陸路而非海上油氣供應的投資，尤其是來自俄羅斯等方向的供應，在當前形勢下也顯示出其戰略意義。因此，到目前為止，相比于沒有這些布局的情形，中國受到能源供應中斷和價格波動沖擊的程度相對較低。

從美方角度看，衡量此次峰會成效的一個標準，是中國是否同意增加購買美國能源，而不是繼續擴大從伊朗、俄羅斯以及其他美國視為對手國家的能源采購。

有原則的強硬與戰略克制

邁克爾·E. 奧漢倫（Michael E. O’Hanlon）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主管，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主任，非洲安全倡議聯合主任

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戰略，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以及向國會提交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年度報告》（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都有詳細闡述。這一戰略是穩妥的，應當指導特朗普對華政策。

特朗普應保持整體積極的基調，同時在關鍵問題上明確、堅決地提出分歧。同時，特朗普應避免使用近年來美國官員對中國有時使用的一些“敏感詞”。不應稱中國為“邪惡軸心”成員，也不應稱其為敵人甚至對手。這類用詞要么過于強烈，要么過于煽動，或過于籠統，不利于建設性和公平的交流。批評是可以且必要的，但夸張言辭和人身攻擊式表述則不明智。

這種做法——在具體問題上存在強烈分歧，但在私人關系以及整體雙邊關系中保持相互尊重甚至一定程度的友好——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建設性接觸的可能性，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戰爭風險。我認為，對于評估本次峰會以及現代美中關系中的大多數其他峰會的成果而言，最后一個目標才是最重要的。

*內容于5月4日發布于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官網，原標題為“Commentary What will happen when Trump meets Xi? Brookings experts weigh in”。中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內容有所刪減。所有編譯的觀點僅代表原作者，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