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定“故意與過失”的規范邊界 競合規則與法律后果差異化

刑法“主觀罪過”的梯度化評價機制探究：故意與過失的規范邊界、競合規則與法律后果差異化

作者：唐從祥（筆名唐駁虎）

摘要

主觀罪過的認定與區分，是刑事責任建構的邏輯起點，亦是刑法評價精細化的核心命題。我國《刑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五條雖對故意與過失作出了概念界定，但二者在規范層面的邊界并非涇渭分明。司法實踐中，認定模式的簡化與“明知”概念的擴張使得故意犯罪的適用范圍呈泛化之勢；理論層面，關于二者關系的“互斥論”與“層級論”之爭，直接影響著罪過競合時的法律適用邏輯。本文認為，故意與過失并非非此即彼的排斥關系，而是在規范責任論視角下呈現梯度化層級結構：故意是過失的“升級形態”，二者共享“避免可能性”這一歸責基礎，但在認識精確度與意志對立性上存在程度差異。基于這一邏輯，應當確立“故意吸收過失”的競合規則，構建“客觀危害—主觀罪過”雙維度的刑罰個別化機制，并在司法解釋中引入“根據故意從重處罰”的規范化路徑。

關鍵詞：主觀罪過；梯度化評價；故意與過失競合；規范責任論；刑罰個別化；刑法

一、問題的提出

（一）理論預設與實踐張力：問題的緣起

故意與過失作為犯罪主觀要件的兩種基本形態，其區分不僅關乎罪名的成立，更深刻影響著刑罰的輕重。然而，這一看似基礎的二元劃分，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卻持續引發爭議。我國刑法學界長期存在“互斥論”的通說，認為故意與過失在邏輯上相互排斥，一個行為不可能同時成立故意犯與過失犯。①這一觀點在傳統犯罪構成理論框架內具有自洽性，但面對復雜案件——尤其是事實認識錯誤、共犯過限、罪狀表述模糊的法定犯時——其局限性日益顯現。

實踐層面，司法認定呈現出令人憂慮的擴張態勢。一方面，認定模式從傳統的“明知+行為+意欲結果”簡化為“明知+行為”，“意欲要素”在諸多罪名中被虛置；另一方面，“明知”的解釋從“明明知道”擴張至“應當知道”乃至“故意不知”，使得過失行為在缺乏對應過失罪名時被“升格”為故意犯罪處理。②這種簡化與擴張的雙重趨勢，本質上源于對故意與過失關系的“非此即彼”式理解，而非對二者內在邏輯關聯的準確把握。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當刑法分則條文未明確使用“明知”“希望”“放任”等反映心理態度的詞匯時，僅以法定的心理責任概念實難區分故意犯與過失犯。這造成了理論界對某些罪名的罪過類型存在重大分歧，反過來又影響司法適用。河南“掏鳥窩案”、深圳“快播案”等引發公共討論的案件，本質上均折射出這一深層問題——在這些案件中，公眾對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斷，而司法認定與公眾直覺之間的落差，恰恰反映了現行罪過理論在解釋復雜案件時的捉襟見肘。

（二）立法變遷與解釋困境：問題的深化

《刑法修正案（十一）》及《刑法修正案（十二）》相繼出臺，新增和修改了若干罪名，但對罪過形式的立法表述仍保持模糊姿態。以《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污染環境罪為例，立法者將結果要件從“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后，關于該罪罪過形式究竟是故意、過失抑或二者的混合，學界爭論迄今未止。③有學者主張故意說，認為該罪屬于典型的行政犯，應以故意為原則；有學者主張混合罪過說，認為故意與過失均可成立；還有學者主張擇一罪過說，認為應根據具體情形分別認定。這一立法技術上的“含混”，迫使理論界必須提供更為精致的解釋框架。

更值得關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3〕7號）在第八條明確規定了“明知他人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嚴重污染環境的，以共同犯罪論處”。④共同犯罪的成立以故意為前提，這一規定似乎暗示司法解釋傾向于承認污染環境罪的故意形態。然而，該解釋第六條同時規定“行為人認罪認罰，積極修復生態環境，有效合規整改的，可以從寬處罰”，這一表述并未限定于特定罪過形態，似又包容過失情形。這種規范層面的“雙重姿態”，恰恰說明故意與過失在該罪中并非互斥關系，而應作包容性理解。

除污染環境罪外，其他法定犯的罪過形式認定同樣存在爭議。例如，妨害藥品管理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之一）、非法引進外來入侵物種罪（《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之一）等新增罪名，立法者在罪狀描述中往往使用“違反國家規定”“情節嚴重”等模糊表述，未明確罪過形式。這種立法技術上的“含混”并非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反映了某種立法策略——立法者可能有意將罪過形式的解釋任務留給司法機關和理論界，以保持法律的適應性。然而，這種策略的代價是司法適用中的不確定性與理論分歧的持續存在。

（三）研究進路與論證結構：問題的回應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嘗試提出主觀罪過的“梯度化評價機制”——既區別于傳統“互斥論”的僵硬對立，也避免“混合罪過說”的邏輯含混。這一機制的核心理念是：故意與過失并非截然區隔的兩種心理狀態，而是在“規范可譴責性”維度上呈現程度差異的連續光譜；刑法對二者的區分評價，應在共享歸責基礎上實現差異化處理。

本文的論證將逐層展開：第二部分從規范邊界入手，解構《刑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的法條邏輯，分析“互斥論”的理論困境與“層級論”的規范證成，提出故意與過失規范邊界的三重判斷標準；第三部分轉向競合規則，在犯罪構成要件關系的類型學分析基礎上，確立“故意吸收過失”原則，并結合司法解釋的實踐回應加以驗證；第四部分聚焦法律后果，從法定刑配置、量刑階段、刑罰制度三個層面展開梯度化評價的規范實現，并提出“罪過梯度系數”的具體構想；第五部分總結全文，提出立法與司法建議，展望未來研究方向。

二、故意與過失的規范邊界：從“互斥”到“梯度”

（一）《刑法》第14條、第15條的規范解構與內在張力

1. 法條文義的比較分析

《刑法》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

從文義結構分析，二者的差異集中于兩個維度：其一，認識因素上，故意要求“明知”（現實的認識），過失則容忍“應當預見而未預見”（潛在的認識可能性）；其二，意志因素上，故意要求“希望或放任”（對結果的積極或消極容認），過失則以“結果違背意愿”為前提——無論是疏忽大意的“未預見”還是過于自信的“輕信可免”，均表明行為人對結果持排斥態度。有學者據此認為，故意與過失“是內容各異、形式有別的兩種心理態度”，在理論上已成定論。⑤

然而，這種概念上的截然兩分，在現實中往往面臨“灰色地帶”的挑戰。以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過于自信的過失）為例：前者是“認識風險+放任發生”，后者是“認識風險+輕信可免”。二者在認識因素上均達到了“預見可能性”的程度，區分的關鍵在于意志因素——行為人對風險結果究竟持“無所謂”還是“真誠信其不發生”的態度。然而，這種主觀心理的查明在證明層面極為困難，司法實踐中往往只能依賴客觀行為進行間接推定。

2. “灰色地帶”的規范分析

德國學者在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區分問題上發展出多種理論學說，包括“可能性說”“蓋然性說”“容認說”“認真對待說”“防果意思說”等。⑥這些學說的共同難題在于：當行為人聲稱自己“相信結果不會發生”時，如何從外部判斷這一聲稱的真實性？司法實踐通常借助以下因素進行綜合判斷：行為人與結果對象的關系（如是否具有特殊關系）、行為人對風險的具體認知程度（如是否采取了某種預防措施）、行為人在結果發生后的反應（如是否積極救助）等。然而，這些因素均屬間接證據，難以形成確定性的證明標準。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當刑法分則條文未明確使用“明知”“希望”“放任”等反映心理態度的詞匯時，僅以法定的心理責任概念實難區分故意犯與過失犯。這造成了理論界對某些罪名的罪過類型存在重大分歧，反過來又影響司法適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從心理因素的角度區分故意與過失，固然可以處理典型案件，但無法完全解決規范層面的認定難題。⑦因此，有必要從規范責任論的視角重新審視故意與過失的關系。

（二）“互斥論”的理論困境與體系反思

1. “互斥論”的基本立場與內在缺陷

德國刑法理論長期存在“互斥論”的通說，認為故意與過失是“不同種類的責任形式”，在構成要件階層即已分道揚鑣。德國學者耶賽克指出，故意是對于法定構成要件行為的客觀要素的知與欲，而過失則是違反注意義務實現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⑧因此，故意與過失是相互排斥的。在德國文獻中，這種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居于通說地位，該觀點是從一般語言的概念邏輯上來看待故意與過失的關系——兩種概念互相排斥，并不互相包含。

然而，“互斥論”在事實不明時會導致明顯的處罰漏洞。陳洪兵教授深刻指出，互斥論因在事實不明、認識錯誤、共犯過限時會導致明顯的處罰漏洞，而早已被國外主流觀點所拋棄。⑨例如，當無法證明行為人對結果“希望或放任”卻也無法證明其“輕信可免”時，“互斥論”將面臨兩難選擇：認定為故意則可能冤枉，認定為過失則可能放縱。這種“全有或全無”的武斷取舍，既不符合責任主義的要求，也難以滿足刑事司法的現實需要。

此外，“互斥論”在處理認識錯誤案件時也存在困難。以“打擊錯誤”為例，行為人意圖射殺甲，但子彈偏離擊中乙致乙死亡。按照“互斥論”的邏輯，對乙的死亡結果，行為人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互斥論”只能在“對乙成立過失致人死亡”與“對乙成立故意殺人既遂（法定符合說）”之間作出選擇，但兩種方案均存在理論上的不徹底性。若承認故意與過失的梯度關系，則可以將此案理解為：行為人對乙的死亡至少具有過失，在滿足特定條件時可以“升格”為故意評價。

2. 體系性困境的具體展開

“互斥論”的體系性困境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加以觀察。

第一，證明困境。在刑事訴訟中，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屬于“內心事實”，通常只能通過間接證據加以推定。當證據無法確證行為人是否具備“希望或放任”的意志要素時，“互斥論”要求法官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這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極易導致錯判。若承認“梯度論”，則可以首先認定過失，再根據證據的可信度判斷是否能夠“升級”為故意，從而避免了“全有或全無”的武斷。

第二，評價困境。“互斥論”將故意與過失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責任形式，但這一判斷與刑法分則的法定刑配置存在內在矛盾。如果故意與過失是“質”的不同，那么二者之間的法定刑差距應當是“跳躍性”的而非“連續性”的。然而，觀察故意殺人罪（法定刑最高為死刑）與過失致人死亡罪（法定刑最高為七年有期徒刑）之間的刑量落差，可以發現這一落差雖然顯著，但并非不可逾越——二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量刑空間，這恰恰說明立法者將二者視為同一評價維度上的不同層級，而非兩個完全獨立的評價體系。

第三，競合困境。如前所述，當同一行為同時觸犯故意罪名與過失罪名時，“互斥論”無法妥當處理二者的規范關系。若堅持故意與過失“非此即彼”，則當行為人同時滿足故意犯與過失犯的成立條件時，便只能擇一認定，而無法解釋什么故意犯的邏輯構成中必然包含過失犯的核心要素。

（三）“層級論”的規范證成：概念邏輯與規范評價的區分

1. 德國客觀歸責論的理論資源

德國持客觀歸責論的學者（如Puppe、Jakobs等）對“互斥論”提出了有力質疑。他們認為，故意與過失同樣必須滿足“制造不被容許的風險”這個不法要件，從客觀歸責標準來看，故意犯與過失犯都是違背注意義務。⑩故意與過失不是異類關系，過失是一般形態，故意則是過失的特別形態。換言之，過失是欠缺認識而制造不被容許的風險，而故意則是具有認識而有意制造不被容許的風險。

Jakobs進一步認為，故意犯和過失犯可以統一到“避免可能性”這個概念之下：過失是對應該避免的事能夠認識卻欠缺實際的認識，故意則是應該避免的事能夠認識也有實際的認識。?這一判斷的邏輯延伸是：每一個故意犯邏輯上都同時包含一個過失犯——若行為人對風險有認識卻仍有意義地實施，則當然滿足“應預見而未有效避免”這一過失歸責要求。因此，故意與過失呈現“量的差異”而非“質的對立”：故意是建立在過失基礎之上的“更高層級的罪過形式”。

日本學者高川佳奈子也認為，故意責任的本質是認識到了構成要件事實，過失責任的本質是具有認識構成要件事實的可能性，故意與過失存在著大小或階段關系。?這一判斷與德國客觀歸責論的基本立場高度一致，表明“梯度論”并非某一國刑法理論的獨特立場，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共識。

2. “規范層級關系說”的本土建構

我國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規范層級關系說”。從規范責任論的角度出發，拋開概念的邏輯關系，犯罪故意與犯罪過失存在規范的層級關系：故意比過失具有較高程度的不法和罪責，在不法和罪責上，故意是比較強的形態，過失是比較弱的形態。?日本學者大塚仁教授也認為，故意與過失都是責任的要素，在針對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對行為人進行人格非難的一點上，責任過失與責任故意具有共同的性質。故意表示的是積極的反規范的人格態度，而責任過失表示的是消極的反規范人格態度。?因此，在構成要件性故意和違法性故意之中，規范地包括構成要件過失和違法性過失。

本文贊同“層級論”的基本立場，理由有三。

第一，“互斥論”在事實不明時會導致處罰漏洞。正如陳洪兵教授所言，將故意與過失視為截然對立的關系，在無法證明行為人對結果“希望或放任”時，將面臨兩難選擇。而“層級論”允許將故意“降格”評價為過失，從而避免全有或全無的武斷取舍。?

第二，“互斥論”難以解釋法定犯中的罪過認定難題。以污染環境罪為例，若固守“互斥”立場，則該罪要么只能是故意犯，要么只能是過失犯。但立法者將結果要件修改為模糊的“嚴重污染環境”后，真實意圖恰恰是包容兩種罪過形態。蘇永生教授明確指出，不論從刑法相關條文的客觀含義還是污染環境罪的處罰必要性來看，均應當將污染環境罪的罪過形式解釋為包括過失。?這正是“層級罪過說”的核心主張。

第三，“層級論”更契合責任主義的價值內核。責任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刑罰與主觀惡性的相稱性。如果故意與過失僅是程度差異，則“梯度化”處理自然成為邏輯延伸——這不僅不違反責任主義，反而是責任主義精細化適用的體現。

3. 概念邏輯與規范評價的區分

需要強調的是，“層級論”并非否認故意與過失在概念邏輯上的區別。從概念邏輯的角度看，故意與過失確實可以相互排斥——“故意”這個概念的內涵中包含了“希望或放任”的意志要素，而過失的內涵中則包含了“結果違背意愿”的要素。然而，刑法評價并不僅僅依賴于概念邏輯的推演，更需要考慮規范評價的內在結構。

規范評價與概念邏輯的區別在于：概念邏輯關注的是概念之間的內涵關系，而規范評價關注的是行為人在具體情境中的可譴責程度。從概念邏輯的角度看，“故意”與“過失”確實可以相互排斥；但從規范評價的角度看，二者共享相同的歸責基礎——“避免可能性”，并且在這一維度上呈現程度差異。因此，“梯度論”并非否定故意與過失在概念上的區別，而是主張在規范評價層面將二者理解為同一維度上的不同層級。這一區分有助于澄清理論爭議的實質——許多看似對立的理論立場，其實源于對“概念”與“評價”兩個層面的混淆。

（四）規范邊界的三重判斷標準

基于“梯度論”立場，故意與過失的規范邊界并非剛性界限，而是通過以下三個維度的綜合判斷加以區分的動態區間。

第一，認識精確度。 故意的“明知”要求行為人對構成要件事實——行為性質、行為對象、結果發生概率——具有相對清晰的認識；過失則以“認識可能性”為已足，容忍一定程度的模糊甚至無知。在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區分上，認識精確度的差異尤為關鍵：前者通常對風險有較明確的預估，后者則往往存在“僥幸心理”導致的認知折扣。有學者指出，認識精確度的判斷應當以行為人的實際認知狀況為準，而非以一般人的認知水平為基準，因為主觀罪過的評價最終指向的是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第二，意志對立性。 故意的意志要素表現為對規范效力的“挑戰”——無論是希望結果發生的積極追求，還是放任結果的漠然態度，均顯示出行為人對法秩序的敵對立場；過失則表現為對規范義務的“疏忽”——行為人并非意圖對抗法規范，而是未能達到法規范所期待的注意標準。這一維度在價值評價上的權重最高：即便認識精確度相近，意志的對立與否將決定責任性質的歸屬。在司法實踐中，意志對立性的判斷通常依賴于以下因素：行為人是否采取了降低風險的措施、行為人對風險的“真實態度”（可以通過事后行為反推）、行為人與法規范的一般關系（如前科、職業規范遵守情況等）。

第三，規范可譴責性程度。 故意犯的可譴責性在于行為人“本可避免違法卻選擇違法”，過失犯的可譴責性則在于“本可履行注意義務卻未履行”。前者是對法秩序的主動挑戰，后者是對注意義務的被動懈怠，二者在道德非難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這正是刑法對故意犯罪配置更重刑罰的規范性理由。有學者從“人格責任論”的角度進一步指出，故意反映了行為人“積極的反規范人格態度”，而過失則反映“消極的反規范人格態度”，二者在人格非難的程度上的差異，決定了責任性質的根本區別。?

需要指出的是，這三重標準并非各自獨立、互不關聯的判斷步驟，而是相互印證、綜合考量的整體框架。認識精確度影響意志對立性的判斷，而二者共同決定規范可譴責性的最終評價。梯度化評價機制的核心優勢，正在于承認這三個維度上的程度差異可以相互補充、綜合判斷，而非孤立地尋求某一維度的“非此即彼”。

三、故意與過失的競合規則：從“互斥”到“包容性評價”

（一）犯罪構成要件關系的類型學分析

要理解故意與過失在規范層面的競合關系，首先需要厘清犯罪構成要件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類型。陳洪兵教授借鑒德國學者Klug的概念集合理論，將犯罪構成要件之間的關系分為異質關系、同一關系、從屬關系、交錯關系四種類型。?

異質關系是兩個互不相干的概念集合，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之間基本上屬于這種關系。例如，故意殺人罪與盜竊罪、強奸罪與偽造公文罪，在構成要件層面沒有任何邏輯關聯，只有具體案件事實可能使它們偶然“相遇”。

同一關系是兩個完全重合的概念集合，除立法缺陷外，同一部刑法典中不應出現構成要件完全重合的罪名。

從屬關系（包容關系）是指在兩個大小不同的集合之間，一個概念集合完全可以包含另一個小的集合。例如，保險詐騙罪與詐騙罪之間，任何符合保險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必然同時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這就形成了“大小圓”的包容關系。故意殺人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之間的關系也屬于此——前者邏輯上必然包含后者。

交錯關系（交叉關系）是指兩個概念集合之間有部分重疊，甲罪構成要件是乙罪構成要件的一部分，但實施甲罪并不必然觸犯乙罪，反之亦然。例如，招搖撞騙罪與詐騙罪、交通肇事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均屬此類關系。

故意與過失的關系屬于哪一種？從概念邏輯上看，故意與過失涉及的是同一構成要件內部的主觀要素，而非不同犯罪構成要件之間的關系。但對于那些在立法上同時規定了故意形態和過失形態的罪名（如故意殺人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二者之間顯然屬于從屬關系——故意殺人罪的成立邏輯上必然同時滿足過失致人死亡罪的要件。這正是“包容性評價”得以成立的概念基礎。

（二）故意與過失競合的類型化分析

罪過形式的競合，通常出現于兩種情形。

其一，同一行為同時觸犯故意罪名與過失罪名，且兩個罪名在構成要件上存在邏輯上的“大小圓”關系。 如前所述，故意殺人罪（重）與過失致人死亡罪（輕）之間：任何符合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的行為，邏輯上必然同時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要件（因為“明知+追求”必然滿足“應當預見+疏忽”）。陳洪兵教授明確指出，可以將高度（重度）要素事實評價為低度（輕度）要素事實，例如，可將故意評價為過失。?這就是典型的概念邏輯上的包容關系。

其二，單一行為觸犯數個罪名，且各罪名的罪過形式要求不同。 例如，行為人以石擊窗，致窗碎且傷及窗后之人，同時觸犯故意毀壞財物罪（故意）與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此時二罪在規范上并無必然的邏輯關聯，僅因偶然的事實重疊而產生競合，是為想象競合。有學者指出，嚴格說來，所謂“競合”應僅指想象競合，而非法條競合——因為在想象競合的場合，行為因侵害了數個刑法規范所保護的法益而競相符合數個構成要件；而在法條競合的場合，行為僅侵害了一個刑法規范所保護的法益，實際上僅符合一個法條。?

在這兩種情形中，“互斥論”面臨的根本困難在于：若堅持故意與過失“非此即彼”，則當行為人同時滿足故意犯與過失犯的成立條件時，便只能擇一認定，而無法妥當處理二者的規范關系。然而，從法條適用的邏輯看，滿足高度要求（故意）的行為當然滿足低度要求（過失），將故意“拆解”為過失在評價上并無障礙。

（三）“故意吸收過失”原則的確立與實踐展開

基于“梯度論”的邏輯延伸，本文主張在故意與過失競合時，確立“故意吸收過失”原則。該原則包含以下規范內涵。

其一，包容性評價的允許性。 當案件事實同時符合故意與過失的成立條件時，司法機關不應將二者視為互斥選項，而應將過失視為故意的“基礎層級”進行包容性評價——即在肯定故意成立的同時，承認過失的存在，但最終僅以故意罪名定罪處罰。陳洪兵教授明確指出，構成要件符合性判斷只需滿足最低限度的要求即可，完全可以將高度要素事實評價為低度要素事實。?這一判斷為故意與過失的包容性評價提供了方法論支撐。

其二，事實不明時的層級推定規則。 當證據無法確證行為人是否具備“希望或放任”的意志要素，但能夠確證其“應當預見”時，應當“就低認定”為過失，而非“就高推定”為故意。這一規則旨在貫徹“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防止故意犯罪的泛化。有學者從規范責任論的角度指出，當在責任論中缺乏責任故意的要件時，就否定故意犯罪的成立，再考慮責任過失的存否，最終只能成立過失犯。?這正是“就低認定”的規范邏輯。

其三，法條競合中的重法優先。 當同一行為同時觸犯故意罪名與過失罪名時，即便故意罪名屬于“特別法”，考慮到過失犯罪法定刑顯著較輕，原則上應從一重處（通常為故意罪）。《刑法修正案（九）》在多處新增“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的規定，已為這一立場提供了立法佐證。有學者指出，立法者似乎無意嚴格區分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而傾向于認為若行為的主要部分存在重疊，“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則從一重處罰。?

（四）司法解釋的回應與適用

近年來，司法解釋在處理罪過競合問題上已呈現出從“互斥”向“包容”的悄然轉向。

以污染環境罪為例，法釋〔2023〕7號第八條明確“明知他人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嚴重污染環境的，以共同犯罪論處”。?共同犯罪的成立以共同的犯罪故意為前提，這一規定實際上承認了污染環境罪的故意形態。同時，該解釋第九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含有毒害性等物質的污染物，“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投放危險物質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想象競合從一重處斷的規則在此得到了明確。這種“故意+過失”的雙重包容立場，正是“層級論”在規范層面的映射。

再以交通肇事罪為例，“逃逸致人死亡”條款的適用爭議，實質上也涉及罪過競合問題。行為人在肇事后逃逸，對被害人死亡結果可能持間接故意（放任死亡）或有認識過失（輕信會被他人救助）。若固守“互斥論”，則必須在故意殺人罪與交通肇事罪“逃逸致人死亡”條款之間擇一適用；但若承認“故意吸收過失”的邏輯，則當逃逸行為足以評價為故意殺人時，交通肇事罪中的過失要素即被吸收，直接以故意殺人罪論處。這一處理方案既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也避免了數罪并罰的繁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3號）第六條對此作出了明確區分：“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實質上承認了從交通肇事罪的過失罪過向故意殺人罪的故意罪過的“升級”評價，與本文主張的“梯度論”具有內在一致性。

此外，在共犯過限的情形中，“故意吸收過失”原則同樣具有適用價值。當共同犯罪中的個別行為人實施了超出共同故意的行為，而該行為同時觸犯故意罪名與過失罪名時，對其他共犯的責任認定可以遵循“就低認定”的規則，避免將部分共犯的故意“輻射”至全體共犯。這一處理方案既符合責任主義的個人責任原則，也避免了處罰范圍的過度擴張。

四、法律后果差異化：梯度化評價的規范展開

（一）法定刑配置的結構性差異與規范邏輯

故意與過失在法定刑配置上的差異，是梯度化評價最直觀的體現。從《刑法》分則的整體結構觀察，故意犯罪的法定刑顯著重于對應的過失犯罪。以人身侵害為例：故意殺人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的基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過失致人死亡罪（第二百三十三條）的基本刑僅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更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者之間的刑量落差高達數倍乃至十數倍。

這一差異的正當性基礎，正在于梯度化評價的核心命題：故意與過失在“規范可譴責性”上存在質的差異。故意犯對法秩序的敵對是主動的、有意識的挑戰；過失犯則僅是對注意義務的懈怠，其反規范意志遠為薄弱。正如刑法理論通說所強調的，“刑法以處罰故意為原則，以處罰過失為例外”，這一原則不僅體現在犯罪范圍的限定上，更體現在法定刑配置的輕重懸殊上。

然而，法定刑配置的結構性差異并非絕對。刑法分則中存在一類特殊情形——同一法條同時規定故意與過失，且適用相同的法定刑。例如，《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條將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與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規定于同一條款，適用相同的刑罰幅度。有學者據此認為，這表明“刑法中某些罪名區分主觀心態故意與過失在弱化”，此類罪名注重懲罰的是客觀危害結果，而非主觀心態。?

本文認為，對這種“例外”現象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解釋。一方面，這類罪名的行為對象通常是“國家秘密”等高度敏感的法益，立法者可能認為客觀危害的嚴重性已經足以吸收主觀差異——無論行為人是故意還是過失，只要造成了國家秘密泄露的嚴重后果，就應當承擔相同的刑事責任。另一方面，這種立法例恰恰從反面印證了“梯度化評價”的邏輯：在這類罪名中，立法者之所以不區分故意與過失配置法定刑，是因為行為對法益的侵害后果極其嚴重，以至于主觀差異在刑罰評價中的權重被客觀危害所吸收。這非但不否定梯度化評價，反而揭示了“客觀危害—主觀罪過”雙維度評價的必要性：當客觀危害達到一定程度時，主觀罪過的差異可能被壓縮；但即便如此，在量刑階段仍需根據具體罪過形態實現個別化處理。

（二）量刑階段的“根據故意從重”

梯度化評價的邏輯不止于法定刑配置，更應貫徹至量刑階段。當某一犯罪在構成要件上同時包容故意與過失兩種罪過形態時，行為人的具體罪過形式應成為重要的量刑情節——故意者從重，過失者從輕。

這一“根據故意從重”的量刑規則，在污染環境罪中具有典型的適用價值。蘇永生教授指出，污染環境罪的罪過形式“包括過失”，但故意與過失之間是層級關系——故意是建立在過失之上的更高層級罪過形式。?據此，即便在污染環境罪的框架內定罪，對于故意污染環境者，應在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對于過失污染環境者，則對應從輕處理。這一方案既維持了構成要件的統一性，又實現了罪刑相適應。

蘇永生教授從“情節競合”的角度對此作了進一步闡釋。他指出，在罪過形式不明和選擇性罪過形式立法中，當行為人對危害社會的結果持有故意時，故意可能既影響定罪，又影響量刑，形成“情節競合”。在擇一罪過立法領域，故意應屬于從重處罰情節。?這一判斷為“根據故意從重”提供了量刑理論的支撐——故意不僅是一個定罪要素，更是一個獨立的量刑情節。

《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賄賂犯罪的修改亦可佐證這一思路。修訂后的貪污罪、受賄罪不再設置具體的數額門檻，而是以“數額+情節”綜合判斷，這為根據主觀惡性差異實現精細化量刑預留了空間——同樣是“數額巨大”的案件，積極追求賄賂結果者與被動收受、聽之任索者，在量刑上應當有所區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將“贓款贓物用于非法活動”“拒不交待贓款贓物去向”等情節作為從重處罰的依據，這些情節本質上都與行為人的主觀罪過程度密切相關，體現了“根據故意從重”的量刑邏輯。

（三）累犯、緩刑等制度中的差異化對待

梯度化評價還應輻射至累犯、緩刑等刑罰制度。

《刑法》第六十五條關于累犯的規定明確限定為“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進一步將累犯的適用限定于故意犯罪。過失犯罪不構成累犯，這是我國刑法的一貫立場。這一規則正是梯度化評價的體現——過失犯的主觀惡性不足以支撐累犯制度的“特別預防”考量，因為累犯制度的正當性基礎在于行為人“屢教不改”所體現的頑固反規范意志，而過失犯恰恰欠缺這一意志要素。

緩刑適用上，司法解釋亦強調對過失犯的相對寬緩態度。《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2023年）對醉酒駕駛（抽象危險犯，屬故意）與交通肇事（過失）的緩刑適用條件作了差異化規定，前者適用緩刑的門檻顯著更高。這種差異化處理的正當性在于：故意犯的行為人主動選擇違反法規范，其再犯可能性通常高于過失犯，因此需要更嚴格的矯治條件。

此外，在禁止令、職業禁止等保安處分措施的適用上，也應當貫徹梯度化評價的邏輯。故意犯因表現出對法秩序的積極敵對態度，其再次實施同類行為的風險更高，適用保安處分的必要性相應增強；而過失犯的風險評估則應更加審慎。《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規定的職業禁止制度，其適用條件為“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在適用這一制度時，故意犯與過失犯應當有所區別：對于故意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者，職業禁止的必要性更高；對于過失違背職業要求者，則應當審慎適用。

（四）梯度化量刑的具體構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張在未來量刑指南的修訂中明確引入“罪過梯度系數”。具體構想如下。

基準刑確定后的罪過系數調節：在基準刑確定后，根據行為人的具體罪過形態乘以相應的調節系數——直接故意為1.2，間接故意為1.1，有認識過失為0.9，無認識過失為0.8。這一系數設置體現了梯度化評價的核心邏輯：直接故意對法秩序的挑戰最為主動，規范可譴責性最高；間接故意的意志要素表現為“放任”，雖不如直接故意強烈，但仍明顯高于過失；有認識過失的行為人已預見風險但輕信可免，其注意義務違反的程度輕于無認識過失的完全疏忽。

系數設置的規范理由：直接故意系數1.2的設定，源于直接故意中“希望結果發生”的積極追求意志，這種意志狀態表明行為人對法秩序的敵意最為強烈。間接故意系數1.1略低于直接故意，因為“放任”的意志強度低于“希望”，但仍屬于對法秩序的消極挑戰。有認識過失系數0.9的設定，基于行為人的“輕信可免”表明其對結果仍持排斥態度，只是未能克服僥幸心理。無認識過失系數0.8的設定最低，因為行為人完全未能預見風險，其注意義務違反的程度最輕。

與客觀危害的平衡關系：需要強調的是，“罪過梯度系數”的適用應以“客觀危害相當”為前提。當不同罪過形態的案件客觀危害存在顯著差異時，應當首先通過基準刑的調整反映客觀危害的差異，再適用罪過系數進行微調。這體現了“客觀危害—主觀罪過”雙維度評價的平衡——既不以客觀危害完全吸收主觀差異，也不以主觀罪過凌駕于客觀危害之上。

司法實踐的可行性：罪過梯度系數的適用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可行性。一方面，罪過形態的區分（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有認識過失、無認識過失）在我國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已有較為成熟的判斷標準；另一方面，量刑系數的引入可以借鑒已有多功能量刑情節的調節方法，如自首、立功等情節的從寬幅度通常也在0.8至1.2之間，司法機關對此已有豐富的操作經驗。

五、結論與展望

（一）核心結論的體系性歸納

主觀罪過的梯度化評價機制，是對傳統“故意與過失互斥論”的反思與超越。本文通過規范邊界、競合規則、法律后果三個層面的系統分析，形成了以下核心結論。

第一，故意與過失并非“非此即彼”的類型對立，而是在規范可譴責性維度上呈現程度差異的連續光譜。 二者共享“避免可能性”這一歸責基礎，但在認識精確度與意志對立性上存在層級差異。這一“梯度論”立場，既符合規范責任論的理論邏輯，也為司法實踐中的事實認定困境提供了更為靈活的解決方案。正如有學者所言，從規范的觀點看，故意與過失作為主導行為人反規范的人格態度的行為的主觀要素，具有共同的性質，故意表示的是積極的反規范的人格態度，而過失表示的是消極的反規范人格態度。?

第二，在競合規則上，應當確立“故意吸收過失”原則。 當案件事實同時滿足故意與過失的成立條件時，過失應被評價為故意的“基礎形態”而被吸收；當事實不明無法確證故意時，則應“就低認定”為過失。這一規則既填補了“互斥論”導致的處罰漏洞，又貫徹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構成要件符合性判斷只需滿足最低限度的要求，完全可以將高度要素事實評價為低度要素事實，這正是“故意吸收過失”的方法論基礎。

第三，在法律后果上，應當實現“客觀危害—主觀罪過”雙維度的刑罰個別化。 法定刑層面的輕重配置、量刑層面的“根據故意從重”、制度層面的累犯排除與緩刑寬緩，均應以梯度化評價為邏輯主線加以系統化。在擇一罪過立法領域，故意應屬于從重處罰情節——這一判斷應當成為未來量刑指南修訂的重要方向。

（二）理論貢獻與實踐回應

梯度化評價機制的理論貢獻在于：它突破了傳統刑法理論對故意與過失“非此即彼”的僵硬理解，為二者關系的重新審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這一框架不僅有助于解決污染環境罪等法定犯的罪過認定難題，也為事實認識錯誤、共犯過限等傳統難題提供了新的解釋路徑。

從規范責任論的視角看，故意與過失的梯度化關系使得“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區分”這一傳統難題獲得了新的解決思路——與其在概念上強行區分，不如承認二者在光譜上的連續過渡，通過量刑實現精細化評價。這既符合司法實踐的現實需求，也體現了刑法理論的時代發展。

實踐層面，梯度化評價機制為司法人員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操作指引。當面臨罪過形式不清的案件時，不必陷入“要么故意要么過失”的兩難困境，而是可以按照“先認定過失，再審查是否升級為故意”的層級推定規則，有序推進事實認定與法律評價。這有助于統一裁判尺度，減少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提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與可預見性。

（三）未來方向：立法、解釋與理論的協同推進

展望未來，刑法理論與實務應當在以下方向持續努力。

立法層面，建議在刑法總則中增設“罪過推定規則”，明確事實不明時的層級推定邏輯。具體而言，可增設條款規定：“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形式不明確的，應當認定為過失；但能夠證明行為人明知構成要件事實且對結果的發生持容認態度的，應當認定為故意。”這一規則既體現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也為“就低認定”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同時，建議在刑法總則中明確“故意吸收過失”的競合規則，規定：“行為同時符合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構成要件的，以故意犯罪論處。”

解釋層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應在常見犯罪量刑指導意見中引入“罪過梯度系數”，實現量刑的精細化。如前所述，可設置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有認識過失、無認識過失四檔調節系數，使主觀罪過的差異在量刑結果中得到準確反映。同時，建議通過指導性案例的方式，統一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區分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更為具體的指引。

理論層面，應進一步探討以下議題：第一，“過失升級為故意”的規范條件——在何種情形下，原本只有過失的行為可以評價為故意？這涉及“結果加重犯”與“故意犯”的關系問題。第二，“概括故意”與“擇一故意”在競合規則中的適用——當行為人對多個可能的結果持概括故意時，如何適用“故意吸收過失”原則？第三，情節競合——作為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之外的第三種競合類型——與罪過梯度化的關系。當故意同時構成定罪情節和量刑情節時，如何避免評價上的重復，如何合理適用禁止重復評價原則，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理論澄清。第四，比較法視野下的梯度化評價機制——德國、日本等國刑法理論對故意與過失關系的討論，可以為我國提供有益的理論資源。

主觀罪過的梯度化評價，絕非單純的學理思辨，而是關乎每一個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權利保障與罪刑均衡的實踐命題。在刑法現代化與刑事治理精細化的時代背景下，構建科學、系統、可操作的罪過評價機制，既是理論工作者的學術使命，也是法治進步的必然要求。刑法作為最后的手段，其適用應當既精準又克制——梯度化評價機制正是在這一價值導向下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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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輯：唐從祥，筆名唐駁虎，系中國法學會會員，研究方向：法學思想與制度、刑法學研究，注：以上內容僅提供研究學術課題探討，內容引證資料有待進一步完善修改！文章不代表任何組織與單位的學術觀點，未經允許不得轉載使用！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