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帝國對全社會掠奪那么狠，為什么還會經常國庫虧空？｜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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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瑾

國庫虧空本質上仍然是制度失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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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這么狠仍然國庫虧空

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古代天子坐擁四海，天下財富供于一家一姓，缺錢了就鑄幣、開礦，為何國庫還會頻頻虧空？

其實無論是秦制帝王還是現(xiàn)代社會，國家財稅政策的政策是需要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guī)律的，即便是秦制帝王也不能缺錢就印，貨幣超發(fā)甚至濫發(fā)，只會造成貨幣體系崩潰。

關于這點，明太祖朱元璋早已給出了歷史教訓。

洪武八年朱元璋發(fā)行大明寶鈔，規(guī)定一貫鈔=銅錢1000文=白銀1兩，但由于缺乏基本經濟常識，在沒有準備金的情況下，將寶鈔當成了提款機，肆意濫發(fā)。最初每年發(fā)行500多萬錠，到洪武二十三年，僅一年就發(fā)行了1000多萬錠，通貨膨脹嚴重，此時一貫鈔僅能兌換250文。再后來到了弘治年間，一貫鈔就只能兌換1文了，嘉靖時期，大明寶鈔淪為歷史的廢紙。

可見即便是帝王，不按基本法辦事也是不可長久。

筆者最喜歡的三部歷史劇，也都是圍繞著國家缺錢展開。

《大明王朝1566》開篇，嘉靖四十年正月御前財政會議，幾大利益集團最終討論下來的結果是大明王朝虧空1400萬兩，東南抗倭，北御韃靼，戶部連糧餉都湊不齊。

《雍正王朝》中，以康熙四十六年黃河水患為背景，當滿堂皇子臣工在商討救災之策時，八阿哥提出當務之急是“調糧撥款”，但四阿哥清點戶部存銀發(fā)現(xiàn)國庫僅余50萬兩，堂堂大清已然無糧可調，無錢可撥。

而《走向共和》的背景就是慈禧的清漪園工程建設、李中堂北洋水師軍備更新和張香帥漢陽鐵廠改造都急需資金，但晚清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僧多粥少局面下各方勢力的相互博弈。

影視劇中的一些情節(jié)或許有藝術的夸張和渲染，且主要聚焦在國家財政層面，但錢不會憑空產生，在財政系統(tǒng)中，底層百姓既是財政運轉的最終承擔者，又是財政危機轉嫁的直接受害者，因此相比于影視劇中的藝術加工及沒有拍出來的底層視角，真實的歷史只會更加殘酷。

歷代國庫空虛的背后，絕非士紳與刁民拒不交稅，而是無數貧民富民的血淚掙扎。

對于絕大部分沒有詳細了解社會財政經濟的歷史愛好者而言，可能無法認識到社會個體的納稅與國家整體財政的深層次關系。

尤其是在說起明代稅賦時，有人可能會拿出黃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中的結論，認為有明一代政府稅收偏低，由此腦補出 “明代輕賦、百姓安樂” 的虛假盛世：朝廷稅賦較低，向百姓征收的賦稅少，而國庫支出較多，收支失衡，由此虧空，正好形成閉環(huán)，從而得出大明百姓生活還是不錯的這樣的一些謬論。

但故事的細節(jié)是經不起推敲的，征收賦稅是否真的少？因何支出的多？百姓生活到底如何等問題依舊無法解答。

本文主要從底層視角展開，就明清時期（以明為主）國庫虧空原因和百姓承擔的沉重負擔之間的關系進行說明，打破沉浸在秦制國家宏大敘事中，對底層百姓實際被碾壓盤剝毫無同理心的幻想。

制度失敗帶來國庫虧空

首先是政府的財政收入，站在整體國庫數據的角度，我們可以拋開復雜的本色、折色及各類名目繁雜的稅賦，單看整體收入。

由于王朝由興到衰稅賦情況略有不同，明代我們以萬歷年間數據為參考，采用黃仁宇先生的賦稅收入3700萬兩為準。而清代稅賦收入歷朝差距較大，順治時期，稅賦收入約為2100萬兩；到乾隆時期，財政收入為6000~7000萬兩；而到了清末，財政收入從光緒二十年的7500余萬兩到宣統(tǒng)三年的2.96億兩，短短十幾年間增長了近3倍。雖然清代歷朝收入有所差異，但不同時期有不同支出，依舊無法改變長期赤字局面。

從明清時期財政支出來看，軍事、皇室、官僚的三重壓榨和無節(jié)制支出是造成赤字的根本原因。

無論明還是清，軍事都是朝廷財政的吞金獸。

明代九邊重鎮(zhèn)的常例糧餉、戰(zhàn)時軍費及軍事工程等費用支出日益增多，隆慶年間九鎮(zhèn)年例銀超過281萬余兩，而萬歷二十三年就達到357余萬兩，雖然例銀不斷增加，但軍士的生活并沒有得到改善，餉銀被苛扣、折色發(fā)放以至食不果腹的情況屢見不鮮，時人感慨“戍守按伏，舉皆菜色，荷戈枵腹，披甲可憐之狀，真有耳所不忍聞，目所不忍見者矣”。

除了正常的例銀外，額外的戰(zhàn)爭費用更是所耗甚巨。尤其是明代后期，戰(zhàn)爭頻仍，軍費急劇膨脹。萬歷二十年至二十八年三大征，累計耗銀1200余萬兩（大司馬按：跟萬歷個人揮霍掉的數千萬兩相比其實不值一提）；萬歷四十六年至天啟七年十年間，對后金的戰(zhàn)費用銀6000多萬兩。

萬歷三大征的總軍費

還不及萬歷賜給福王的錢多

再加上軍事建筑的維修建設，每一次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如嘉靖二十五年總督翁萬達修“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西陽河等極沖之地”邊墻，用銀37萬兩。次年五月，又奏請再修“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路”邊墻近800里，計劃用銀60余萬兩。

加上其中的一些虛報、貪墨情狀，軍費的虧空情況就日益嚴重，嘉靖年間官員林燫曾言“國家經賦所入者，不過二百萬，而九邊之費，歲且三百萬矣”，其赤字現(xiàn)象可見一斑。

當然，清代的情況更是不容樂觀。

據《清代軍費研究》一文，鴉片戰(zhàn)爭之前朝廷的軍費開支總額約在7億兩以上，年平均約在400萬兩左右。而清后期更是戰(zhàn)爭頻繁，據相關學者統(tǒng)計，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耗費約4億兩，超過了鴉片戰(zhàn)爭之前清代歷年總戰(zhàn)爭支出和的一半。左宗棠西征期間，每年需餉銀六百余萬兩，再加上出關糧運經費每年約計二百萬兩，一年共需軍費實銀八百萬兩。且不說軍費之外還有一系列的戰(zhàn)爭賠款，每一筆都是巨大的負擔。

在秦制社會里，所有的成本和風險最終都會被分攤到大明或大清的每一位百姓身上，在宏大敘事的背后，都是無數生民在負重前行。北宋以后，為了維穩(wěn)不惜降低軍事效率，軍事上的無能和浪費仍然要歸因于皇帝的集權。

如果說不正常的軍費支出還有“保家衛(wèi)國、守護和平”的理由來爭辯，那上層皇室和官僚的揮霍和盤剝，不知該用何種理由洗白。

以明代為例，由于皇帝群體整體素質較低，在花錢享樂上面更是揮霍無度。以“四季常服不過八套”的嘉靖為例，單修宮建觀一項就所耗不菲。

《明史·食貨志》記載“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后增十數倍。齋宮、秘殿并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每年二三百萬的營造費用僅為了滿足皇帝的一己私欲。甚至在工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向戶、兵、禮等部借銀數十萬兩以籌集工費。

而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前后耗費白銀2000萬兩，這些為了滿足皇帝個人私欲的支出最終也都是由國庫買單。

在大明王朝，除了皇帝本人外，“食祿而不治事”的朱家子孫們也是一個巨大的財政累贅。

朱元璋在分封藩王之時就為他的子孫后代謀劃了一條舒適安逸的路，其規(guī)定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為永業(yè)。而當時正一品官員月米87石，一年下來才1044石。除歲祿外，還有錦、絲、羅、絹、布、馬料草、緞匹等。

在洪武時期，親王、郡王以下的男女人數大約為58人，永樂年間，增加為127人，而百余年后，到了正德年間，據譜牒記錄，此時全國的宗室已有10萬余人。

僅以山西為例，嘉靖時期戶部都給事中就上書諫言“及查天下糧額歲率不給，如山西晉、代、沈三府歲用祿糧九十五萬六千有奇，而歲派不過八十四萬二千余石”，此時整個山西的財政收入都不足以覆蓋當地宗藩的支出。

這些貪圖享樂的宗藩們的日常生活皆來源于對底層百姓的剝削，成化二十年就有官員奏報：西所屬府、州，三府散居，其間郡王、將軍、縣主、鄉(xiāng)君，儀賓吉兇禮費皆出于民。

一邊是宗藩們無限膨脹的欲望，一邊是百姓舉步維艱的生存壓力，這幫天皇貴胄對底層的壓榨剝削可見一斑。山西巡撫甚至發(fā)出“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虜”的哀嘆。

而據徐光啟計算，“（萬歷三十二年）宗室見存者不下八萬”（據《明神宗實錄》記載，大學士李廷機、葉向高題稱：萬歷三十三年，《玉牒》宗支共一十五萬七千余位），每年所需祿米2384萬石，宗藩俸祿支出已占全國收入的84%。而十年后，理論計算全國宗藩歲祿所需3075萬石，全國財政收入已經無法供給宗藩歲祿。

古代官僚對于財政收入的吸血，主要體現(xiàn)在高額的薪資待遇和貪污腐敗兩方面。不過把社會從自治體系變成官僚體系本身就是皇帝加強對社會控制的行為，而且官僚權力的肆虐歸根結底是帝國權力不受限制所致，所以官僚貪腐的鍋大部分仍應歸到皇帝制度頭上。

在清代為了防止官員貪腐，雍正設置養(yǎng)廉銀制度，試圖高薪養(yǎng)廉，但無論是官員的正常薪資還是額外的養(yǎng)廉銀，都需要由國家財政買單，據統(tǒng)計，乾隆年間官俸支出（含養(yǎng)廉銀）每年達三四百萬兩，占財政總支出的 15%~20%。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當權力沒有合理的約束，掌權人的貪欲就會被無限放大。

以清朝為例，據牛創(chuàng)平在《清代一二品官員經濟犯罪案件實錄》中統(tǒng)計:“（清朝）涉及一二品官的經濟案件為108件，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員多達157人”，其中死刑立決的68人，死緩(斬、絞監(jiān)侯)的47人。如山西巡撫蘇克濟，自康熙四十六年至康熙六十年勒索貪污共計白銀四百五十余萬，數額之大令人瞠目。

嘉慶十年新任廣東巡撫百齡赴任時，號稱路費不足，但到任廣東后，三年間貪污所得"臨行用運夫二千余名”，任期不足一年就買房6處，買地5000余頃。道光年間，劉彬士署任浙江巡撫后，“自言‘窮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負欠不少，今番須要還債。因此人咸謂之餓虎出林，急不能待。”官員貪腐可見一斑。

支出不斷增長的同時，財政收入卻因特權階層的侵蝕而持續(xù)流失。明清兩代都存在龐大的特權免稅群體，宗室、官僚、士紳占有大量土地卻享有免稅特權，導致可征稅土地面積不斷縮減。可惜的是，士紳經過秦制的長期馴化，沒有徹底瓦解秦制的魄力，所以雖然能給一些貧民提供庇護，接受他們的土地投獻，為他們減少賦役，但對皇帝將因此少收的部分轉嫁到其他還沒有逃亡的平民頭上卻無能為力。

摧殘全社會來解決虧空

面對虧空，所有人都知道無外乎開源和節(jié)流兩項，但對于秦制皇帝而言，節(jié)流讓利是絕不可能的，只能在開源上做文章。但關于財政開源，《大明王朝1566》中江南富商沈一石的遺言便戳破了當權者的謊言——“上下?lián)]霍無度，便掠之于民；民變在即，便掠之于商。”

在幾千年的秦制時代，無論統(tǒng)治者們如何變化花樣，最終所有的財政賦稅承受者都是人民，包括貧民富民，當底層實在無力承擔時，便開始掠奪商家大戶；商財已盡，便奪之于官。從古至今，莫不如是。

為了能彌補虧空，統(tǒng)治者只能“苦一苦百姓”了，悲哀的是底層百姓們沉浸其中而不自知。

崇禎年間的遼餉、剿餉、練餉三項加派，每年達 1600 萬兩白銀，遠超正常田賦總額，部分地區(qū)的百姓“一年勞作所得，不足繳納賦稅”。除了一些高額賦稅徭役，還有各種名目的雜稅，如“屯田、半積贖銀、抽扣工食、優(yōu)免丁銀、稅契、馬夫、典鋪等”，以至“食草根、樹皮，餓殍遍野”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萬歷時期，據官員上報，“至今如太義里則四甲、五甲，盡逃絕無一戶也，蒲村里則一甲盡逃絕無一戶也，三水里則七甲盡逃絕無一戶也”，大量人口在重賦之下，要么餓死，要么只能選擇流亡，整個縣城“無完里，無完族，無完民”。

“嗣后歲歲加派，今年加2厘，明年加3厘，因事而派，事已而派不去，日加一日，則日重一日，迄今則每畝8分3厘，連加耗科索，則每畝一錢余矣。計地1頃，條鞭10余兩。夫1頃所出，除人工食用外，豈能辦銀10余兩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貧，貧者不得不逃。”崇禎四年，當朝廷第四次加派遼餉時，兵部給事中劉懋上疏奏報了家鄉(xiāng)陜西的情況，這也揭露了統(tǒng)治者們是如何一步步盤剝掠奪這些被當作耗材的百姓的。

《明代正德年武功縣宋氏軍戶農民家庭生產結構與賦役構成的微觀解析》一文中，詳細論述明正德年間陜西武功縣一名軍戶家庭五口人（父母加三個兒子）一年需要繳納賦稅包括：糧食1130.04斤；棉布2.72丈；絲錦重1兩2錢，折收商稅4.75貫；丁賦包括食鹽鈔39.06貫，其他合計折銀1兩2錢9分，這還不包含無償服丁役、兵役和徭役。賦稅之重，生計艱難，苦不堪言，最終宋氏軍戶兩個兒子也只能被迫流亡，以古觀今，實在唏噓。

并且隨著白銀貨幣化進程加快，銀貴錢賤現(xiàn)象嚴重。清代實行銀、錢并行的貨幣政策，日常百姓生活交易還是以銅錢為主，但是在繳納賦稅時卻是以銀兩計算，雖然朝廷規(guī)定一兩銀子兌換一千錢，但在進入王朝中后期，白銀漲價，銅錢迅速貶值。

以湖南為例，道光四年，“市價銀九錢上下易錢一千”，道光十七年，“每錢一千文合紋銀七錢”，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市價每千錢合銀五錢二三分”，相當于1900多銅錢才能兌換一兩白銀。據《湘潭縣志》記載，“至道光中漕米石當用錢二萬以上，而米石不能售二千，乃至或三石財值銀一兩”，相當于糧戶向上繳納1石漕糧，實際需要花費糧米30石以上。

咸豐時期發(fā)行咸豐大錢其原理亦是如此，到最后當十的大錢只能兌換制錢兩文，百姓手里的錢被迅速稀釋貶值，“罄從前十日之資，不能供此時一飽之費”，底層生活愈加貧困。

當底層小民被敲骨吸髓，盤剝殆盡后，朝廷就將目光放在了商人身上。明初因摧毀了商業(yè)，對商稅并不重視，所定稅額為三十稅一，但當農業(yè)稅收枯竭時，統(tǒng)治者們便開始將目光放在了商人身上。

宣德年間，因鈔法不通，財政吃緊，朝廷將門攤稅加五倍，并且開始征收各項雜稅，《明史·食貨志》記載了各項雜稅名目：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余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除了房號稅、門攤稅、城門稅、塌房稅、關稅、交易稅等常見稅目外，屠戶需要繳納屠豬稅，娼妓繳納脂粉稅，各類稅目種類繁多。

并且為了讓百姓征繳賦稅，官員們還會采取各種手段，如萬歷時期莒州官員發(fā)明了“風攪雪”（用竹片和木板交雜笞打）、“腦箍”（用繩索束人頭，用木條絞繩索，使對方頭部承壓、眼珠凸出而昏厥）等酷刑催繳。

明中晚期，隨著財政虧空的日益加重，礦監(jiān)稅使四處搜刮。山東臨清作為京杭大運河上重要的商品轉運通道，萬歷年間，稅使在臨清各城門、碼頭、路口增設關卡，橫征暴斂，一時間“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臨清關往年客商由38人降至2人，河西務布店由160余家降為30余家，緞店、雜貨店等關門數量均在2/3左右，原本繁華的商業(yè)重鎮(zhèn)一下變得十分蕭條。

除了商人，普通的手工業(yè)者乃至鄉(xiāng)野小民也都在剝削范圍內，“窮鄉(xiāng)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一時間“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另外由于稅目眾多，重復征稅現(xiàn)象愈加普遍，“商之所以愈困也”。繁重的稅負下，大量商鋪倒閉，商業(yè)活動停滯，商人苦不堪言。

當然，相比于巧立名目的征稅，直接利用權力合理化的籍沒家產就顯得更加暴力。萬歷年間的礦稅太監(jiān)對城市富商、鋪戶、行商隨意羅織罪名，查抄資產，勒索白銀，商人破產者不可勝數。

崇禎時期，面對內憂外患，朝廷也有官員請奏皇帝，查抄江南富戶以充軍餉，只不過后來遭到其他官員阻止方才作罷。到了清代，朝廷更是將鹽商、洋商視作 “備用財源”，兩淮鹽商每逢國用不足，即被強令捐輸，不奉行者即以“欠課”、“違例”抄家籍沒。

清末廣州十三行巨商首富潘仕成因鹽務虧空問題，最后被朝廷下旨抄家，巨額家財沒產入官。當時英國攝影師看到潘仕成的落魄遭遇后，在日記中寫道“值得引以為鑒的是，在中國太富有是非常危險的，潘的園林，一個美麗超凡的地方，就這樣被廣州這個排外和排異教的社會出賣了。”

大眾對民生疾苦的理解

一般只聚焦于貧民而忽視富民

當民脂民膏被榨干，商業(yè)利潤被搜刮后，統(tǒng)治者們便開始將矛頭對準內部官僚集團，一來為了樹立典型，彰顯皇上依舊圣明，只不過是被貪官污吏所蒙蔽，現(xiàn)在明正典刑用來堵住悠悠眾口；一來則是覬覦這些官僚口袋中的銀子，查處幾位貪蠹又能有一些財政收入。

如《大明王朝1566》電視劇中當大興、宛平兩個縣有災民流出時，嘉靖立即下令抄了兩個縣令的家一樣，一來給百姓們一些心理安慰，一來抄家贓款用以賑災。上位者這種混淆視聽、自我欺騙的把戲幾千年來在這片土地上不斷上演。

如《紅樓夢》原型的江寧織造曹家因虧空問題在雍正時期被查處抄家；乾隆二十七年，滸墅關監(jiān)督安寧被抄；乾隆四十年，四川松崗站員通判冀國勛被查出虧短軍需，迅即被革職，“所有冀國勛任所原籍費產，嚴行查抄，并將北路總理知府王立柱革職，將任所及在京費產一并查封，以備抵補冀國勛費財之不足”。

據相關學者統(tǒng)計，在清代抄家案種，因虧空而被抄的案例數量多達837例，位居抄家罪由之首。

而這些抄家資產，大部分也是輸解宮中，一部分還歸藩庫，一部分淪為皇帝私產。可見皇帝也知道官員的貪腐是源自自身的無限權力，肅貪是緣木求魚之舉，還不如把貪官當成備用財源，讓貪官結怨百姓，自己卻坐享其財。

如乾隆年間抄沒云南布政使錢度家產，所得白銀2.9萬余兩，其中1.3萬余兩被撥交藩庫；查抄甘肅冒賑案中蔣全迪等人家產16萬余兩，亦全部上交藩庫。但查抄王亶望4700余兩黃金、查抄原任福建臬司錢受椿家產黃金2770余兩、查抄閩浙總督伍拉納家產黃金700余兩等，悉皆充歸內務府。在以君為主的掠奪體系下，即便是官僚，也只不過是可以隨時被用來犧牲的工具。

電視劇終歸是藝術作品，以古觀今，財政虧空的背后是秦制王朝支出失控、收入流失與制度缺陷的三重困境，而彌補虧空的過程，則是統(tǒng)治者對民、商、官的三重無限掠奪。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就賦稅問題提出了著名的“黃宗羲定律”，歷史上每次賦稅改革后，百姓的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又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大抵如此。

人民既要繳納正賦，又要承擔附加稅；既要完成徭役，又要忍受盤剝；既是被高額稅費吞噬的債務人，又是國家崩潰時的最后犧牲品。幾千年以來，制度缺陷造成的財政壓力，經過層層轉嫁，最終全部落在百姓肩上。覆舟水是蒼生淚，不到橫流君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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