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新聞學院院長又在胡說八道

剛看了劉亞東的“神作”，我真是覺得不可思議：一個前科技日報的總編輯，名牌大學的新聞學院院長，難道就這種認知？

他不覺得，這樣的文章無論是事實，還是輿論導向都有巨大的問題嗎？特別是在美國和以色列法西斯侵略伊朗的當下，他到底想表達什么呢？

一

劉亞東的文章我就不展開具體轉述了，大家看標題《沒有薩達姆的伊拉克，現在到底怎么樣？真相來了！》就知道，感興趣的還可以去搜來讀原文。這里為了讓大家迅速了解其文章觀點，我借助AI工具對這篇文章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提煉出的大致內容如下：

“從戰火廢墟到GDP增長1200%，伊拉克二十年的重生之路充滿奇跡與挑戰：石油引擎驅動經濟飆升，電力基建逐步修復，青年一代推動數字轉型，而民眾關切已從‘能否活著’轉向‘如何活得更好’——這個傷痕累累的國家正用韌性書寫新篇章?！?/p>

通覽全文，其基調清晰：褒揚當下的伊拉克，貶抑薩達姆時代。若不諳實情，讀者極易被文中描繪的“增長奇跡”與“韌性篇章”所感染，甚至產生一種被美國“改造”后的“優越感”。文章雖提及伊拉克面臨的問題，但僅以294字、占全文15%的篇幅輕描淡寫，將核心困境歸結為“石油魔咒”。這種論述不僅是避重就輕，更是對伊拉克真實處境的嚴重扭曲。

當下的伊拉克，首要問題真是“石油魔咒”嗎？在一個主權被嚴重侵蝕、經濟命脈被外部牢牢掌控的國家，談論打破“資源詛咒”無異于空中樓閣。伊拉克人民連戴上這“緊箍咒”的資格都未曾真正擁有——因為套在他們脖頸上的，首先是美國的“殖民魔咒”。不先打破后者，前者無從談起。

二

那么，美國是如何通過系統性殖民，劫持伊拉克石油財富的呢？

第一，植入“財政病毒”，扼住金融咽喉。

2003年，美國主導的聯盟臨時當局設立“伊拉克發展基金”，規定伊拉克所有石油收入（占其財政90%、GDP的75%）必須存入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接受美方監管與審批。伊拉克央行的外匯儲備同樣存放于紐約聯儲，動用需美方批準。2020年，當伊拉克議會投票要求美軍撤離時，美國曾直接威脅切斷其獲取這筆資金的渠道。

第二，推行私有化，壟斷優質資源。

戰后，美國主導起草《石油天然氣法》，廢除了薩達姆時期的石油國有化政策，將全國80個油田中的65個向西方公司開放。西方石油公司從中可獲得高達60%-70%的初始收入分成（國際平均水平約為12%）。更關鍵的是，美國公司獲得的均是油層淺、開采成本低的優質油田，而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其他國家，往往只能拿到開采難度大、成本高的區塊。

這套組合拳的結果是：伊拉克從一個擁有完整石油主權、可自主選擇結算貨幣的國家，徹底淪為一個石油收入被托管、產業被壟斷、金融被綁架、政治被威懾的半依附型經濟體。美國無需直接“搶油”，但其剝削程度，比明搶更為徹底和隱蔽。

在此背景下，劉亞東院長文章中所描繪的“前景光明”，與伊拉克人民的真實感受大相徑庭。近期美以侵略伊朗，伊拉克民眾的反應便是明證——

該國什葉派民兵組織多次襲擊美國使館與軍事基地，伊拉克政府態度曖昧，總理甚至稱這些資產為“美國領土”，伊拉克保持中立；民間更是爆發多次大規模游行，聲援伊朗反抗侵略。如果美國殖民統治真如劉文所述那般美好，伊拉克人民理應站在美國一邊，為何反而表現出對伊朗的同情與對美國的敵視？民心向背，不言自明。

最后，剖析其文中最“硬核”的數據：GDP增長1200%。

這恰恰是此類論述最慣用的誤導手法。增長12倍是事實，但它建立在2003年戰爭將伊拉克經濟摧毀至歷史谷底的極低基數之上。對于一個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中等人口國家，從廢墟中恢復增長本是常態，何來“奇跡”可言？

東南亞金融危機，讓該地區各國一夜之間倒退到20年前。可在中國的支持和幫助下，僅僅用了一兩年時間就恢復到危機爆發之前，那劉亞東院長是不是應該發一篇文章，說中國短短一兩年時間就幫助這些國家跨越了20年呢？

三

為了讓大家看得更加清楚，我們進行兩組對比。

縱向對比：伊拉克人均GDP的峰值是1990年的10,260美元（薩達姆執政時期），而2024年僅為6,000美元左右。用了22年時間，人均GDP仍未恢復到戰前水平的60%。根據危機后經濟復蘇的一般規律，這遠非正常速度。

橫向對比：2003年至2024年，中國的人均GDP從1,288美元增長至約13,806美元，累計增長約10.7倍；同期伊拉克從818美元增長至約6,175美元，累計增長約7.5倍。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資源稟賦并不突出的超大型經濟體，其增長難度與一個4700萬人口的石油資源國不可同日而語，但增長成效卻遠超后者。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的GDP增長“質量”極低。

其一，“被平均”的繁榮。由于石油收益大部分被美國及其控制的國際資本抽走，普通伊拉克民眾只是“被增長”了GDP數字，真實獲得感微弱。這一點，像劉院長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分析中國經濟時，常犀利指出的“被平均”現象，在此處怎么選擇性失明了。

其二，買辦階層的壟斷。石油紅利被少數依附于美國勢力的買辦階層攫取，社會貧富懸殊，普通民眾生活困頓。這不禁讓人想起歷史上某些時期的“四大家族”，其本質皆是外部勢力在本國的利益代理人。

筆者撰文批評，并非要為薩達姆時代辯護。關鍵在于，以片面數據美化一個被殖民統治、主權殘缺的國家“現狀”，甚至將其包裝成一種“發展范式”，這不僅是對伊拉克人民苦難的漠視，更是對國際政治經濟中殘酷剝削現實的粉飾。

記得此前就有一位名叫“艾瑪”的伊拉克博主，曾憤怒駁斥過那些盲目美化戰后伊拉克的言論。劉亞東院長的自信，恐怕連這位伊拉克本地人都要自愧弗如。

在美以侵略伊朗的戰火紛飛之際，這樣一篇淡化美國殖民統治、轉移核心矛盾的“雄文”問世，結合作者在相關議題上一貫的立場傾向，難免讓人產生更多的聯想。

新聞工作者的筆，應當揭示真相、捍衛公正，而非為霸權涂脂抹粉，用華麗的數字掩蓋血淚的現實。這，或許才是我們討論此事最根本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