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宋朝是一個有點奇怪的朝代。多年前，但凡提到宋朝，人們馬上就會想起“積貧積弱”四個字；今天，再說到宋朝，許多人會認(rèn)為那是一個高度文明的時代。人們對同一個朝代的看法前后反差如此之大，這樣的情況在其他朝代極為罕見。
我看到有人說，若能穿越到古代，他首選的必定是宋朝——因為宋朝是一個和氣（相對應(yīng)的是殺氣）的王朝，平民階層晉身空間較為開放，社會氛圍相對平等。宋朝的社會底色是出身于五代軍閥的趙匡胤奠定的，這著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在那個戰(zhàn)亂頻仍、皇權(quán)頻繁更迭的年代，哪個天子不是殺人如麻？趙匡胤獨能“出淤泥而不染”，實屬難得。
人們大多認(rèn)為，宋朝文人燦若群星，社會和煦溫情，與宋太祖趙匡胤“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誓約，有著直接且深刻的關(guān)聯(lián)。
據(jù)說，趙匡胤平定天下、建立宋朝之后，曾秘密鐫刻了一通石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內(nèi)，藏于夾室之中，還立下規(guī)矩：后世每位皇帝繼位時，必須單獨一人前往夾室，跪讀碑上誓詞，牢記祖訓(xùn)。
這通被后世稱為“誓碑”的石碑，上面刻有三句話：
1. 柴氏子孫有罪不加刑，謀逆僅獄中賜死，不市刑、不連坐；（注：柴氏為后周皇室，趙匡胤發(fā)動陳橋兵變、奪取天下后，并未趕盡殺絕，反而善待柴氏后裔，成為宋朝仁政的開端）
2.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3. 子孫違誓，天必殛之。
關(guān)于誓碑內(nèi)容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南宋陸游所著的《避暑漫抄》，這是目前公認(rèn)的最早記載誓碑條文的文獻(xiàn)。
史書中有不少案例，印證了這一祖訓(xùn)在后世的影響力。
比如，宋神宗曾想處死一名漕臣（負(fù)責(zé)漕運的官員），時任宰相的蔡確立即勸諫道：“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意思是，自太祖以來，宋朝從未有過誅殺士人的先例，臣等不愿從陛下這里打破這個規(guī)矩。宋神宗最終放棄了處死漕臣的想法。
事實上，北宋的文臣常常以“祖宗不殺士人”為依據(jù)，大膽勸諫皇帝，就跟每個士大夫脖子上都掛著一塊“免死金牌”似的。
再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烏臺詩案”：政敵一心想置蘇軾于死地，若無誓碑確立的祖訓(xùn)，東坡先生恐怕在劫難逃。
縱觀兩宋三百余年的歷史，的確極少有士大夫及言官因言獲罪、慘遭誅殺，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通影響了宋朝政治生態(tài)的誓碑，卻不見于宋朝正史記載，《宋史》《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等北宋官修、私修核心史書，均無一字提及誓碑或相關(guān)誓約，于是，“宋朝到底有沒有誓碑”就成了困擾史學(xué)界多年的謎團(tuán)。
關(guān)于誓碑的出處，有兩本書很關(guān)鍵，一本是南宋曹勛的《北狩見聞錄》，最早記載了宋徽宗被俘北上時，曾向隨行的曹勛口傳祖訓(xùn)：“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另一本是南宋葉夢得的《避暑漫抄》，最早記載了誓碑的內(nèi)容。二者相互印證，讓誓碑的傳說更具可信度。
除了這兩部文獻(xiàn)，南宋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揮麈后錄》以及《宋史·曹勛傳》，都對誓碑或相關(guān)誓約有所轉(zhuǎn)述。
至于誓碑為何不見于正史記載，學(xué)界有一種解釋認(rèn)為，“宋朝皇帝對此事極度保密，且這塊碑在宋末戰(zhàn)亂中遺失，未能留存下來。”不過，這種說法確實有些勉強——如此重要的祖訓(xùn)，若真有實物存在，正史中即便不詳細(xì)記載，也應(yīng)留有蛛絲馬跡，而非完全空白。
但無論誓碑實物是否存在，有一個事實毋庸置疑：宋朝優(yōu)待士大夫、不輕易誅殺言官的基本國策，是真實存在且貫穿整個王朝始終的。
如今，史學(xué)界已形成基本共識：誓碑實物大概率并不存在，但“不殺士大夫、上書言事人”的政治原則，宋朝歷代皇帝都是作為“祖宗家法”世世代代傳承的。因此，說“誓碑”（無論實物是否存在）塑造了宋代的政治生態(tài)、奠定了宋朝的文明底色，并不為過。
對于宋朝的文臣們而言，他們大多“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因為這一誓約（或祖訓(xùn)），是他們能夠大膽議政、直言進(jìn)諫的重要保障，相當(dāng)于一道“護(hù)身符”，讓他們不必過分擔(dān)心因言獲罪、人頭落地。
我舉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如果沒有這個“隱身的誓碑”（祖訓(xùn)）存在，這些文臣的結(jié)局會有多嚴(yán)重：
例子一：包拯唾面直諫。
宋仁宗時期，想給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升職，任命其為宣徽使。包拯作為御史中丞，認(rèn)為張堯佐無才無德，不配擔(dān)任這一要職，于是率領(lǐng)臺諫官員執(zhí)意反對，而且言辭極為激烈。說到激動之處，包拯的唾沫星子直接濺到了宋仁宗的臉上。宋仁宗雖面露不悅，卻也無可奈何，最終不得不收回成命。回宮后，他只能對著張貴妃抱怨：“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卻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中丞。”
包拯這種行為，若換成其他朝代，極有可能以“大不敬”治罪。事實是，包拯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還繼續(xù)擔(dān)任御史中丞，依舊直言敢諫，成為后世清官的典范。
例子二：張知白直言“陛下孤寒”。
臺諫官張知白曾大膽批評宋仁宗，甚至直言不諱地說：“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諷刺宋仁宗沒有子嗣，身邊沒有親近的骨肉扶持，看似尊貴，實則孤獨。這番話在封建皇權(quán)時代，已然算得上大逆不道，宋仁宗聽后雖十分難過，卻并未加罪于張知白，張依舊擔(dān)任言官，繼續(xù)履行勸諫職責(zé)。
例子三：四川秀才寫“反詩”反被授官。
四川有一位老秀才，一心想入朝為官卻始終無門，于是向成都知府獻(xiàn)上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單看這兩句詩，分明是煽動分裂、圖謀造反的“反詩”，按當(dāng)時的律法，理應(yīng)斬首。宋仁宗得知此事后，卻十分淡然地說：“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不足治也。”意思是，這只是老秀才急于求官，一時糊涂寫下的句子，不足以治罪。不僅如此，宋仁宗還特意授予這位老秀才一個小官，滿足了他的心愿——這份寬容，在封建王朝中實屬罕見。
所以說，不管誓碑實物是否存在，只要從皇帝到大臣，都普遍相信有這樣一個誓約、這樣一條祖訓(xùn)存在，就足夠了——它已超越了一塊具象石碑的意義，成為宋朝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塑造了宋朝獨有的政治風(fēng)骨。
最后，我想補充說明一下：“誓碑之約”與“金匱之盟”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雖然二者都發(fā)生在宋朝初年。
“金匱之盟”是指宋太祖趙匡胤的母親杜太后臨終前，召集趙匡胤和宰相趙普，留下的一份皇位繼承盟約。杜太后認(rèn)為，趙匡胤之所以能奪得天下，是因為后周的皇帝年幼，無法掌控朝政。為了宋朝的長治久安，避免重蹈后周的覆轍，她要求趙匡胤實行“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先傳位給弟弟趙光義（即后來的宋太宗），趙光義再傳位給三弟趙廷美，最后再傳回給趙匡胤的兒子。這份盟約被藏在一個金匱（銅制柜子）中，因此被稱為“金匱之盟”。
與誓碑不同，“金匱之盟”在《宋史》中有明確記載，它的存在對于解釋宋太宗趙光義繼位的合法性，具有極高的政治關(guān)聯(lián)性，史學(xué)界公認(rèn)其大概率是真實存在的。
簡言之，誓碑（或其背后的祖訓(xùn)）確定了宋朝皇室對待前朝后裔和文官的基本態(tài)度，關(guān)乎宋代的政治風(fēng)骨和社會風(fēng)氣；“金匱之盟”則決定了宋朝初期的皇位繼承鏈條，關(guān)乎皇權(quán)傳承的合法性。二者是兩個極易混淆但內(nèi)涵不同的歷史概念，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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