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中國與世界】陳龍：媒介化進程與媒介文化變革方向

2025年發生過很多不平凡的事情，“蘇超”無疑是這一年令人記憶猶新的事件之一。“蘇超”對于足球、對于文旅也許可以有多種解讀，但從傳播學角度看，卻可以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文化變革層面的意義。站在2026年的門檻回望這一事件，不難發現，其不平凡之處就在于它向我們昭示了媒介化進程中的特質——個體化文化實踐的崛起。

眾所周知，15世紀中葉谷登堡發明機械印刷術，標志著一個歷史起點的到來：預示著媒介將參與建構社會現實。此前，語言符號建構社會現實是西方社會學的主流觀點，而媒介建構論直到20世紀后期才成為西方學界的共識。真正讓媒介發揮社會建構作用的時間節點是19世紀30年代美國普利策開啟的大眾化報業模式，標志著一個“中介化”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從此再也離不開媒介，由此作為“社會總體性傳播”的一套體系逐步形成。重資產、機構化的大眾傳播媒介開始處于信息生態的頂端，控制著社會整體的信息流量，型構了社會結構，也影響著文化生產的整體品位。

然而，隨著數字技術尤其是Web2.0技術的普及，實時交互構建了一種全新的傳播生態，節點傳播成為這一傳播生態的主要形式，平臺節點與用戶節點型構了新型社會關系，逐漸取代了傳統點對面的大眾傳播，而促成這種傳播格局形成的正是媒介化浪潮。德國學者克羅茲認為，“媒介化”是與全球化、商業化、個體化一樣的社會“元過程”，這個元過程正潛移默化地改造著我們這個社會，“型構”了我們的社會：日常生活、政治活動、商業形態，而最為突出的是交往行為構建了文化實踐的模式和版圖。媒介化進程中的技術驅動、社會重構、關系建構邏輯在文化實踐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節點媒介對現實結構的改變表現為個體化實踐成為媒介實踐的主流，這種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于是，UGC、UP主、網絡直播等成為典型的個體化文化實踐，“一鍵三連”、轉貼、評論區評論成為其主要形式。“蘇超”正是這種個體化媒介實踐的樣本。“蘇超”精彩處不在足球場，而在社交媒體平臺，“自己玩”“自己嗨”的“玩梗”成為全民文化狂歡的一道風景線。如何看待這一高度濃縮、表演性強、傳播迅猛且帶有特定群體認同感的線上文化實踐與內容生態？

“蘇超”是一種文化表征樣本，它預示著文化實踐新主體的誕生，媒介技術的可供性，促成了新的媒介生態、媒介邏輯和媒介實踐主體，以Z世代群體為主體的實踐主體，構成了一種新大眾文藝的勃興力量，基于新大眾主體心理訴求和底層邏輯的文化生產，必然不同于傳統媒體社會總體性傳播時代的生產模式，順應數字化、智能傳播的媒介化現實，個體化媒介實踐，代表了個體化和個性化的內容生產，同時也配合了平臺算法的“最大公約數”邏輯，形成了個性化與同質化交錯、遞歸循環的復雜格局，展現出一種無拘無束、簡單清新的精神氣質。自我賦權、自我賦能，讓這種參與式文化融合共生為跨類聚合型文本，其開放性文本，提供了一種別開生面的審美體驗。“比賽第一，友誼第十四”不再是禁忌，而是一種包容、接納的文化姿態。內容趨向追求情緒沖擊力和瞬間共鳴，而非復雜真實的日常。無論帶有多強烈的“前臺表演”性質，其自發性媒介實踐都開啟了一種文化新風尚。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既有“情感契約”，更有媒介社會學意義上的文明“互型”，“蘇超”未產生足球流氓即是明證。

“蘇超”是一朵媒介化進程中的“浪花”，作為社交媒體空間的文化現象，是技術邏輯、資本動力、社會心理和個體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它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當代人對于連接、認同和自我表達的深切渴望。它映射出在注意力經濟時代，交往建構現實正成為一種趨勢性力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實踐模式將成為媒介化進程中文化生產的新常態之一。留給我們反思的是，在媒介制度設計時，是否給個體化媒介實踐留出足夠的空間使其能夠創造出一種寬松環境，從而使其迸發出創造力，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整體進步。按照德國學者安德烈亞斯·赫普的觀點，在深度媒介化時代，我們面臨著一種新的、全球化的型構關系。正是這種總體關系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了一種秩序力量。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世界完全被媒介“殖民化”，也不是自始至終都被媒介邏輯直接影響，而是一種機遇。所有媒體在降格為傳播節點后，彼此之間的競爭是平等的，這對于主流媒體的系統性變革來說，多少應算是一種啟示。

作者系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執行院長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 張賽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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