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當我們談論中國是“全球第一大債權國”時，一個巨大的反差著實令人擔憂，借了海量的錢給全世界不假，偏偏投資收益不盡人意，更讓人擔心的是，萬一那些債務國還不上，還生出賴賬的念頭，我國又該如何應對？
筆者如此說絕非危言聳聽，從斯里蘭卡的港口租賃到贊比亞的債務重組，國家之間的巨額債權，根本不能以普通人之間“借錢還錢”的膚淺思維來看待。
在這一點上，美國作為昔日全球最大的凈債務國，居然能做到“欠債一身輕”，甚至讓債務成為實現自身霸權的支柱？答案在于三大戰略武器。
其一，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全球貿易和金融活動對美元形成了路徑依賴，讓美國獲得特權，繼而實現金融霸權。
當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后，美國只需不斷印鈔或發行國債，就能輕松換取他國的商品和服務，可謂“綠紙換實物” ，一旦美國自身出現問題，還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向全球轉嫁通脹和危機。
前面兩者與美國控制的全球美元清算系統相結合，就形成了金融制裁的大棒，任何國家若想系統性賴掉美國的賬單，就要面臨被踢出全球金融體系的強大威懾。
其二，美國早就深刻理解到，誰制定規則誰就掌握主動，繼而通過絕對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牢牢控制著全球金融秩序的裁判權。
因為美國在IMF擁有超過15%的投票權，對重大事項享有一票否決權，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自身金融霸權地位的改革，再加上美國主導的“巴黎俱樂部”，將西方主要債權國團結起來，保證他們面對債務國能夠采取統一立場。
有如歷史上解決拉美債務危機的“布雷迪計劃”，不僅幫美國化解了風險，還成功地將美國債券市場的游戲規則推廣至全球，進一步鞏固自身地位。
其三，美國始終極少就債務談債務，而是將經濟債權深度嵌入其全球戰略布局，無論是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還是對特定盟友的債務減免，其背后都是地緣政治的考量，通過債權，美國構建了強大的盟友體系，將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和軍事影響力。
不過，雖說我國如今成為新興的債券大國，處境與曾經的美國卻不能相提并論，面臨的考驗與挑戰也更加復雜。
首先，作為債權大國卻并非金融強國，收益率偏低的外匯儲備占比過高，而收益率更高的直接投資占比則相對不足，這也才是我國作為凈債權國，投資收益時常為負的深層原因。
其次，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我國卻頻頻被西方媒體污名化為“設置債務陷阱”，尤其當部分國家出現償債困難時，一些傳統債權國便聯合施壓，要求中國減免債務，一邊是“減免就當冤大頭”，一邊是“不減就是無情無義”，兩難境地不言而喻。
最后，如今的全球債務治理的規則仍由美歐主導，中國作為后來者，常常處于被規則狀態，當債務糾紛發生時，還是要在美國和歐洲法律體系下進行解決，處境被動顯而易見。
既然形勢如此嚴峻，我國又成了第一大債權國，閉門造車斷不可取，還要借鑒歷史，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債權綜合治理之路。
鍛造金融肌肉，優化資產配置是第一步。
想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破美元霸權，必須提升人民幣在世界貿易、投資和儲備中的份額，還要千方百計增加海外直接投資和高收益證券投資的比重，把死錢變成活錢，再通過適度增持黃金等非美元戰略資產，增強資產安全性。
施展戰略智慧，精細處置債務是第二步。
面對戰略友好國家，可創新采用債轉股、債務置換等模式，將債權轉化為長期資產和合作紐帶，加上在G20《共同框架》下與其他債權人協調，避免“中國單獨減免，他人坐享其成”的不公局面，才能有力回擊“債務陷阱”的污名化指控，在此基礎上，建立主權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對借款國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動態評估，從源頭上規避風險。
參與規則重塑，爭取制度性權力是第三步。
積極要求對IMF和世界銀行進行份額改革，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同時積極推廣中國方案，在中國主導或參與的多邊機構和對外貸款中，逐步推廣使用人民幣計價，并引入更公平的爭端解決機制。
歸根結底，中國只有從債權大國邁向成熟的金融強國，才能有效解決被賴賬的憂慮，這一點遠超金融技術范疇，考驗的是國家整體戰略能力，包括金融實力、外交智慧和國際規則塑造力等等，也才能為動蕩變革的世界提供更包容、更公平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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