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真地認真反思歷史了嗎？談談游日的一些觀感和思考

1. 在日本國民心中，日本作為侵略者的形象是虛化的，是缺乏細節了解的，而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個國家各個縣、各個大中城市都有護國神社、慰靈館、戰災紀念館，不厭其煩地向國民講述日本在戰爭中受到的損失，日本社會對兩種記憶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對等的。

2. 在施暴者佯作無事，沒有認真反省和悔改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歷史包袱。顯然是在用不同的權利觀和道德水準來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是強迫以受害者的寬容結束歷史爭議，這是偽善，是對公理正義的褻瀆。

3. 我們決不能忘記受戕害的歷史，也不要選擇性記憶歷史，以及工具化歷史。中國人處理歷史面臨兩難境地，人性導致很難在兩者之間把握好平衡，這也是施暴者留給受害者的另一個難題。

（一）位于政治話語中央的“昭和館”式歷史敘事，以及位于邊緣的“立命館”式敘事

每逢重大歷史紀念日，以及中日之間發生什么不愉快事情。經常有人說日本其實已經對二戰歷史做了很好地反思，其實是我們一直在操縱歷史話題，煽動國民情緒，來為現實服務；或者說我們國民性有問題，糾結于歷史，不愿平復傷痕，跟歷史過不去。筆者之前對這個觀點無法置評，直到去年在東京系統參觀了幾個二戰歷史紀念地之后，才有所直觀感悟。

筆者曾經訪問過很多德國二戰紀念地。僅柏林就有9個二戰相關的紀念館，其中最著名的是“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另外還有數十個二戰暴力題材的紀念碑、紀念花園，無不在地提醒德國法西斯主義給人們造成的災難。在德國，你可以非常容易獲得納粹暴力史信息，即使鄉下小城也有很多紀念地。

但是筆者去東京前做攻略時，卻費了很大的勁，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竟然沒有一個正式的二戰史紀念館，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二戰是日本現代歷史上最重大事情，連一個紀念館都沒有，就充分說明這個民族的回避心態。

如果非要說這個國家有這么一個二戰專題紀念館，那就是作為日本十二家國立博物館之一的昭和館。昭和館位于皇宮隔壁的九段，約等于北京王府井、南池子的位置，亦可見其處于國家政治話語中心地位。紀念館最顯眼處是巨幅美軍轟炸東京的照片，顯然是告訴觀眾，日本才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昭和館對戰爭的敘事，基本上是戰前日本寧靜繁榮，然后進入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然后日本遭受巨大戰爭災難，然后日本人自力更生、奮發重建。偌大的紀念館，見不到日本對他國造成的暴力傷害，也不提日本人民為什么被卷入戰爭。

（昭和館）

儼然這是一個日本是受害者的歷史敘事，正如日本國家旅游局對它的介紹是“專為紀念日本百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承受的苦難生活而建，保存了日本歷史上這段最悲劇時期民眾的生活百態”。只講自己的苦難，而不提給他人造成的苦難，不講自己為什么遭受這種苦難，這是一種什么心態？

（昭和館不厭其煩地講述日本人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

昭和館盡管是國立博物館，卻由遺族會這個右翼組織來運營，也顯示出日本政府的心態，即讓戰爭發動者的后人去書寫二戰的歷史，當然得出自己是受害者的結論。筆者又順騰摸瓜找到遺族會辦公室，它就設立在日本帝國時代的軍部俱樂部大樓內，似乎表達它對過去的眷戀。

（九段會館及遺族會辦公室）

站在昭和館就可以看到靖國神社的大鳥居，如果東京還有二戰相關紀念地，這里當然也是最重要的之一。靖國神社是東京五社之一（約等于對標北京的天地日月社稷壇），占地約10萬多平米。它的位置和規模，亦證明它所表達的意識形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筆者路過這里時候，一群人正在紀念沖繩戰役死亡的士兵，揮舞著當年的軍旗，如果一群德國人揮舞著納粹旗幟阿登戰役死亡的納粹軍人，世界會如何反應？靖國神社并不是完全是一個歷史建筑，參道上的建筑基本都是二戰后不斷偷偷被加進去的，比如最顯眼的青銅大鳥居是1974年建造的，它同時還是日本最大的鳥居。

靖國神社最近一些年又增添兩處紀念標志。一是“送家人出征雕塑”。把戰爭塑造成溫情的行動，完全忽略了對外派遣士兵血腥的一面。另外一處是“帕爾博士功德彰顯碑”，帕爾（Radhabinod Pal）是遠東軍事法庭唯一主張戰犯無罪的審判委員，他的神奇邏輯是：“侵略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國際法的追訴對象僅僅是國家，而不能罪及個人；日本對那場戰爭負有道德的責任，但是沒有法律責任”。日本人為了感念它的“仗義執言”，于2005年為他立碑記功，安倍接任首相后還專門接見他的家人，代表政府表示感激。這不是赤裸裸地否認一切戰爭責任，以及軍國史觀仍在不斷被完善中嗎？

筆者也曾訪問大阪城市中心的“國際和平中心”，這個紀念館上下三層分別介紹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大阪、1945年大空襲和戰后重建。不厭其煩展示大阪在空襲中遭受破壞之慘狀，意在塑造日本是受害者的形象，以及展示日本國民堅忍不拔的精神。雖冠以和平之名，但這里的“和平”表達的并不是日本不要破壞他人的和平，而是日本期待自己不受侵犯的和平。另據據研究者講，這個和平紀念館本來是有展示對其他國家侵略罪行內容的，但是2010年后被強行刪去了。

如果你尋找一個反思日本對其他國家造成傷害的歷史紀念館，那將很艱難。筆者很早就結識的池田惠理子（NHK制片人）創辦的“女性戰爭與和平紀念館”是為數不多的幾家之一。不過無論是位置和規模上，比起前面幾個都不可同日而語，它坐落于西早稻田（大約相當于北京中關村吧），僅是租用了幾間民房，隨著池田女士越來越年老，維持經費也越來越困難，并且還經常受到右翼分子的騷擾。

（西早稻田居民區的“女性戰爭與和平紀念館”）

筆者再多介紹幾句池田女士和慰安婦的事情。在21世紀初，池田女士數次帶領慰安婦訴訟法律團隊，去山西、河北看望幸存的慰安婦，筆者也曾經一起前往，見到了正在與日本政府打官司的萬愛花等人。面對這些訴訟，日本法院采取了一個拖字，把流程延長到好幾年，就是把這些七老八十行動不便的老年拖到沒有力氣來東京告狀，或者等著他們死亡，案子自然就終結了。即便是走到訴訟最后一個階段，也都以訴訟時效過期（最長20年），“個人請求權”缺失(個人無權告國家)來搪塞，現在這些慰安婦已全都去世，無一人拿到日本政府賠償，這又是一個對歷史的怎樣怯懦和回避呢？

京都西郊金閣寺旁邊的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也是少見展示日本侵略罪行的地方之一。這個小型博物館盡管這是一個反思日本戰爭行為的場所，但是依然不能大大方方地反思，日本對殖民地傷害只不過是十幾個展區中的其一，并且只能包裝在反思20世紀人類所有戰爭傷害主題下進行。

筆者權且把回避戰爭罪責的歷史敘事稱作“昭和館”式敘事，承認戰爭罪責的敘事稱為“立命館”式敘事。昭和館赫大的建筑、顯耀的位置，彰顯著這種敘事的中心位置，而縮居偏郊的立命館，則反映了這種敘事在日本社會中邊緣的位置。

（二）具象的“受害者”記憶與模糊的“侵略者”記憶

歷史建構的另一個重要依托物就是歷史教科書，日本教科書是如何寫中日戰爭的呢？上次去東京，我專門到國會圖書館查閱到一些中學教科書，簡單聽翻譯介紹了一下，其立場與“昭和館”式敘事并無本質差異。回國后，又找到首師大史桂芳教授和旅日記者徐靜波先生關于這方面的著作，內容非常詳實。

日本中學歷史教材采用率比較高的有清水學院版、第一學習社版、東京書籍版、實教出版社版、山川出版社版這幾家，合計覆蓋率達到90%以上，以上史書的二戰史觀點就可以說是日本主流關于歷史的認識。

對于九一八事變，清水書院版教科書認為：“張學良東北易幟后，制定了滿洲自立開放的目標，推進與滿鐵并行的鐵道線路建設。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也以民族運動為背景，乘機收回列強的利權。在這種形勢下，擁有滿洲和蒙古利權的沙皇俄國倒臺，日本深刻地感覺到在中國東北權益的危機，發動了柳條湖事變”。

明成社版教科書認為：“國民政府提出收回日本擁有的既得利益、國權的政策。滿州反日運動高漲，傷害日本僑民和權益事件增多，擔任關東州及滿鐵警備任務的關東軍，企圖以武力將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保護滿蒙權益、對抗蘇聯的威脅。1931 年 9 月石原莞爾等一部分關東軍將校計劃在柳條湖附件炸毀鐵路路軌，關東軍隨即采取全面軍事行動，半年內控制了整個滿洲（滿洲事變）”。

顯然，都是把中國正常收回本國權利的正當行為，當做事變爆發的誘因。光說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會危及日本人，不提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因為日本侵略產生的，這是什么邏輯呢？在日方責任上，又把政府說成是無辜者，無力控制關東軍行為，這跟當年戰爭發動者的說辭不一樣嗎？

對于盧溝橋事變后的戰爭擴大化，普遍也都是這套邏輯，歸咎于中國的“過激反應”，歸咎于軍部勢力，而日本政府似乎是被動無奈的。比如山川出版社版教材認為：“1937年7月7 日，北京郊外的盧溝橋附近，日中兩國軍隊發生沖突事件。雖然現地一度達成停戰協定，但是，近衛內閣屈服于軍部的壓力，改變了最初的不擴大方針，增兵擴大戰火。與此相對應，國民政府也作出堅決抗戰姿態，戰斗超出了日方的預想，發展成為全面戰爭 ”。

明成社版教材認為：“1937 年 7 月，北京郊外的盧溝橋附近，日中兩軍忽然發生沖突。近衛內閣提出了不擴大方針，現地達成了停戰協定。但是，7月末，在北京郊外發生通州事件，8月，在上海發生殺害大山海軍中尉事件。因此，政府為了武力應對事態、保護僑民，向國內師團下了動員令，華北的兩國軍隊沖突擴大。8 月戰火燒到上海，兩軍處于戰斗狀態，日本放棄不擴大方針。對此，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共產軍參加戰線。于是，戰線擴大到中國全境”。

對于日軍暴行和南京大屠殺，多數書籍都有提到，但是做簡單化處理、一筆帶過，南京大屠殺人數均無涉及。東京書籍版教材說： “占領南京時，日軍殺害了包括女性、兒童在內的很多中國人 （南京事件），受到很多國家的譴責”。清水書院版教材說： “占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時，殺害了許多非武裝的中國人（南京事件），還對共產黨控制區域，不加區分地屠殺士兵和平民，實行掠奪、放火等。因為受報道管制，當時日本國民并不知道這些野蠻行徑。”

所以，盡管日本教科書沒有否認日本大屠殺和戰爭罪行存在，但是均是輕描淡寫，用筆遠遠不如日本在戰爭期間受到侵害內容多。日本教科書規避戰爭責任，是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非中國一些學者所說的，那些否定戰爭責任的教科書使用率不超過1%。

依據以上的了解和觀察，我們可以初步斷定：日本整個社會從來沒有很好地反思二戰歷史，反思派（以戰爭前后出生的左翼為主）始終是支流，并且隨著他們的老去，反思力量越來越邊緣化。

在日本國民心中，日本作為侵略者的形象是虛化的，是缺乏細節了解的，而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個國家各個縣、各個大中城市都有護國神社、慰靈館、戰災紀念館，不厭其煩地向國民講述日本在戰爭中受到的損失，日本社會對兩種記憶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對等的。

（三）關于歷史問題的幾個探討

因此，國內一些人在中日歷史問題上，無限苛責中國人，每當中日出現不愉快的事情，習慣歸咎為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狹隘民族主義，而從來認為日本人是無辜的，這種認知都是完全背離事實的，在邏輯和道義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我們作為受害者，一個犧牲了近兩千萬國民性命的受害者，最有資格紀念歷史。難道記錄歷史要反道我們民族的羞恥？這是什么邏輯！一個個死于屠刀的冤魂，一個個犧牲于自衛的英靈，還配不上我們拍幾部電影、寫幾本書來紀念？（當然這有個前提，就是我們要尊重史實，不能為了抒發仇恨，去杜撰歷史）當全世界——日本、美國、東南亞在故意曲解、淡化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更有義務認真記錄這段歷史，這么做不是為了復仇，而是避免人類重蹈這樣的悲劇。

我們要與人為善，要對一切盲目仇外的狹隘民族主義零容忍。但是這個善是有底線的，對其他民族的寬容、理解、善良、文明要建立在對方也是同樣態度之上，尤其是施暴者的一方佯作無事，拒絕對你寬容、理解的時候，你反倒要求受害者去寬容、理解，那么這種勸說是偽善、是愚蠢、是助紂為虐、是歷史虛無。

在施暴者沒有認真反省和悔改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歷史包袱。這顯然是在用不同的權利觀和道德水準來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希望用這種方式去終結歷史問題，那是對受害者的第二次傷害，以及對公理正義的褻瀆。

中國人并不是喜歡跟歷史過不去，事實證明中國人最容易遺忘歷史，受害者對歷史的執著，不是來自于對苦難傷疤的留戀，而是對是非曲直顛倒的憤恨，以及公理不張帶來的不安全感。因此，解開歷史問題的關鍵不是讓中國人去忘記歷史，而是日本人真誠反思歷史問題，這個最基本的順序不能顛倒。

任何民族都有狹隘的民族性一面，即使是民主政體、信息公開社會之下生活的人們，特朗普主義的興起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果只對中國人的狹隘民族主義津津樂道，而對他國的排外仇恨情緒視而不見；對日本人在華遇襲痛心疾首，而對中國人在日遇襲充耳不聞，并且認為一定是我們做的不好而導致的，這不是客觀、文明，是一種變態的自虐，是對另一個民族合法權利的蔑視，終點是法西斯主義。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歷史的時候，也一定要記住以謙卑的心對待歷史。我們不僅不能忘記日本侵華造成的傷害，其他任何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傷害，也都不許忘記，我們不能選擇性做記憶篩選；我們要如實呈現歷史，不能為了現實的私自需要去剪輯刪改歷史，尤其不能把歷史作為消費大眾的流量密碼；我們牢記歷史，不是為了復仇，或者成為加害別人的理由，而是為了自立自強。

客觀來講，對中國人來說，如何正確理性處理歷史問題，是一個高難度的事情：一方面，中國遭受的苦難太多，而加害方一直不能正確認識，我們不得不帶著憤怒不平一再提起，無法忘懷過去；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時刻防止走偏，防止民族主義情緒干擾現實。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難以把握好這種平衡，只有少數圣人才能做得多，地球上的多數人只能簡單化走向兩個極端，這是中國面臨的歷史問題的兩難境地。這也是施暴者留給受害者的另一個難題，暴力的結束不代表心理創傷的結束，它給一個民族心理帶來的干擾，往往超過一兩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