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貨”學派的基本特征研探

1934年，陶希圣創辦《食貨》半月刊，以此為平臺，一批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人聚居于此，形成名盛一時的“食貨”學派。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食貨》半月刊停刊，“食貨”學派漸趨無聞。由于《食貨》半月刊存在時間較短，“食貨”學人在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影響范圍有限，學界對這一學術群體是否已形成學派尚存疑問。事實上，在此期間，《食貨》半月刊的骨干成員經過數年的相互砥礪，已逐漸形成一個具有共同學術旨趣和治學風格的學派。總結食貨學派的基本特征，或可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作出較為明確的回答。

一、“食貨”學派成員具有穩定的師承關系和緊密的學術聯系

據史學家何茲全稱：食貨學派的主要成員“有陶希圣直接指導的在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遠、武仙卿、曾謇和后來與陶希圣有工作關系的連士升、沈巨塵、何茲全。”而在食貨雜志上發表論文還有其他一些學者如嵇文甫、傅衣凌、全漢昇、楊聯陞、王瑛、李秉衡、劉興唐等，由于他們的學術觀點及治史旨趣與陶希圣等人相左，故一般這些人都不被算作食貨學派的成員。顯然，食貨作者群并不完全等同于食貨學派。

食貨學派的形成與作為食貨學派宗師的陶希圣密切相關。1931—1937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學任教，并在北京師范大學、北平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朝陽大學輪流兼課，這一時期食貨學派的主要成員正處于完成大學學業的過程中。如1930—1931年入學的北京大學學生武仙卿、沈巨塵、何茲全、曾謇，北京師范大學學生鞠清遠；還有1934年入燕京大學研究所繼續深造的連士升等人。這些青年學生都師從陶希圣，在其影響下專攻中國社會經濟史。何茲全回憶：“我走上研究中國社會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響。我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時 (1931—1935年) ，陶希圣正在北大教書。他開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史的課，我都選聽。”

△ 陶希圣（1899—1988）

陶希圣本人精通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等各領域，并對中國歷史有精深的研究。因此，他就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提出的觀點、假說總能給學生以啟迪，并引發他們進行深入研究。何茲全稱：“他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戰，也使我很受啟發，我便立意要研究這一課題。”著有《中國古代社會》 一書的曾謇也對陶希圣提攜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經歷念念不忘，認為沒有陶希圣的支助，他不可能寫就此書。他說：“這部家族組織的研究工作，卻大都是在他們 (陶希圣等) 啟迪下完成的。沒有他們的啟迪，我決做不出來，至少是現在不能做出。”“我最初沒有獲得齊燕民族婚媾家族習慣的許多材料。所以我并不企圖把它們獨立作一章來處理。但最近承希圣師把他所得的關于齊燕婚姻家族的材料見示以后，我才決計加添一章，”“假如他不把材料供給我，我能有這樣的發現嗎?”

陶希圣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發掘年輕有為的青年，并引領他們從事史學研究。沈巨塵回憶：“民國二十年秋，我進入國立北京大學，在政治系肄業，政治系的課程，多是舶來品，政治思想是西洋的，政治制度是講歐美的，無一課涉及中國。”“我因此便立定志愿，要徹底研究中國政治制度，顯示其清晰面貌，編著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陶希圣發現沈巨塵的志趣后，隨即指導他從秦代開始，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史。“在校時，常蒙陶希圣指導鼓勵，利用課余時間，尋找有關資料，撰寫成秦漢政治制度一書。”

不僅如此，食貨學派成員學術思想及觀點的形成深受導師陶希圣的影響。陶希圣較早注意到東漢以后、中唐以前這一歷史時期的特殊性，并“再三叫起同學的注意”。食貨學派成員武仙卿與陶希圣合著的《魏晉南北朝史》一書，著重強調南北朝政治經濟地域性與割據性，大力闡揚魏晉南北朝能獨立成一段的思想。“此書寫時，我們討論的次數很多初稿成后由我陶希圣重加斟酌，除修改幾處文字之外，更有改動見解的二三處。”鞠清遠的代表作《唐代經濟史》一書，被袁永一評價為“關于唐代租庸調與兩稅制的內容，作者見解頗為新穎，有它獨到的地方。”此書也是與陶希圣合著，“材料搜集的周到，功在鞠先生。體裁、系統及觀察解釋如有錯誤，由我負責。”這表明，食貨學派成員在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術研究過程中，以陶希圣為中心，具有穩定的師承關系，并形成了緊密的學術聯系。

△ 《唐代經濟史》書影

二、“食貨”學派成員在學術思想和學術觀點上的趨同

首先，食貨學派成員在學術思想上大都接近或傾向于唯物史觀。

20世紀上半葉是唯物史觀風行一時的時代，食貨學派成員都曾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陶希圣早期影響較大的兩部著作《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 (1928年) 和《中國封建社會史》 (1929年) 中應用的階級、生產技術、生產力等術語皆來源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此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書中關于“士大夫階級成為中國的治亂之源。優秀分子大抵賤工賤商而趨于政治活動，則生產技術不易改良，而農工商不能進步。游惰者多，官位又少，則政爭便由此發生”的觀點，受馬克思的影響非常明顯。不僅如此，陶希圣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1929年) 一書中，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持“唯物的觀點”。他稱觀察中國社會應持三個觀念，其中“第三是唯物的觀點”。以致時人郭湛波也直言不諱地評價說：“中國近日用新的科學方法———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成績最著，影響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當然，陶希圣的唯物史觀是不徹底的，如他所言：“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觀，但卻不是唯物史觀。”這主要在于他堅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刻意回避階級斗爭。此外，陶希圣對馬克思依據唯物史觀分析所得的一些結論也不認同。

同陶希圣一樣，那些聚集在陶希圣周圍的學者也大都具有同樣的思想傾向。何茲全稱：北伐戰爭后，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被各個出版社競相出版，“給我印象深的是河上肇的關于辯證法的書。對我以后研究中國古代和中世紀史影響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我從這些書里學習的是讀史、學史和寫史的理論和方法———辯證法和唯物論。”曾謇也坦言：“西洋的兩位學習者———莫爾甘和恩格斯，他們的著作對于我的影響也極大，我的理解中國的古代社會也多是以他們的學說為根據而參加我自己的主張的。”還有連士升，他稱馬克思在其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論述是“經濟史學開路先鋒的重要宣言”，同時也認為“人類社會的經濟的構造是一切形而上的基礎，所以我們要了解過去的歷史必須先從經濟史做起。”由此可知，食貨學派成員在學術思想上形成基本共識，他們大都接近或傾向于唯物史觀。

△ 何茲全（1911—2011）

其次，食貨學派成員對當時討論熱烈的一些重要歷史問題，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奴隸社會的有無及封建社會的斷限，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學術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關于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商業資本主義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這是社會史論戰中爭論較多的問題之一。陶希圣早前提出秦漢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稍后又修正為由宋至清末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此論一出，受到學術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焦點集中在商業資本的歷史作用上。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商業資本不是生產資本，它只能依附于其他生產方式來發揮其剝削和破壞的機能，而不可能創造一種獨立的社會形態。

面對學界的批評，陶希圣逐漸改變了商業資本主義可以單獨成為一個社會形態的觀點。他在《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一文中明確指出：“長期前資本主義社會說也一樣的不妥當，我向來也是主張此說的，現在我覺得此說從根本上有應當改正之點。”稍后，陶希圣在《食貨》“編輯的話”中承認：“從前我曾取長期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說及循環論，甚至使商業資本主義等于陶希圣主義。近來略對中間這一段加些研究，看出一些重大變化出來，自覺從前把春秋戰國與清代兩頭一拉的見解是有缺陷的。”并直言：“商業資本固然不能決定社會形態，但分解舊有社會形態的作用是不能否認的。”可見陶希圣已放棄了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說。

何茲全也就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發表觀點：“封建社會中前后兩個時期的變化，是很重要的。過分看著這種變化，而于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劃成一個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立階段，固然是不妥，過分忽視這種變化，而含糊看的下去，也是不妥。”由此可見，食貨學派成員對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持否定態度。

2. 關于奴隸社會的有無

陶希圣等食貨學派成員認為，在中國的社會發展歷程中，存在著奴隸經濟居主導地位的奴隸社會。陶希圣在社會史論戰早期曾否定奴隸社會的存在，但他在1932年發表的一文中提出戰國到后漢是奴隸經濟占主要的社會的觀點。稍后武仙卿就這一觀點進行了詳細論證：“秦漢兩代的社會形態，是奴隸制度的古代社會。無論田園的耕作與工商業的經營，莫不以奴隸勞動為主要的勞動。尤其當時所謂開澤的’虞’，簡直都是用奴隸去開發。”并指出，“因為奴隸勞動能夠忍受過量的榨取且奴隸勞動不受軍事服務的影響因此奴隸勞動在當時成了主要的勞動形態。由此可認定秦漢時期是奴隸社會。”何茲全也持秦漢奴隸社會說：“秦漢以來，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以奴隸生產作基礎而發達的交換經濟，社會經濟的重心在城市而不在農村。我們不否認小農經濟的發達，我們也不否認小農數量眾多，但支持秦漢社會性質的，卻是基于奴隸勞動而發達的城市交換經濟。”食貨學派另一成員曾謇，在奴隸社會問題上的觀點與陶希圣等人略有不同，他持西周奴隸社會說。雖然食貨學派成員在奴隸社會的分期上出現分歧，但就奴隸社會存在這一點上仍具有共識。

3. 關于封建社會的起始

在社會史論戰中，學者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封建社會的存在已無異議，但就封建社會的起始時間則爭論不休，如有人提出“西周封建說”等，而食貨學派成員則提出了“魏晉封建說”，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始于魏晉南北朝迄于唐末。

1929年陶希圣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稱漢代至唐初是封建制度發生、完成發達的時期。1932年他又特別指出：“由三國到唐末五代，要另劃一個時期。其中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史里最少研究的一個段落。……這是一個發達的封建莊園時期。”1937年他在《南北朝經濟史》序中再次指出：“東漢以后，中唐以前，無論在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個段落，與以前的秦漢及以后的宋明，各有不同之點。……魏晉至隋唐，社會上嚴于士庶之分辨，政治上顯有大族的操持，思想上富于佛教的影響。彼此因應，斷非偶然。”陶希圣此時很明確地指出東漢至唐末這一歷史階段的特殊性，并暗示這一時期封建社會的特征。

何茲全是較早比較明確地提出“魏晉封建說”的食貨學派成員。1934年9月何茲全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一文中指出中國歷史的分期，至今尚無公認的定說，本篇所用中古時代，是約指從三國到唐中葉即從3世紀到9世紀一時期而言”；“中古中國的社會是封建社會”；“寺院是披著一件宗教外衣的，所以在封建關系的表現上也特別顯著”。何茲全稱：“中古時期，就是封建時期的同義語。”此文“已有了魏晉之際封建說的意思”。稍后，何茲全在《食貨》創刊號上發表《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此文“明確以魏晉之際 (以建安時代為魏) 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

隨后，武仙卿在《食貨》上發表《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一文，直接提出“魏晉封建說”。文章指出：“秦漢奴隸社會已經解體，新的社會制度———封建社會正在演進。魏及西晉就是這個新社會制度的發端，五胡時期，東晉及南北朝就是這個新社會制度的典型時期。”此后，曾謇在《三國時代的社會》一文中也指出，“三國時代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的劇亂時代。經過這一個時期，秦漢的社會轉入于兩晉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會。”鞠清遠在《兩晉南北朝的客、門生、故吏、義附、部曲》一文中對“魏晉封建說”進行呼應。文中雖特別聲明：“我沒有意指出這時代的社會，是不是能為客、門生、故吏、義附、部曲等等現象，而決定了性質。我只說明了這些現象的性質、地位、及發展。”但陶希圣就此文指出：“客觀轉變過程的研究是了解中古社會的鑰匙。自由人怎樣依附豪宗大族，從自由的食客變為半自由的農奴，這種轉變指示我們以古代社會為何轉變為中古社會的兩大線索之一。”對“魏晉封建說”進行附和。此外，何茲全的《三國時期農村經濟的破壞與復興》、《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都是在封建說的基礎上寫出的”。

食貨學派成員在《食貨》上就“魏晉封建說”進行的集體闡述，學界歷來對于此存有疑義。呂振羽認為：“確定魏晉為中國史由奴隸制轉入封建制的時代，南北朝為中國史之封建主義下的莊園經濟時代，——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應該從內的矛盾之斗爭的統一，和外的矛盾之對立諸關系上去作全盤的把握。……《食貨》的意見，似乎不應太統一化了。”雖然“魏晉封建說”的觀點有待商榷，但此論確已成為食貨學派成員的共同認知。

三、史料與理論并重成為“食貨”學派成員共同的治學風格

食貨學派成員認為要探尋社會經濟的演變規律，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就必須對大量的史料進行細致的分析、科學的辨偽，他們對社會史論戰中將“方法當結論”的研究方法極不贊同，由此形成了理論與史料并重的治史風格。

食貨學派成員在研究過程中對史料非常重視，史料豐富是他們文章及論著的一大特點。陶希圣在《食貨》中發表“讀史隨筆”16篇，都是通過閱讀正史，鉤沉相關材料撰寫而成的。以《十六七世紀間中國的采金潮 (讀明史隨筆之一) 》為例，該文雖篇幅不長，但援引《明史》卻達30多處。鞠清遠的《兩晉南北朝的客、門生、故吏、義附、部曲》一文資料來源于《三國志》、《后漢書》、《晉書》、《南齊書》、《宋書》、《梁書》、《魏書》、《全宋文》、《陳書》，被陶希圣稱為“這篇論文已經搜集可搜集的材料的大部分了”。《南北朝經濟史》被學者評為“由于作者關于南北朝經濟史料搜集的辛勤，這本書對于中國中古社會的特色遂有確切和精彩的論斷。”連士升也表示經濟史研究中材料的搜集“以詳盡為主，兼收并蓄”。

除了常見的正史等史料外，食貨學派成員還非常重視方志、文集、賬簿等資料。地方志是經濟史研究過程中很重要的資料，其中有關經濟方面的人口數量貿易往來賦稅制度等記載正是經濟史研究所需要的。陶希圣發起的搜讀地方志的提議得到學人的響應。鞠清遠則就地方志的讀法做了更詳細的解讀，扼要地指出應著重關注地方志中的三個要點，即都市、交通樞紐和工商業發達地區。杜若遺對此的評價是：“鞠清遠、陶希圣兩先生發起評讀地方志，這是很要緊的一個提議。中國各地的地方志中，原是含有許多政治、經濟、文化材料，其重要性非但不在二十四史之下，在經濟資料方面，還在二十四史之上，現在倘加以搜讀，一定會有許多發現的。”食貨學派成員從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視角來看待地方志，對開拓經濟史史料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食貨學派成員還充分認識到文集、筆記中經濟史料的學術價值，并將其運用到經濟史研究中，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鞠清遠在這方面著力較多，他的《元代的寺產》一文主要根據《牧庵集》、《吳船錄》、《翰苑前集》等文集輯錄而成；《南宋官吏與工商業》一文資料來源于《朱文公集》；而《清開關前后的三部商人的著作》、《校正江湖必讀》則是根據《商賈便覽》、《江湖尺牘分韻》和《酬世群芳雜錦》這三部商人的著作整理出來的，“這三部書，正好是在鴉片戰爭前后，所以這三部書中，可看出一點商業組織的改變，特別是貨幣問題。”具有很高的經濟史料價值。陶希圣也自言：“關于社會史料，我覺得筆記小說是狠要急看的。筆記小說和文集有含社會史料多的，也有少的。大抵經學考據的筆記，所含材料少，見聞錄之類所含較多。神怪小說如神錄之類，甚至勸善的書，因果數應的書，如厚德錄之類，所含倒是不少。”并根據幾部宋人的筆記寫就《宋代社會之一斑》一文。連士升也指出：“好些筆記和文學作品常有價值很高的史料，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詩集，洪邁的客齋筆記，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都有豐富的社會經濟史料。”食貨學派成員都對方志、文集等被學界忽略的經濟史資料予以重視，極大地拓寬了經濟史史料的范圍。

食貨學派成員在廣搜史料的基礎上，對待史料的態度是審慎的。連士升稱“中國歷史上數字的記載極少，即有也很籠統。所存的記錄又隨史家主觀的觀察，變成了事實的斷片的解說的陰隱。兩漢以前的史乘和典籍尤其靠不住，大抵經過漢儒的偽造。這種偽造的史料非經過一番科學的辨偽工作，實在不能隨便使用的。”“材料收完之后，須詳為分類，嚴加鑒定，以辯它收完真偽和可信的程度，如字句的校對，版本和作者年代的考證，文字內容的討論等。這樣得來的材料，才適合詳盡精確的材料。”武仙卿也在研究中指出：“唐代詔令的記載，主要見于唐律疏議、唐六典、通典、唐會要、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唐六詔令、新舊唐書、宋刑統、文獻通考諸書中”，“在上列幾部書中，選出記載比較翔實，年代比較確的材料，互相校讐，反之；年代記載都較模糊的材料，則予以舍棄。”食貨學派對史料的考證辨偽是符合歷史科學的，為他們學術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科學保證。

食貨學派成員在重視史料的同時并不輕視理論，他們都認為參考借鑒外國學者的理論方法有助于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如連士升所言：“經濟史是探討過去的經濟生活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有經濟理論的素養，使我們能夠洞悉問題之所在。同時又能幫助我們解釋經濟史料。”連士升在翻譯介紹西方的理論方法上著力最多，他在《食貨》上共發表譯文18篇，其中有桑巴德、克拉判、約克曼、格拉斯、衛布思夫婦、西摩勒爾等人的作品。

食貨學派其他成員則較多地參照西方的理論方法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在何茲全所做的寺院經濟研究中，中西比較的研究方法對其影響至深。他在晚年回憶道：“寫佛教寺院和佛教經濟，也是學《基督教之基礎》的寫法，先寫這一時代的社會，再寫佛教寺院和寺院經濟的發展成長。”曾謇的《中國古代社會》 (上) 主要是依據摩爾根、恩格斯的家族形態來分析中國古代社會。其《殷周之際的農業的發達與宗法社會的產生一文也參照了西方的社會形態，他認為：“在這兒我們必須先要討論到的，是父系家長制家族的形態，這個家族的形態，照《古代社會》的作者穆爾甘的意見，以為并不是人類均須經過的一個階段，他只特別見于少數的像Hebrew一樣的種族里面，所以在他的書里面，對于這個家族的形態的處理得非常的簡單。但他對于這個家族階段的物質條件和重要的特征，卻很正確的把握了。”武仙卿則在《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一文中稱：“避亂避役的人民聚集在大地主庇護之下，都是屯’壘’相保。這’壘’的形式，如同歐洲中古的castle一樣，是領主保護自己附庸的防御物。”他對魏晉時期社會形態的研究參照借鑒了西方中古時期的社會形態。由此可見，食貨學派成員在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理論與史料并重的治史風格。

四、結語

“學術流派，即某一學科的研究者中，因相同的學術志趣和師承關系而自然形成的具有獨特治學觀點、方法、風格的學術群體。”綜上所述，陶希圣及其他“食貨”學人，如武仙卿、沈巨塵、何茲全、曾謇、鞠清遠、連士升等，已經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形成了穩定的師承關系，基本相同的學術觀點和治學取向，并以經濟社會史研究為共同目標。因此，以陶希圣為中心的這一學術團體可以被稱為“食貨”學派。食貨學派成員在中國經濟社會史的諸多領域內頗有建樹，尤精研于魏晉至唐宋社會經濟史，他們在倡言搜集史料的基礎上，強調理論的重要，在治史風格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進而在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史學科的發展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食貨學派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史學思想和治學方法，在今天仍不失其意義。食貨學派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節選自《南京師大學報》，2011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