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背后：一本相冊與兩位青年的生死接力

歷史的接力棒，就這樣在兩個恐懼卻又義無反顧的普通青年手中傳遞，羅瑾因相冊失蹤而被迫逃離南京，隱姓埋名；吳旋則揣著這個秘密，熬到了勝利那天。

文丨新京報記者李照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劉軍

?本文6906字閱讀10分鐘

8月1日那天，應(yīng)媒體邀請，62歲的吳建琦和家人走進電影院，去看《南京照相館》。

她對這部電影期待已久。觀影前，她刷遍了短視頻上的花絮。這是一個與父親吳旋有關(guān)的故事，更準確地說，電影的原型來源于羅瑾與吳旋經(jīng)歷的一段真實歷史往事。

1937年，日軍攻入南京城，15歲的羅瑾在一家照相館做學(xué)徒。一天，日軍送來膠卷讓羅瑾沖洗。冰冷的顯影液里，羅瑾目睹了一張張如鬼魅般的日軍暴行照片，出于義憤，他偷偷加洗了一套，并制作成相冊保存下來。

然而，這本相冊在不慎遺失后，被同齡人吳旋撿到。封面那個“恥”字，讓吳旋相信，相冊的主人和他一樣，是懷著國仇家恨的同胞。冒著生命危險，吳旋把相冊保存起來。

歷史的接力棒，就這樣在兩個恐懼卻又義無反顧的普通青年手中傳遞，羅瑾因相冊失蹤而被迫逃離南京，隱姓埋名；吳旋則揣著這個秘密，熬到了勝利那天：他遞交的這本相冊，作為“京字第一號”證據(jù)呈現(xiàn)在軍事法庭，將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送上刑場。

一本相冊，成為兩人命運的分野。戰(zhàn)后幾十年里，羅瑾與吳旋都在尋找相冊的下落，直到一個偶然的契機，他們揭開謎團。

1995年6月9日，羅瑾與吳旋共同受邀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是兩人時隔半個多世紀的首次重逢，那一年，正好是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

“我叫吳連凱，你知道吧？”吳旋笑著向羅瑾打招呼。羅瑾愣了兩秒鐘，脫口喊出吳旋當(dāng)年的綽號，“黑皮！”從少年到暮年，兩個年過古稀的老人，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

1995年6月9日，吳旋（中）與羅瑾父子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合影。受訪者供圖

秘密

吳建琦的手機里，存著一張視頻截圖，是一個講述《南京照相館》原型的短視頻中出現(xiàn)的，父親吳旋青年時代的照片。

“我都不知道爸爸還有這張老照片”，吳建琦小心翼翼地珍藏起來。《南京照相館》熱映，有媒體邀請她去毗盧寺拍攝采訪，吳建琦重走父親當(dāng)年生活過的地方，像是剝洋蔥一般，慢慢去感受父親沉默的另一面。

在她心中，父親吳旋是一個低調(diào)謹慎、沉得住氣的人，曾揣著一個秘密過了幾十年，即使是家人子女，也毫不知情。

吳建琦吐露，自己是在上世紀80年代才知道父親的“秘密”。某天，還在上學(xué)的侄子回家向長輩們說起學(xué)校組織參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見聞，提到了展館內(nèi)一本日軍在南京燒殺劫掠的相冊，吳建琦說，當(dāng)時父親只在一旁靜靜聽著，并未作聲。

沒過幾天，父親突然提議讓吳建琦陪他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展館內(nèi)，吳旋見到了那本巴掌大的泛黃相冊，它的封面手繪了一顆滴血的心臟，一把銳利的刺刀和一個觸目驚心的“恥”字。

“這不就是我當(dāng)年藏的那本嗎？”吳旋情緒激動，手指顫抖著指向玻璃展柜中的相冊。

吳建琦回憶，館長聞訊趕來，確認了父親的身份，“吳老，我們一直在找你啊。”原來，新中國成立后，吳旋將“吳連凱”的名字改為了“吳旋”，導(dǎo)致相關(guān)部門一直未能聯(lián)系上他。

那是吳建琦第一次聽說父親驚心動魄的往事。而那本相冊的制作者羅瑾，同樣守了這個秘密數(shù)十年。

上世紀90年代，范立洋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縣職業(yè)中學(xué)當(dāng)政教處主任，為沖洗學(xué)校活動的照片，他認識了位于鳳山西路外貿(mào)公司大樓“上海照相館”的老板羅瑾。

大田是一個不大的縣城，像羅瑾這樣的外地口音不多。很少有人清楚羅瑾來歷，范立洋只知道，羅瑾走南闖北去過很多地方。

范立洋告訴新京報記者，當(dāng)年大田縣也就兩三家照相館，沖洗彩色照片要輾轉(zhuǎn)到泉州，羅瑾的技術(shù)最好，價格也優(yōu)惠，所以范立洋常常去找羅瑾，一來二去，雙方熟悉起來。

1994年，范立洋所在的職業(yè)中學(xué)舉辦了“甲午戰(zhàn)爭百年祭”系列教育活動，他照例將拍攝完成的膠片送到羅瑾的照相館沖洗。

到了取照片的日子，范立洋記得，那天羅瑾卻一反常態(tài)，“他嘴上叼著一個大煙斗，轉(zhuǎn)身到柜臺后面的相片架上一包一包抽出來看，然后把兩包相片摔在柜臺上。”

這個舉動讓范立洋有些惱怒，“我說你這服務(wù)態(tài)度可不好。”羅瑾趕緊取下嘴里的煙斗，在柜臺上敲掉煙灰解釋說，“范老師，我不是對你有意見，我是看你的照片是有關(guān)甲午戰(zhàn)爭的，鬼子可壞了。”

“你見過鬼子？什么時候？”

“南京城破的時候。”

范立洋這才明白羅瑾的情緒。他所在的學(xué)校那段時間經(jīng)常組織學(xué)生觀看愛國電影，范立洋會把包場富余的電影票送給羅瑾。范立洋說，其中一場電影是《屠城血證》，羅瑾看完告訴他，自己就是那個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日軍罪證底片的原型。

羅瑾與吳旋守護的16張照片復(fù)印版。受訪者供圖

冒死留下照片

1923年，羅瑾生于南京，祖上是滿族人。他自幼家境貧寒，讀過幾年私塾后，便輟學(xué)在南京中山東路，原財政部對面雨花巷口的“上海照相館”做學(xué)徒。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進行了長達40多天的大規(guī)模屠殺，“上海照相館”遷至成都，14歲的羅瑾失業(yè)了，在國際安全區(qū)里躲過一劫。1938年元月，羅瑾又在估衣廊一家新開的“華東照相館”里謀得一份差事。

上世紀90年代，羅瑾曾多次在媒體采訪中還原那段經(jīng)歷：1938年元月的某天，一個日軍少尉軍官走進照相館，掏出兩個膠卷遞給羅瑾沖洗。“他用的是櫻花牌”，羅瑾對當(dāng)天的細節(jié)印象深刻，大屠殺進行了數(shù)周，電力遲遲沒有恢復(fù)，只能通過日光洗照片。在換水過程中，羅瑾被那些照片嚇了一大跳，日軍對南京老百姓殺人強奸等暴行，就這樣赤裸裸地呈現(xiàn)在眼前。

恐懼之余，羅瑾生出一個樸素的念頭，“想辦法把這些照片留一套下來”，他轉(zhuǎn)身去了暗房，“匆匆忙忙、心驚肉跳”把那些殺人強奸的照片又洗了一套出來。從此以后，陸續(xù)有日軍前來洗照片，羅瑾也都多洗了一套。漸漸地，他保存了30多張沾滿鮮血的罪證。

考慮到受害者的尊嚴，他剔除了那些強奸凌辱女性的照片以及一些曝光不足、曝光過度的照片，最后留下的照片一共16張，并用厚卡紙裝訂成一本小相冊。貼好照片的深夜，羅瑾在相冊封面上畫了一顆淌血的心臟，一把刺向心臟的刺刀，一個“恥”字，以及一個代表“為什么”的問號。為了紀念那些死去的人，他給這些圖案勾了黑邊。

1994年，羅瑾回到南京“華東照相館”舊址，在媒體采訪的鏡頭中，他比畫著回憶，日軍如何用長刀抵著胸口，問他有沒有私藏日軍暴行的照片，羅瑾很害怕卻守口如瓶，沒有搜出照片的日軍悻悻離去。

就這樣，這本相冊如一顆定時炸彈般陪伴著羅瑾東躲西藏。1940年，為討口飯吃的羅瑾，報名參加汪偽政府警衛(wèi)旅直屬通訊隊。在毗盧寺受訓(xùn)期間，羅瑾把相冊用膠布貼在床板的下方。

1941年年初，汪精衛(wèi)要對通訊隊進行視察，在例行檢查中發(fā)現(xiàn)了一顆來歷不明的手榴彈，寺廟內(nèi)緊急開始了一場大清查。羅瑾慌了神，相冊顯然不能再放床下了，情急之下，他來到茅廁，在墻上摳了一個洞，將相冊塞進去，然后再用泥巴將洞堵住。

羅瑾每天都要去茅廁確認相冊是否完好，大約十天后，他突然發(fā)現(xiàn)相冊竟然不翼而飛，“壞了，東西沒了，嚇得我全身冷汗。”

范立洋說，整個通訊隊只有羅瑾是照相館學(xué)徒出身，羅瑾意識到，如果查起來，自己一定是最先被懷疑的對象。于是，家里托關(guān)系給他請了個長假，羅瑾連夜逃往安徽鄉(xiāng)下避難，此后流亡多地，去過上海、西北，最后隨兒子在福建大田縣落腳定居。

上世紀90年代，羅瑾接受江蘇電視臺采訪。視頻截圖

帶走相冊的人

羅瑾不知道，那本相冊被通訊隊里一個同齡人帶走了。

上世紀90年代接受媒體采訪時，吳旋回憶說，某天凌晨還沒有吹起床號，他去后院如廁。在低矮的禪房茅廁里，他注意到墻角磚縫處的異樣，掏出來一看，是一個巴掌大小的相冊，十余張日軍猙獰的屠殺照片赫然在列。吳旋嚇壞了，他把相冊揣進貼身襯衫里，心跳得很厲害。

那段時間通訊隊已經(jīng)傳出寺廟內(nèi)藏有日軍相冊的風(fēng)聲，一位政訓(xùn)員召集全體學(xué)員訓(xùn)話，聲稱現(xiàn)在是中日親善，如果不交出皇軍的相冊，后果十分危險。

“（政訓(xùn)員）說這話的時候，那本小冊子正好就在我父親身上。”吳建琦告訴新京報記者，那是父親距離危險最近的一次，即使很多年后回憶這段經(jīng)歷，父親仍然感到十分恐懼，“他說幸好那天沒有搜身，如果搜身的話，一定會被發(fā)現(xiàn)，當(dāng)場槍斃。”

吳旋是否知道那本相冊來自羅瑾？吳建琦認為父親是知道的，在課余時間，吳旋曾強裝鎮(zhèn)定地與一名洪姓同學(xué)談起那本相冊，洪姓同學(xué)告訴他，羅瑾是照相館學(xué)徒，那本相冊是羅瑾的。

有了那次全體訓(xùn)話后，吳旋也在思考能把相冊藏在哪里，他們班住在毗盧殿內(nèi)的萬福樓里，樓上是方丈的寢室，樓下的大殿正中是一尊金身彌勒佛。吳旋靈機一動：就是那里了。

集訓(xùn)隊兩小時要換一次崗，趁著夜里換崗的時間，吳旋將相冊放在彌勒佛背后底座的一個洞里。和羅瑾一樣，吳旋每天都要去確認一下相冊是否還在。

1941年秋天，經(jīng)過大半年學(xué)習(xí)，吳旋分配到通濟門外五團當(dāng)修電話機的技師。在離開前，吳旋趁著夜色來到彌勒佛背后，取出了那本相冊，放在黑色皮包底層。來不及和同學(xué)道別，吳旋帶著行李和那個黑色皮包，匆匆忙忙離開了毗盧寺。

那本相冊一直躺在吳旋的黑色皮包里，直到1946年。

據(jù)作家徐志耕《鐵軍》所述，那一年，吳旋住在南京四條巷小楊村，失業(yè)的他翻看《和平日報》尋找招工信息，一條《谷壽夫押解來京》的新聞吸引他注意，“……國防部軍法司前準南京市參議會函送大屠殺證件，現(xiàn)為便迅速審訊及提出有力證據(jù)，昨特函復(fù)市參議會，并派員經(jīng)常與該會聯(lián)絡(luò)……”

當(dāng)年，全南京城貼滿告示征集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證據(jù)，吳旋知道，那本相冊應(yīng)該去該去的地方了。他打開塵封已久的黑色皮包，取出那本藏了多年的相冊，送到位于新街口的南京市臨時參議會。

只讀過幾年私塾的吳旋鄭重地寫下呈文，“經(jīng)無數(shù)困苦，始終未忍遺棄，以便將來供與敵人清算之資料。”寫完后，他重重地按下一個手印。

1947年2月6日，“國防部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在南京市黃浦路（中山東路口）的“勵志社”黃埔廳大禮堂，對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開庭公審，這本相冊作為“京字第一號”證據(jù)在法庭呈現(xiàn)。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關(guān)于協(xié)助調(diào)查南京大屠殺經(jīng)過概述》中寫道，“本會所搜集之大屠殺照片十六幀，據(jù)報紙所載，谷壽夫被偵訊時，曾見面色變，慌亂不能自持。”

這成為谷壽夫被定罪的鐵證。1947年4月26日，谷壽夫被押送至雨花臺刑場，依法槍決。

吳旋青年時代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重逢

新中國成立后，吳旋在江南汽車公司做過駕駛員，后來進入南京市蔬菜公司負責(zé)倉儲供應(yīng)。他娶妻生子，過著平凡的日子。但他始終有一個心結(jié)，當(dāng)年作為定罪證據(jù)呈交的相冊在審判后并沒有歸還給他，吳旋很想知道，那本相冊下落何方。

和他一樣在默默尋找相冊的，還有遠在福建的羅瑾。帶走相冊的人是誰，羅瑾既好奇又耿耿于懷。

就這樣一直到1990年的夏天，羅瑾在南京的舊友之子出差到福建廈門，奉父母之命順道去大田縣看望羅瑾。在閑聊時，這位晚輩提及，媒體報道了一名叫羅瑾的青年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冒死保留了一本日軍燒殺劫掠的相冊，羅瑾聽完，心里就像平靜的湖面被投下一顆石子。

1991年，羅瑾曾向南京的友人寫信詢問此事，對方給他寄來一份上海《文匯報》，上面刊登了吳旋的專訪，壓抑多年的謎團就此被揭開。

1993年10月，趁著回南京給老伴掃墓的時機，羅瑾帶著孫子孫媳婦去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陳列室，羅瑾一眼認出了他收藏的4張照片，“這些就是我原來保存的！”他的話驚動了工作人員，紀念館資料部主任趕來將他邀請入接待室，聽他講述照片的來龍去脈，并錄像留存。

回到大田縣，羅瑾仍然經(jīng)營著“上海照相館”。1994年11月底，店里來了一位客人沖洗照片，在等待的時間里，羅瑾聊起了這段往事。

這位顧客是林春忠，當(dāng)年他在大田縣委報道組工作，職業(yè)敏感性讓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可以挖掘的題材，林春忠立刻為羅瑾拍攝工作照，寫了一篇圖片新聞寄給《三明日報》編輯部。一周后，《三明日報》要聞部的編輯張盛生坐了大半天班車趕來大田，采寫了《血證》長篇通訊，在《三明日報》刊發(fā)。

羅瑾的故事首次見諸報端，這篇文章被全國多家媒體轉(zhuǎn)載，“其他媒體跟進后，開始鋪天蓋地地宣傳”，回顧多年前的報道，林春忠感嘆“這完全是一條閑聊出來的價值信息”。

也正因為全國媒體的爭相報道，促成了羅瑾與吳旋的重逢。1995年，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羅瑾回到了南京。當(dāng)年6月9日，他們共同受邀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那是兩人時隔半個多世紀的首次重逢。

“我叫吳連凱，你知道吧？”吳旋笑呵呵地朝羅瑾打招呼。為了紀念抗戰(zhàn)勝利，他把原來的名字“吳連凱”改成了“吳旋”。

羅瑾愣了兩秒鐘，脫口喊出吳旋當(dāng)年的綽號——“黑皮！”吳旋感嘆，“你走了后，我們遭了不少罪。”從少年到暮年，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兩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吳建琦至今珍藏著羅瑾來寧時的照片，吳旋在照片背后寫下備注——“95年6.9，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與羅瑾及其子羅祖英合影”。吳建琦說，當(dāng)年父親還住在老房子里，他邀請羅瑾來家里做客吃飯，兩位老人聊了很久，彼此都很感慨。

吳建琦收藏的報道吳旋的報紙。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歷史的訴說

吳建琦說，父親這一生的命運是曲折的。當(dāng)年迫于生計在汪偽政府警衛(wèi)旅直屬通訊隊學(xué)習(xí)的經(jīng)歷，一度成為甩不掉的政治污點。“文革”時期，父親被停職，被要求沒日沒夜地寫檢查，家門口也被貼上大字報。

吳建琦記得，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圍觀，她好奇地鉆進去，竟然是父親在被批斗，她嚇得轉(zhuǎn)身跑回家里。沒多久，父親被一群人押回來，身上掛著牌子，牌子上“吳旋”的名字被畫上大×，那個畫面成為吳建琦童年的夢魘，全家也因此被下放到蘇北農(nóng)村。

但在吳建琦心里，經(jīng)歷過很多磨難的父親仍然善良正直。當(dāng)年撿到那本相冊時，吳旋并不知道相冊的來歷，但他從封面那個“恥”字判斷，這本相冊的主人，一定和他一樣都是一個懷著國仇家恨的同胞，他必須把這些罪證保留下來，直到敵人被清算的那一天。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吳建琦回憶，父親常常這樣教育子女。吳旋有一個筆記本，事無巨細地記錄了電視球賽、蔬菜價格等日常信息。在工作中，吳旋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從蔬菜公司退休后，他還被公司返聘為志愿者，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場記錄各種蔬菜價格匯報給公司，風(fēng)雨無阻。

最讓吳建琦耿耿于懷的是，父親一輩子風(fēng)風(fēng)雨雨，沒來得及過幾天“好日子”。老房拆遷后，1997年2月，吳旋和老伴搬入南湖的新房，雖然只有40多平方米，吳旋卻很滿意。“他跟我講，你看這墻壁白白的，還有電視機洗衣機小冰箱。”吳建琦說。

這份喜悅沒有持續(xù)太久，當(dāng)年7月，吳旋就因賁門癌去世。8年后的2005年，羅瑾也在上海病逝。

范立洋告訴新京報記者，羅瑾臨終前在病床上仍在寫自傳材料。1994年，當(dāng)羅瑾第一次向范立洋講述自己的故事時，范立洋立刻向他發(fā)出邀請，讓他到學(xué)校開講座，“這就是最接地氣的歷史。”通過范立洋牽線，羅瑾曾在大田縣一中、大田職業(yè)中學(xué)甚至福州一中等學(xué)校以親歷者身份向?qū)W生講述那段歷史。

每一次講座，羅瑾從不收取一分錢報酬。范立洋記得，大田縣委還給羅瑾制作了一面錦旗，“歷史的見證，民族的功臣”。

范立洋認為僅僅講述還不夠，他勸說羅瑾把這段歷史寫下來。一開始羅瑾很犯難，“他說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也沒有時間寫，他還沒有稿紙。”范立洋說，他建議羅瑾每周寫一點，不忙的時候就寫，想到哪里寫到哪里，“不要怕錯誤，我是語文老師，我來改。”范立洋甚至去縣委宣傳部找來好幾本稿紙送給羅瑾寫作。

在范立洋的印象里，生活中的羅瑾性格開朗包容。除了照相館之外，羅瑾還開過一個自助火鍋店，有一次，幾個學(xué)生搞惡作劇，只付了一次錢，卻換了好幾批學(xué)生去吃飯，從下午吃到晚上。由于學(xué)生們都穿著校服，羅瑾并沒有發(fā)現(xiàn)端倪，后來知道是學(xué)生搗蛋，他也不惱，仍舊是樂呵呵的。

幾年后，在大田縣工作的兒子意外離世，羅瑾離開了大田。但范立洋一直在追蹤羅瑾的寫作，羅瑾去世后，他輾轉(zhuǎn)從羅瑾的孫子處獲得手稿。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羅瑾完成了12萬字左右的手稿。

范立洋曾組織大田一中的學(xué)生將羅瑾的手稿錄制為電子文檔，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手寫繁體字難以辨認以及南京土話方言等阻礙，他們要查閱大量資料不斷訂正勘誤。范立洋說，他們前前后后用了兩個長假期。

2014年左右，范立洋多次去往南京，希望促成書稿出版，卻遲遲沒有下文，十余年里，那些文字靜靜躺在郵箱里，成為范立洋的執(zhí)念。

他希望羅瑾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見，連書名他都想好了，就叫《歷史的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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