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衰退”的Z世代

　　?WIRED Staff/Getty Images

　　利維坦按：

　　這幾年，incel（非自愿單身）這個詞不斷出現在我的視野中，起初沒太留意，后來才逐漸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具標簽化意味的詞語。在英劇《混沌少年時》中，男主將性描述為一種“二八法則”，即80%的女性只會被少數的20%的男性吸引，這也是他對incel的理解：性資源注定是一場關于匱乏和富足的爭奪。

　　而且，從2003年到2022年，美國男性面對面的線下社交減少了30%。青少年的這一比例更是高達45%。據估計，12%的美國人表示自己沒有親密的朋友，這一比例自1990年以來增長了四倍。社交媒體本應增強人際聯系，但攀比文化的興起、社會分化的回音室效應以及面對面社交聯系的迅速衰落，反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焦慮、抑郁和不信任。

　　（www.statista.com/chart/28560/number-of-close-friends/?utm_source=chatgpt.com）

　　（psychology.sdsu.edu/social-media-and-kids-mental-health-jean-twenge/）

　　（www.pew.org/en/trend/archive/fall-2024/americans-deepening-mistrust-of-institutions）

　　這些年對于Z世代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研究開始出現，關于incel的研究也有不少——這是否是獨屬于這一世代的問題，還是一種后全球化時代的普遍現象？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91886923003975）

　　（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780135/）

　　根據金賽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和情趣用品公司Lovehoney于2022年進行的一項調查[1]，在Z世代成年人中，有四分之一從未有過伴侶性行為；而美國疾控中心（CDC）最新數據顯示，僅約三分之一的高中生表示自己有過性行為，而這一比例在2013年時是47%[2]。

　　關于Z世代為何似乎對性生活不感興趣，已有很多討論，主流觀點認為他們是一個更“清教徒”的世代。但在作家兼記者卡特·舍曼（Carter Sherman）的新書《第二次降臨：性與下一代對未來的爭奪》（

Sex and the Next Generation's Fight Over Its Future

　　佐伊·希弗：你的書第一章一開始就把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期描述為“性衰退”，特別是對Z世代而言。“性衰退”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為什么重要？

　　卡特·舍曼：“性衰退”是我為這種現象取的一個俏皮說法，指的是你剛才所描述的這種情況：年輕人開始性生活的時間更晚，頻率也比以前的世代低。

　　我們傾向于將“性衰退”與Z世代聯系在一起，但其實它是從我這一代（千禧世代）開始的。所以這并不是一個可以歸咎于比如說疫情的現象，它在我們都被困在家里之前就開始了。在我看來，它之所以重要，與其說是年輕人是否真的進行性行為，不如說是性是否是衡量人際關系、脆弱性和同理心發展等因素的替代指標。這就是我所擔心的。

　　在我寫書的過程中，我采訪了一百多位30歲以下的年輕人，其中很多人因為覺得自己性生活不夠而感到非常羞恥，也有很多人覺得在與同齡人建立親密關系方面非常困難。所以我真正想了解的是：導致性衰退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我們又能做些什么來緩解的，并不一定是性行為本身的缺乏，而是我們當今社會中所見到的——人與人之間缺乏連接這一問題。

　　佐：我覺得你在書中指出的第一個導致年輕人性生活減少的因素，就是社交媒體。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所有人——真的，是所有人，不只是Z世代——在社交媒體上花了太多時間，更是因為它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塑造了Z世代彼此之間的互動方式。那么，你在采訪人們時發現了什么？

　　卡：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性行為和心理健康方面的趨勢，其實都可以追溯到2010年前后，那時候我們開始擁有帶有社交媒體功能的智能手機，可以把大量時間花在盯著屏幕上。我發現，社交媒體真的助長了一種現象，叫做“比較與絕望”（comparing and despairing），字面意思就是你不斷地看別人的生活、別人的身體，從而讓你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The Kingsley School

　　很多年輕人說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性市場吸引力”，也就是說，他們通過點贊數、匹配次數和關注者數量變得非常在意自己有多少“吸引力”或“不吸引人”，而這種對自我的持續打分會讓人不太愿意去參與親密關系或者戀愛關系。如果你覺得必須等到自己的身體完美了才可以脫光衣服，那你大概就永遠不會脫光衣服。

　　佐：沒錯，我覺得這一點對女性或者認同自己是女性的人來說尤其真實。我不知道你是否能談談這一點，但對女性來說，性欲很大程度上與性感的感覺有關，而如果你不斷地拿自己的身體和別人做比較，我很難想象你還能很容易地產生那種性感的感覺。

　　卡：完全同意。我覺得這尤其影響女性和女孩。我記得曾經采訪過一位年輕女性，她像很多年輕人那樣，在高中時常常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穿比基尼的照片，她的朋友們會評論她的臀部、胸部或者腿部看起來如何。她確實喜歡這些稱贊，但這也讓她覺得：“哦，她們是在評判我。哦，我們是在互相競爭。”

　　我們剛開始交談時，她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為什么要發這些照片，但隨著我們的對話深入，她最后說，她確實是為了男性，是為了讓男性欣賞自己。事實上，我還采訪過一位年輕男性，他說：“我在社交平臺上刷內容時，如果看到一個女孩看起來挺可愛，然后又看到另一個穿比基尼的女孩也很可愛，我會拿她們作比較。我可能會選擇那個穿比基尼的女孩。”我很欣賞他對這點的坦率。他還說他認識的很多年輕女性都會用濾鏡來改變她們在網上的樣子。我問他：“你有沒有在照片里改過自己的身體？”他說：“有啊，我把肩膀P得更寬了。”

　　?MasterClass

　　所以這不僅僅影響女性，盡管女性受到的影響更大，年輕男性也確實在面對這個問題。他反復提到一個詞，“標準”（the criteria），你必須在社交媒體上達成某種標準。而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身體必須符合某個標準才能被接受，那種感覺顯然是很折磨人的。

　　佐：完全同意。我很好奇，約會應用在這個現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因為現在的約會應用，感覺就像你隨時隨地都在被評價一樣。

　　卡：哦，當然。我覺得約會應用基本上就是社交媒體的延伸，因為它們現在本質上就是社交媒體的一種形式，尤其是現在很多人都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約會，所以這些應用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了。我發現，很多時候人們在使用約會應用時，也會有同樣的“比較與絕望”的感覺。事實上，約會應用讓很多在現實生活中比較難察覺的事情變得清晰可見。

　　舉個例子，OkCupid的創始人曾說，種族是美國人在線約會中最難解的變量之一。所以你可以真的看到、甚至量化“性化種族主義”（sexualized racism）在約會應用中的作用。這類現象會讓人感覺非常糟糕，但也正因為科技，我們才能看得更清楚。

　　佐：那我們來說說社交媒體之外的互聯網部分吧，因為Z世代是第一代從小生活在一個色情內容只需點擊幾下就能輕易獲得的世界中的人。我很好奇，這對他們產生了什么影響？

　　卡：關于這一點，真正有趣的是，在開始寫這本書時，我原以為會發現人們對它的看法非常多元。我以為保守派人士會更反對它，自由派人士可能會更寬容一些。我也以為所有人都會觀看色情內容，這一點總體上是對的。但我發現，不管受訪者的政治背景如何，他們普遍都覺得色情對他們是不好的，以某種方式扭曲了他們的性觀念。在18歲之前，四分之三的美國人看過色情內容[3]。而關于色情的科學研究非常混亂。要找一個從未看過色情片的人群作為對照組幾乎不可能，因此我們無法進行最理想的科學研究，而且我們目前掌握的很多色情研究都充滿了偏見，以及內在預設——比如什么樣的行為算是“有辱人格”的，或什么叫“粗暴性愛”。

　　我發現，年輕人之間普遍存在一種社會學家稱之為“深層敘事”（deep story）的東西，也就是一種讓人覺得是真實的信念，而這種信念往往比事實更有力量。對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深層敘事”是：色情對他們有害，尤其是讓“粗暴性愛”成為了常態。如果你年齡在40歲以下，你在性行為中被掐脖子的可能性幾乎是40歲以上的人的兩倍，而且多數年輕人在被窒息時，并沒有每次都事先被征詢同意。這讓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粗暴性愛，那當然沒問題，但我希望你是在安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進行，而不是把它當成一種無需征求同意的普通行為來看待。

　　佐：是啊，我覺得在這一切中，更關鍵的其實不是行為本身，而是我們（或者說，他們）與這種行為之間的關系。

　　卡：完全是這樣。

　　佐：我感覺這里面有很多羞恥感、悲傷，或者說，它以某種方式在削弱人們的生活。如果他們和色情的關系是積極的、能帶來滿足的，我們根本不會在這里討論這些問題。

　　卡：對。我覺得色情確實展現了一件事情：快感。它展示了給予和接受性快感的樣子，雖然這種快感未必反映了很多人現實生活中的偏好。但我們這個國家真正缺乏的是全面的性教育。自2000年以來，聯邦政府已經在“禁欲主義性教育”上投入了超過20億美元。而這種性教育完全無法解釋色情內容，也無法解釋快感，因為它的視野過于狹隘，只會告訴人們：“如果你發生性行為，你就會懷孕然后死掉。”——用電影《賤女孩》（Mean Girls）中卡爾教練（Coach Carr）的臺詞來說就是這樣。所以年輕人會去看色情內容，是因為他們想知道快感是什么樣子的，而這似乎成了他們唯一能了解這件事的方式。

　　佐：你這個觀點真是讓我大開眼界。我想我們接下來可以深入談談高中里的性教育，但在此之前我還有一個問題：近年來，一些網絡群體變得越來越受歡迎，比如“非自愿獨身者”（incels）和“傳統妻子”（trad wives）。一項最新調查顯示[4]，在美國，自我認同為incel的群體中，有超過35%年齡在22到25歲之間，使這一年齡段成為該群體中占比最大的。那么他們是如何融入Z世代性生活減少這一趨勢中的？

　　?Jackie Lay

　　卡：我覺得我們已經知道，年輕女性和男性在政治道路上正在出現巨大的分化。很明顯，上一次選舉中，年輕男性投票支持唐納德·特朗普，而年輕女性則是美國歷史上最進步的一代群體。我認為無法否認的是，男性圈子（manosphere）和incel意識形態可能正在這種分化中發揮作用。很難說這種兩極分化是“性衰退”的結果，還是它的原因。是因為年輕男女之間沒有在性或浪漫層面上互動，才讓人們轉向incel意識形態？我不是要把責任推給年輕女性，但我確實覺得，年輕男性正在經歷一種現在新聞里也常被提到的“大規模孤獨流行病”，他們在尋找“這是怎么回事”的答案，而他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哦，我性生活不夠，這是女人的錯。”

　　我采訪過一位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年輕女性，她是異性戀，也對發生性行為有興趣，但她一直沒有性行為，因為她害怕自己會遇到某種“受incel思想潛移默化毒害”的男性。她害怕對方表現出厭女態度，而她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她覺得incel群體已經完全占領了性別關系的主舞臺，他們的觀念無處不在。

　　事實上，在我為這本書做調研的時候，我確實感覺到incel思想滲透到了各個角落。有一天，我本來想拖延一下，不去寫那一章關于incel的內容，而incel群體喜歡用一個說法叫“maxing”，意思是你在某方面做到極致，達到上限。我打開《紐約時報》，看到一篇文章在講“氣味maxing”，意思是說初中男孩很喜歡噴很多古龍水，我當時心里想：“哦，這種語言現在已經無所不在了。”這已經成了我們說話的方式，而我們甚至不會意識到，許多這種表達其實都源自男性圈子。

　　《混沌少年時》第一季（Adolescence，2025）探討了智能手機對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ABC News

　　佐：我覺得在AI領域，現在也有在說“bench maxing”（基準最大化），我原本完全沒意識到這其實也是incel的用語，直到你剛才一說，我才反應過來，對啊，這就像我們在談論AI在各種基準測試時所用的語言一樣，這其實是一種暗語。

　　不只是互聯網，政治格局的變化也在影響Z世代對性的看法。你剛才已經提到了一些，但Z世代顯然是非常有政治意識的一代。他們目睹了MeToo運動，也經歷了《羅訴韋德案》的被推翻。這些事件是如何影響他們在私人生活中看待和處理性的問題的？

　　卡：它們對年輕人的性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現在有16%的Z世代因為羅訴韋德案被推翻而變得更不愿意約會，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統計數字[5]。我在采訪中請人們說出一個對他們性生活產生過影響的文化或政治事件，幾乎所有人都提到了羅訴韋德案被推翻、MeToo運動，或兩者都提到了。

　　我認為，對年輕女性來說，MeToo運動讓她們比我更早地意識到，也許曾經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一些讓人感覺不對勁的事情，其實真的就是不對的，可能就是性侵或性騷擾，而她們理應為此尋求問責。但問題是，MeToo并沒有真正帶來多少體制上的改變。我們從MeToo運動中看到的唯一真正的法律改革是對保密協議的監管變化以及更多人力資源培訓——這些對那些沒有工作的年輕人并沒有真正的幫助。

　　因此，對我采訪的許多年輕女性來說，她們雖然意識到性騷擾和性侵無處不在，但也清楚她們對此幾乎無能為力，而且如果真的發生了什么，體制可能也不會站在她們這邊。于是，這給年輕女性帶來了巨大的焦慮，她們每天都要面對這種焦慮。這讓她們對性愛感到害怕，而我認為這種恐懼是有道理的。

　　對年輕男性來說，有一個年輕人說的話讓我很感激，他表示MeToo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反順性別男性的。這是一個自由派的男孩，積極參與民主黨政治，是一位生殖正義倡導者，但他確實覺得有時候MeToo運動把年輕男性妖魔化了，而這同樣會導致更多的焦慮。

　　至于羅訴韋德案被推翻，我認為很多人都很清楚，如果她們懷孕了，可能就沒有選擇的余地了。羅案被推翻后，避孕用品被搶購一空，我采訪的一位年輕女性在那之后去上了宮內節育器（IUD）。我認為這兩個事件共同帶來的一個結果是，讓年輕人非常清楚性行為所具有的政治屬性，而我認為這其實是有益的。我認為我們確實需要理解，我們的性生活有多大程度是由學校董事會、法庭、州議會、國會里的決策所決定的。但我也認為，有時候這種政治的沉重負擔會讓人不愿意參與性行為，甚至可能會對性賦予過多意義。薩布麗娜·卡彭特（Sabrina Carpenter）那張專輯封面真的有那么重要嗎？我們需要圍繞它展開那么多爭論嗎？我不確定，但我確實認為這跟我們如何在當下高度政治化地對待性行為是有關的。

　　羅訴韋德案被推翻，改變了大多數單身人士的性生活。?Bob Al-Greene / Mashable

　　佐：是啊，這也讓我大吃一驚。我覺得國家層面的政治事件居然會影響人們是否從事性行為這樣一個非常私人化的決定，真是難以想象。但隨后我也想起，我這一代的很多女性朋友，在決定是否要孩子的問題上，氣候變化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于是我想，哦，我確實覺得這是Z世代對這種現象另一版本的解讀。

　　卡：完全正確。我覺得我們總是想假裝自己對性生活、生育、家庭生活擁有完全的掌控權，但事實是我們沒有。我們生活在一個國家，生活在一個星球上，而這始終要不斷去權衡：好吧，在我其實并沒有那種能讓我完全活出自我的全部掌控力的情況下，我該如何仍然感到自己是掌控者？

　　佐：好，我想順便談談我們之前聊到的另一個話題——Z世代目前在高中階段能接觸到的性教育課程。我記得我讀高中的時候，我們有一堂非常直接露骨的性教育課，但也許這在我那一代是個特例，我不確定。那現在的情況是什么樣呢？

　　卡：你是在哪里長大的？

　　佐：我是在圣塔芭芭拉長大的。我猜他們當時想的是，“圣塔芭芭拉這些孩子玩得太瘋，性行為太多了，我們得好好告訴他們到底是怎么回事。”這事對我們都造成了極大的震撼。

　　卡：我覺得，一個人接受到什么樣的性教育，很大程度取決于你成長的地區。像加州這樣的州，性教育課程就會和阿拉巴馬或密西西比這樣的州非常不同。我是在西雅圖長大的，相對來說，我覺得我的性教育還算全面。但我的性教育還是試圖將性病態化，把性描述成一種可怕的東西。我認為，即使是在最進步的州，我們也幾乎沒有什么性教育真正去談論快樂、健康的關系以及溝通問題。它只是在告訴你：“這就是性傳播疾病，這就是懷孕，遠離性。”

　　但在我為這本書進行報道的時候，我發現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在2000年開始上幼兒園的時候，實際上成了我所謂的“十億美元聯邦守貞運動”的第一批小白鼠。正是在喬治·布什執政時期，聯邦政府開始往禁欲主義性教育中投入越來越多的錢——數億美元，而這種資助在奧巴馬、特朗普、拜登政府時期都一直在持續，我猜它還會繼續在當前這個特朗普政府中延續下去。

　　我覺得我們早已習慣了在美國性教育很糟糕，老師們是想嚇唬我們，或者他們根本就不怎么專業的現狀。但其實，也有全面的性教育，而我采訪過的那些接受過全面性教育的年輕人，我認為他們整體生活狀態都更健康。他們不會像我們很多人那樣，對性抱有那么多的羞恥感。

　　佐：寫完這本書之后，有沒有什么事讓你對Z世代在性與關系方面的應對能力抱有希望？

　　卡：我確實認為，年輕人能意識到性是政治性的，這一點是值得抱有希望的。即使有時候感覺有些走得太遠，但我認為，能意識到性行為中的政治因素，對年輕人來說總體是有益的。在書中，我描繪了“性保守主義”和“性進步主義”之間的沖突。性保守主義試圖讓非異性戀、非婚姻、非生殖導向的性行為變得困難甚至危險；而性進步主義則是一場由年輕人通過網絡推動的運動，它不僅在反對性侵、爭取墮胎權利和LGBTQ+權利方面發聲，也在拓展我們如何思考性與性別的方式，讓這些定義更加包容，讓我們持續在公共領域進行的討論更加開闊。

　　我真的覺得我們總是過快地否定年輕人，老是說他們的性行為方式是錯誤的，但其實我們有很多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東西，包括他們如何思考性以及如何重新構想性。

　　參考文獻：

　　[1]www.lovehoney.com/blog/gen-z-are-having-less-sex-here-is-why.html

　　[2]www.cdc.gov/mmwr/volumes/66/wr/mm665152a1.htm

　　[3]ballardbrief.byu.edu/issue-briefs/pornography-use-among-young-adults-in-the-united-states

　　[4]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780135/

　　[5]mashable.com/article/roe-v-wade-dating-singles-in-america-survey

　　文/Zo? Schiffer、Carter Sherman

　　譯/天婦羅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wired.com/story/uncanny-valley-podcast-whats-behind-gen-zs-sex-recession/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天婦羅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