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由于“前途未卜”，人們總是熱衷于搜尋一些時代變遷的端倪，希望從一些細微之處預(yù)見季節(jié)的轉(zhuǎn)換。
泡泡瑪特風靡，飛天茅臺跳水。這兩個同時發(fā)生的現(xiàn)象，放在一起看似乎有些意味深長。
最近飛天茅臺的市場價格跌破2000元了。在最近此起彼伏的禁酒令推波助瀾之下，茅臺股價，從今年春天的1600元奔向1200元的前低了。這噗通跳水的聲音里，夾雜著酒瓶子酒杯落地的清脆。
與此同時，泡泡瑪特作為一款年輕人的潮流玩具，出現(xiàn)了搶購潮，成了“藏品”，有了“投資屬性”。這家“塑料制品”公司，股價一路上行，市值3500億港元了。
泡泡瑪特，我略有研究，飛天茅臺，我也蹭過幾口。
在我看來二者有不少“相似之處”：原材料都很低廉；品牌溢價都很高；都不算“高科技”；都具有“成癮性”；都具有“收藏價值”；都是“精神消費”；都有社交屬性；都搞“饑餓營銷”……
當然二者的不同之處也有很多。
茅臺是由于“高端飯局”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消費就是用來區(qū)隔人群的。有些人需要通過一些標簽，彰顯自己不在“民間”。消費，可以很好地實現(xiàn)這一目的。
從功能上說，一個免費的塑料袋就能裝一切，但就有人愿意花巨資買個奢侈品包來裝“空氣”。
從功能上說，60塊錢一瓶的汾酒跟2000元的茅臺一樣，都能讓人“醉臥沙場”還不頭疼。但廉價不能彰顯身份、地位、權(quán)勢，于是必須有功能相似但價格昂貴的東西。
身份地位權(quán)勢總是引發(fā)效仿，導致某些昂貴的東西愈發(fā)緊俏。
泡泡瑪特則相反，它從廉價做起的，從給“無產(chǎn)者”提供“情緒價值”出發(fā)，然而自發(fā)向上。它本來是個幾塊錢的小玩意兒，一路被推舉到了愛馬仕包包上。
問題來了：茅臺與泡泡這一跌一漲，透露出了“季節(jié)變換”的信息嗎？我覺得似是而非。
禁酒令無疑重創(chuàng)了茅臺，給原本已低迷的“體制內(nèi)飯局”補上了一記重拳。有些地方傳出24小時禁酒、禁聚餐——胡錫進為此“鳴不平”：有些故意夸大的禁酒令是低級紅高級黑；節(jié)假日和下班后非工作時間適量飲酒，對公職人員而言屬于個人自由；干涉公職人員的個人生活的自由，是不對的……云云。
胡錫進站著說話不腰疼。他應(yīng)該知道，體制內(nèi)的管理免不了層層加碼變本加厲。在一個講紀律更講政治的體系里，你給人家講個人自由？哪個干部愿意做維護“個人自由”的“出頭鳥”？誰考公務(wù)員是為了追求個人自由？
如果這個最不在乎“個人自由”群體下班都立即回家“抱孩子”，那么“高端飯局”估計會少很多很多。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沒有了火車頭，高端白酒消費就沒了動力。所以，短期內(nèi)以茅臺為首的高端白酒是不大可能反彈了。
喝白酒的群體，在年輕人眼里是一群“老登”，那么玩泡泡瑪特的當然就是“小登”了。
“老登”們，占據(jù)要津，不思進取，觥籌交錯，油膩乏味，活該被攆回家甚至被淘汰。于是，有人把泡泡瑪特的熱銷與高端白酒的涼涼看成一次“成功造反”，從而找出“時代不同了”的證據(jù)。
這大約是一種意淫。
泡泡瑪特雖然聽見了茅臺跳水的聲音，但泡泡瑪特不是這屆年輕人的茅臺。玩具替代不了白酒，二者的消費群體，完全處于不同的時空。倒是一些“小登，會不可避免地活成自己討厭的樣子，成為下一屆“老登”。
有史可查的幾千年里，酒一直不可或缺。人生得意須盡歡，與爾同銷萬古愁，得意以酒張揚，失意用酒自虐，歡樂與悲傷都需要酒精。浸染社會越久，越發(fā)現(xiàn)酒不可替代。很多國家很多時代都曾有過禁酒行動，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酒的消費，穿越了太多的歷史周期，“長期”地看，權(quán)力不曾打敗酒精。
當然，我們都活在“短期”里——已經(jīng)摔杯為號，不可頂風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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