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窯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

1924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甘肅省臨洮縣馬家窯村發現了馬家窯遺址，馬家窯文化因此而得名。2012年，國務院正式批復支持甘肅建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甘肅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該區域內的馬家窯文化大放異彩，其彩陶曾被安特生贊為“歐亞新石器時代末葉陶器之冠”。

臨洮縣寺洼遺址全貌

馬家窯文化的分布及類型
馬家窯文化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地區，并輻射至周邊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四川、新疆、云南等地。其分布范圍廣泛，遺址數量眾多，基本上覆蓋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及西南部分地區。分布區內主要河流有黃河、洮河、大夏河、湟水等。但從發掘遺址分布情況來看，馬家窯文化的早、中、晚期分布范圍略有不同。早期主要分布在甘肅東部、南部和青海東北部、河西走廊東部；中期分布范圍已逐漸向北部、西部偏移；晚期的分布則已到達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肅州、敦煌和哈密以及西南川西北、云南大理等地區。從目前的發掘成果來看，馬家窯文化分布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影響力強，為我們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其文化類型可分為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據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300年—4000年，展現了豐富的歷史變遷與文化演進。

寺洼遺址出土的陶器

中華文明起源中的馬家窯文化因素
聚落遺址——以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為例 位于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寺洼山村的寺洼遺址是一個從新石器時期延續到青銅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遺址的面積約210萬平方米。自1924年首次被安特生發現以來，寺洼遺址經歷了多次考古發掘，特別是從2018年至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該遺址開展了7次發掘，揭露面積近4000平方米，發現了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取得了豐碩的考古成果。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其起源與發展是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的核心議題。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作為重要的考古發現，為我們了解中華文明起源提供了獨特而關鍵的視角。它承載著數千年前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等多方面的信息，是解開中華文明起源之謎的一把重要鑰匙。

馬家窯文化聚落的發現具有重大意義。這里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近方形布局大型“圍壕（溝）”，同時“圍壕”內側發現多處手工業生產生活區，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此外，該遺址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型聚落，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該聚落呈現出獨特的布局，以“圍壕”為顯著特征，三重近方形“圍壕”平行分布且直角轉彎，形制布局極為規整。口部寬9米—11米，中外兩圈深3米—4米，內圈深1.3米—2.5米。這種大規模的圍壕建造，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絕非易事。

以“圍壕”為界，在“圍壕”內側，內圈“圍溝”內發現了陶窯、灰坑、房址、柱洞等諸多遺跡和大量遺物。附近區域也發掘出多處呈片狀分布的遺跡群，有大量房址、窖穴、陶窯等遺跡，部分房址應屬手工業作坊。結合同時期儲泥坑、制陶工具、陶窯和燒制廢品的發現，可以確定馬家窯類型時期，內圈“圍溝”及其內側區域存在多處制陶區，且布局新穎，在馬家窯文化中屬首次發現。鑒于制陶規模較大、生產水平高超、延續時間較長，陶窯的集中發現，更是表明這里可能是區域性的制陶中心。馬家窯文化的制陶業達到了史前巔峰，其彩陶藝術更是聞名遐邇。精美的彩陶不僅具有實用價值，更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此外，內圈“圍溝”內側還發現了同時期的石器加工場所，出土成套的石鉆、石環半成品和廢料。上述均凸顯手工業生產在馬家窯社會中的獨特地位。

“圍壕”外側則有疑似“道路”、大面積“人工堆土”等遺跡。“人工堆土”局部似有夯打痕跡，與疑似“道路”均靠近“圍壕”通道處。這在馬家窯文化中也屬首次發現，體現出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的精心規劃、豐富內涵和所達到的文明化程度。

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中半山類型聚落的發現，具有獨特的價值。半山類型遺存此前的考古發現主要是墓地，僅在青崗岔遺址發現過幾座房址、陶窯和窖穴。本次在“圍壕”內側，發掘出一批半山類型房址、灰坑、窖穴、陶窯和墓葬，與這一時期尚存的“圍壕”共同組成了半山類型聚落的重要內容，填補了半山類型聚落發現的空白。半山類型房址內葬人的現象也屬首次發現。半山類型大型聚落的發現，還對探討東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尤其是一些重要生業技術如冶金，以及綿羊、黃牛、麥類作物的傳入和早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展現了50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大型聚落的整體面貌和豐富內涵，彰顯了西北地區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黃河上游核心腹地關鍵時期的空白，極大豐富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內容及模式，實證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

半山類型的葫蘆網格紋彩陶雙耳罐

彩陶發達

馬家窯類型　這一時期的彩陶底色呈橙黃色，少數呈橘紅色，大多用黑彩描繪，筆鋒較粗，但柔和勻稱。紋飾繁密，題材多樣化，有垂帳紋、漩渦紋、水波紋、圓圈紋、草葉紋等。有一定數量的動物紋樣，如飛鳥紋、蛙紋、魚紋等。另外，幾何形紋樣的種類也很豐富，以旋紋為主要樣式，還有波形紋、網線紋、同心圓紋等。彩陶的盆、缽、碗內多繪有彩紋，底部中心常繪標志性的單獨紋樣。圖案布局較為靈動，充滿活力，展現出原始、質樸的藝術風格，反映出當時人們對自然和生活的觀察與理解。

半山類型　半山類型彩陶圖案比馬家窯類型更加復雜，在陶器上所占面積較大，從口沿到器物下腹部位都施彩。常以黑色鋸齒帶和紅色寬帶紋合鑲在一起組成嚴密的圖案。紋樣以幾何形紋為主，又以旋式的紋樣最多，還有葫蘆形網紋、菱格紋等。色彩鮮艷，紅黑相間的鋸齒紋等圖案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裝飾效果繁復美麗，體現出較高的藝術水準和工藝水平，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審美觀念的提升。

馬廠類型　一些泥質陶器上施一層紅色陶衣，用很寬的黑邊紫紅條帶構成圓圈紋、變體蛙紋、波折紋等。也有用黑色或紅色單色線條畫出波折紋、菱形紋等。大部分花紋以直線造型，除了圓圈紋和渦紋外，盛行網格、變體蛙紋等紋樣。圖案風格相較半山類型更為簡潔、硬朗明快，但也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象征性。這一時期的彩陶工藝熟練，但漸趨簡單化，很多器物圖案單調且稀疏。

馬家窯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別發達，在整個陶器中占20%—50％，隨葬品中的彩陶有時多達80％以上，在中國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這個比率是最高的。大量彩陶的發現以及紋飾繁復變化，說明馬家窯文化時期的人們崇拜自然，有著強烈的圖騰信仰，注重審美意識，同時非常注重社會分工。

刻劃符號（文字）

關于漢字的起源，無論是對于考古學研究，還是對于中國文化史研究，無疑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般認為彩陶上的刻劃符號與中國漢字的起源有著密切的聯系，彩陶上的某些紋飾，可能已經是有較明確所指的表意符號和象征符號。

關于馬家窯文化出土彩陶器體上刻劃符號的研究，一種屬于“陶符”的范疇，一種認為那些較有規則的或筆畫較多的符號，顯然不能用隨意性來解釋。比如可以識別的數字符號，很有可能是制陶時為了表明處于某一生產環節上的某一組陶器的件數。對此，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中說：“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

冶金技術

出土于甘肅林家遺址的青銅刀，通長12.5厘米。由兩塊范澆鑄而成，刀身厚薄均勻，表面平整，有較厚的深灰綠色銹。短柄長刃，刀尖鈍化，微上翹，弧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損而凹入。柄端上下內收而較窄，并有明顯的鑲嵌木把的痕跡。被譽為“中華第一刀”。

1981年經當時的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研究所檢驗，為含錫的青銅。H54出土的銅渣經鑒定，證明銅渣不是天然礦石，也非煉銅殘渣，而是一塊經冶煉但已風化成碎塊的含銅鐵金屬長期銹蝕的遺物。銅渣分析的結果為：含銅36.50%、錫6.47%、鉛3.49%、鐵0.41%，酸不溶物占一半以上。此種銅渣在T57第4層中，也發現兩塊，都因風化而成為碎塊。

青銅器（冶金術）常常被認為是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之一。青銅刀和銅渣的發現，意義非常重大。預示著可以認為當地已能進行冶鑄銅器的生產，但這個地區是否已進入銅石并用時期，還有待發掘出土更多的金屬器物方能斷定。

生業模式

馬家窯文化在生業上以農業為主，伴隨漁獵采集。甘肅林家遺址出土大量的遺跡遺物，有打制和磨制的多種石刀、石斧、鑿、研磨器、砍砸器、箭鏃等石制器物，還有大量的骨器、角器、紡輪等遺物。馬家窯遺址出土的馬家窯文化時期的植物種子以馴化粟、黍為主。對土壤微結構的分析發現了馬家窯文化時期的禾本科植物的麩殼。從發掘情況來看，馬家窯文化的先民還馴養動物，家豬骨骼的出土便是直接證據。

中西交流

甘肅地處我國中原地區通往西北地區的走廊過渡地帶，其西北直通歐亞大陸腹地。聞名于世的青銅刀就出土在這一要道的重要路段上，在此沿線道路上，我們還發現了河西走廊西端的西城驛遺址，其時代上限可能早至馬家窯文化馬廠時期。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6000年前，冶金制造技術起源于西亞兩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從西亞途經中亞傳入我國境內。從目前發現的馬家窯文化的分布區域及其所處的時間來看，冶金術很有可能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也就是馬家窯文化時期傳入中國，并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形成和早期國家的出現產生了重大影響。

與此同時傳入的還有綿羊、小麥、黃牛等，為后期生業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后期中原地區王朝的形成和崛起。這也表明包容性是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形成的內在特質。另一種表現就是馬家窯文化向西傳去了彩陶，開拓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此外，將粟和黍傳播至中亞等地，由此打開了中國和歐亞大陸腹地交流的通道，拓展了中華文明生存的廣闊空間，對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中華文明的輝煌見證
馬家窯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關系密切。馬家窯文化的居民以農業生產為主，種植粟和黍等作物，還飼養豬、狗、羊等家畜，這為文明起源奠定了物質基礎。其發達的制陶業，不僅滿足了日常生活所需，也體現出當時較高的工藝水平和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馬家窯文化的彩陶藝術高度發達，器型豐富、圖案絢麗，是彩陶藝術發展的頂峰，它繼承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風格并加以發展，對后來的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華文明藝術起源與發展的源頭之一。馬家窯文化的聚落遺址布局、房屋建筑形式以及喪葬習俗等，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公共墓地的存在、隨葬品的差異等，體現了原始社會逐步走向解體、社會階層開始分化，這是文明起源過程的重要特征。從時間來看，馬家窯文化也符合距今5000年前后，中國很多地方已經站在了文明社會的門檻，或者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和初級文明的社會階段。

從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紋飾等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已經有了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通過藝術創作來表達對自然、生活和祖先的敬畏與崇拜，這些精神內涵是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馬家窯文化分布在黃河上游地區，其與周邊地區的文化交流，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與發展，為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對研究中國文化的起源和格局具有全局性意義。

中國史前文化呈現出多樣、多元的客觀存在。馬家窯文化與不同文化在互動交流中逐步形成了開放、融合與借鑒的文明特質。在交流互動中融合，不但是中華文明的顯著特性，更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以及發展的不竭動力。

（作者：韓軍 董佩東）
（來源：甘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