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朔家訓——孔軍

家訓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對子孫后輩的訓誡勸勉之詞。古代家訓大都涵蓋耕讀傳家、勤儉興家、德善齊家、清廉護家、和睦旺家、知禮傳家等內容，將傳統主流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文化道德精髓融入為人、為官、治家、處世之道，努力塑造與中華優秀道德相匹配的家庭倫理和風范。陵城區先賢東方朔晚年寫給兒子的《誡子》詩，教誨其子處世之道要有“中庸”的智慧，要懂得順勢而為。

東方朔留的《誡子》詩，全篇僅88個字，文簡意深，字里行間蘊藏著充滿人生智慧的處世哲學，被后世譽為《智圣家訓》：“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游哉，于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馀不匱，自盡無多。圣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這首詩可以說是東方朔感悟人生的“總結”，通過讀它，我們明白了其思想脈絡，對東方朔也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何謂“中”？“中”的觀念最初起源于原始社會的狩獵活動，本義為射擊“中的”之意，后來衍生出了“中央之中”的意義。“中庸”一詞由孔子率先提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戰國時期的孔伋（孔子的嫡孫）則對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將“中庸”的概念提到世界觀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他還認為“中”與“和”是宇宙間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則，遵循它能讓事物和諧發展,就可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即“天人合一”。后世儒家普遍認為做事不偏不倚，恰到好處的叫“中”，不改變叫“庸”。行中，是天下的正道；用中庸，是天下的真理。“中庸之道”是一種智慧，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一直備受歷代圣賢所推崇。

東方朔亦不例外，他認為明智之人，處世惟求“中庸”。外在表現的“優哉游哉”，但內心不能忘記自己的“初心”。以人為例，伯夷、叔齊這兩位清高的君子太過于固執刻板、僵化教條，所以“為拙”。而柳下惠則守原則、懂法度、知變通，更不以其職位低而心卑，所以可以“為工”，成為世人的榜樣。東方朔是主張積極入世的，所以他說要“以仕代農”，如此能無饑寒之憂，生活安逸，達到“飽食安步”。但是他認為如果時運不濟，自己才華不被認可或重視，那么做官就權當是一種避世于朝堂、玩忽于世間的隱逸，這樣也能“優哉游哉”。

他所說的這種“隱”，是一種不同于泉林隱逸的新型方式，被后世學者定義為“朝隱”。王繼訓教授認為：“他（東方朔）將仕與隱，出世與入世二者集于一體。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出與入的矛盾，使士人的社會價值和個體價值統一起來，為士人實現理想提供了有效的途徑。這種方式也為士人在仕與隱之外找到了第 三條解脫的途徑。”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只不過是東方朔對“詭時不逢”的一種搪塞。其實懷才不遇是其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漢武帝始終將其視為俳優看待，對他的卓越才華視而不見，從未加以重用。因而，在“漢之得人，于茲為盛”的漢武王朝，東方朔未能立下青史留名的政治功績。然而，真實的東方朔并非一個“弄臣”。他是一個有思想見地的治國奇才，一個有濟世為民之心的儒者。

接著東方朔列舉了人生的幾種狀態即“才盡”“好名”“有群”“孤貴”“遺馀”下，該如何與人相處，又該怎樣趨利避害。這些都是其從自身經歷換來的經驗教訓，妥妥的人生真諦！其實東方朔無非是想說建立一個良好人際關系非常重要的，個人需要保持中庸的人生態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包容生活。人們向來不喜歡偏激的、外露的、夸張的行為方式，中庸就是我們所崇尚的含蓄、平和、持中、穩健、理性、包容、調和的處事風格。

東方朔總結說：“圣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永遠不能讓人看清了你，外在的部分可以讓人知道，但內心深處的部分必須隱藏起來，要達到一種與周圍事物變化相適應的狀態，隨著事物的發展變化而變化，抓住時機，以達到相宜不逆的境界，不可不知變通。

東方朔的中庸的處事態度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很大的借鑒意義：首先，做人人格要正，堅守誠實厚道。東方朔“隱于朝”，卻保持著獨立的人格。人格在人生中的布局，就是做人的“格局”。人們所敬仰的那些頂天立地、光明磊落的形象，就是一種堂堂正正的做人大格局。古往今來，大凡能夠成就人生大格局的英雄豪杰，無不具備做人的信仰高度、思想境界和素養品位。東方朔的雄節邁倫，李白的氣宇軒昂，顏真卿的忠肝義膽，蘇軾的壯志豪邁等。他們的光輝形象和偉岸人格，千百年來一直鼓舞著后人。忠誠厚道、言而有信，也是修身處事的基本準則。人無信不立，沒有誠信，人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尤其處于人生的岔路口和緊要處，誠實厚道顯得尤其重要；其次，把握好“度”，做到“進退有方”。東方朔說：“明者處世，莫尚于中。”他所崇尚中庸之道，要求做任何事情都講究一個度，過猶不及。日常生活中的“度”，幾乎處處可見：說話講究分寸和尺度，喝酒吃飯講究度，拼搏奮斗也講究一個度，追求事業并沒有錯，不能以透支身體健康為代價。過于追求完美是一種傷害，也是一種失“度”的行為。在處理事情時要擦亮眼睛，不能過于功利性和復雜化，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思想。不要自我膨脹；再次，處事要堅持“中和忠恕”，力戒浮躁。東方朔有底線、有原則、有節操，且懂得適可而止，不走極端的方式。其實，要達到中庸還應寬容包納，和而不同。中庸與“和為貴”思想相結合，便是“中和”，它是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黃金規則”，具有普遍的意義。實行“中和”的關鍵是使人的行為符合“忠恕”，做到互愛互信，互尊互諒，人得其所，事得其宜。“優哉游哉，于道相從”，力戒浮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正確對待名利地位，正確看待進退留轉，淡泊處世，靜心思考，磨煉意志，砥礪志趣，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當然，還要大力倡導實干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工作靠實，事業靠干。

《誡子》詩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優美的文辭和豐富的蘊含，還有東方朔志存高遠的精神境界和千年不滅的人格力量。東方朔在其作品《七諫·初放》中有：“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之語，《誡子》詩對后世之價值完全可堪稱為“悠悠蒼天，莫我振理之千古箴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