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工作條例》與“信訪型”敲詐勒索罪的消亡

一、引言

隨著2022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批準、202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信訪工作條例》的實施，信訪工作邁入了法治化、規范化的新階段。

該條例不僅總結了長期以來信訪工作的寶貴經驗，還通過制度創新，為信訪矛盾的解決提供了更為有效的路徑。

在此背景下，“信訪型”敲詐勒索罪逐漸走向消亡，其根源在于《信訪工作條例》所倡導的調解、和解機制有效替代了信訪過程中的“要挾或威脅”手段，從根本上消除了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

二、信訪型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深度剖析

（一）主觀要件的界定

敲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信訪型敲詐勒索案件中，這種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表現為行為人通過信訪渠道，以揭露、曝光或夸大事實等手段，迫使政府部門或相關單位出于壓力而給予其經濟補償或滿足其不合理訴求。

（二）客觀行為的審視

敲詐勒索罪的客觀行為要件包括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在信訪型案件中，這些行為可能表現為信訪人采取極端手段（如堵路、拉橫幅、聚集鬧事等）給政府部門施加壓力，或者利用媒體曝光等手段進行要挾。

（三）數額與次數的考量

敲詐勒索罪還要求數額較大或多次敲詐勒索。在信訪型案件中，數額的認定往往涉及復雜的經濟關系和社會影響評估。有時，信訪人雖然提出了較高的經濟補償要求，但可能并未達到敲詐勒索罪的數額標準，而多次信訪行為。

三、信訪調處機制的創新對信訪型敲詐勒索罪的消解

《信訪工作條例》的出臺，標志著我國信訪工作在糾紛解決機制上的重大創新，尤其是通過強化調解與和解機制的運用，為信訪型敲詐勒索罪的消解開辟了新路徑。這一機制的精妙之處在于其獨特的優勢，直接針對了敲詐勒索罪中“要挾或威脅”手段的核心問題。

第一， 強化自愿性，消解“非法占有目的”。《信訪工作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各級機關、單位應當堅持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多措并舉化解矛盾糾紛?！闭{解與和解的核心在于“自愿”，它要求所有參與方在無任何外界強制力的干擾下，自主、平等地表達各自訴求和意見。這種氛圍的營造，從根本上消除了信訪人采取非法手段（如敲詐勒索）的必要性。在調解、和解過程中，信訪矛盾雙方通過平等協商，達成互諒互讓的協議。這一過程中，行為人的訴求往往得到了合理的回應和解決，其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也隨之消解。

調解、和解協議的達成，也進一步證明了行為人并非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是通過合法途徑解決信訪矛盾。因為他們在公正、透明的平臺上能夠獲得被傾聽、被理解的機會。當信訪人感受到自己的訴求被認真對待，且有可能通過協商達成滿意結果時，他們更傾向于選擇合法途徑而非非法手段。

第二，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關心信訪群眾多元需求。每個信訪案件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復雜性，調解與和解機制的靈活性在于它能夠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量身定制解決方案。這種靈活性不僅有助于滿足雙方當事人的合理需求，還能夠在不損害任何一方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信訪工作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信訪工作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千方百計為群眾排憂解難的原則。”這種雙贏的結果，極大地降低了因剛性執法或簡單化處理而導致的矛盾激化風險，也減少了信訪人因不滿處理結果而采取極端行為的可能性。

第三，提升處理效率與降低社會成本。調解與和解機制以其高效性成為關鍵手段之一，相比冗長復雜的訴訟程序，它能夠迅速集結相關各方，直接聚焦于爭議核心，從而快速達成解決方案。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五原縣銀定圖鎮前進村的一起墳地糾紛為例，該案例深刻展示了調解機制在預防和化解“信訪型敲詐勒索”方面的積極作用。原本，梁某與廖家因墳地邊界模糊而產生爭執，廖家甚至以破壞風水為由，試圖通過持續信訪施壓，這可能演變為一種變相的敲詐勒索行為。然而，在矛盾不斷升級、雙方關系緊張之際，銀定圖鎮信訪部門及時介入，通過信訪代辦員武文斌的精心組織，聯合司法所、派出所、包村領導及村社干部等多方力量，實地進行了深入調解。調解過程中，不僅對廖某及其家人的不當行為進行了批評教育，還就賠償及墳地界限問題進行了公正、合理的協商。通過面對面的溝通與交流，廖某最終認識到自身錯誤，主動提出精神補償，并同意按照現有界限維持墳地現狀。同時，梁某也承諾雇傭機械平整已開挖的土地，雙方達成了和解。這一成功案例不僅迅速平息了信訪風波，有效避免了廖家可能采取的極端信訪手段（如敲詐勒索），還顯著降低了社會成本。它避免了長時間糾紛帶來的社會資源浪費，減輕了信訪部門和司法機關的工作壓力，更重要的是，維護了當地社會的和諧穩定，為其他類似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益借鑒。

第四，增強法治教育與引導。《信訪工作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應當做好信訪人的疏導教育工作。”在調解與和解的過程中，不僅是解決具體的信訪問題，更是對信訪人及社會公眾進行了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通過調解員的耐心解釋、法律法規的普及以及協商過程的示范，信訪人能夠更清晰地認識到自己行為的法律界限，理解合法維權與非法敲詐勒索之間的區別。這種法治教育有助于增強信訪人的法律意識，引導他們通過正當途徑表達訴求，減少非法行為的發生。

第五，促進源頭治理與預防。信訪調處機制不僅僅是對已發生矛盾的解決，更是對潛在矛盾的預防和化解，是“楓橋經驗”的立法確認，是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的重要成果?！缎旁L工作條例》第五條第五項規定，信訪矛盾源頭治理的基本手段是“多措并舉、綜合施策”涉訴信訪這種潛在的風險，如同一條隱形的線索，貫穿于法院審判的各個階段——訴前準備、審理過程乃至判決執行之后。一旦法院的審判行為與當事人的預期之間出現偏差或誤解，涉訴信訪的風險便可能悄然浮現。最高人民法院為此在《關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建設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出了“強化涉訴信訪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的指導思想，調處機制正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信訪風險評估與預警機制，對可能引發信訪型敲詐勒索的案件進行早期識別、評估和干預。在訴前、訴中、訴后各階段，加強對信訪案件的跟蹤分析和研判，及時發現潛在的風險點，采取針對性措施進行化解。對于已經出現的信訪型敲詐勒索苗頭，要迅速啟動預警機制，以有效遏制事態發展。

四、結語

在深入分析信訪型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后，我們發現其根源在于行為人通過信訪渠道，利用“要挾或威脅”手段，迫使政府部門或相關單位滿足其不合理訴求。而《信訪工作條例》所倡導的調解與和解機制，正是針對這一核心問題，通過強化自愿性、滿足多元需求、提升效率、降低社會成本等多方面的優勢，從根本上消除了信訪人采取非法手段的必要性。

調解與和解機制不僅解決了具體的信訪矛盾，更在過程中進行了深刻的法治教育，增強了信訪人的法律意識，引導他們通過合法途徑表達訴求。同時，這一機制還促進了源頭治理與預防，通過分析信訪案件的原因和背景，推動相關部門和單位改進工作，完善制度，從源頭上減少信訪矛盾的產生。

——莊玉武，大成律師，原調查記者，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致力于高端刑事辯護、商事爭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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