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國華盛頓的一名早產兒杰弗里·勞森,剛來到這個世界就直面最極致的痛苦。
因為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缺陷,他必須立刻接受開胸手術。這場放在今天不算頂尖的心臟修復手術,對一個新生兒來說,卻是一場沒有任何鎮痛保護的酷刑。
手術全程,醫生沒有使用半分麻醉劑。他們只給小小的杰弗里注射了肌肉松弛劑,讓他的身體徹底僵硬,無法掙扎,無法哭鬧,唯獨保留了完整的意識。
沒人替他屏蔽痛苦。醫生切開他的頸部,置入導管,劈開稚嫩的胸骨,挪動胸腔器官,修復畸形的血管,最后一層層縫合傷口。
術后的杰弗里沒能扛住重創,劇烈的疼痛引發休克和多器官衰竭,僅僅五周就夭折了。他的母親在孩子離世數月后,才偶然得知,自己的寶寶是在極致的劇痛中,走完了短暫的一生。
這在20世紀中期之前的醫學界,是常態化操作。
那時候的絕大多數醫生,給嬰幼兒做手術,基本都不打麻藥,頂多只用一點點藥劑限制孩子亂動,根本不會考慮緩解他們的疼痛。
因為當時的醫學界有一個荒誕至極的共識,嬰兒沒有痛覺。
你根本想象不到,這個殘害了無數新生兒的錯誤認知,并不是庸醫的胡亂猜測,而是當時科學界、醫學界全員奉為真理的“權威結論”。
追溯根源,這套錯誤理論的成型,是好幾門學科的認知偏差層層疊加的結果。
最早的根源,來自19世紀扭曲的疼痛認知。那時候的醫學界壓根不認為疼痛是需要緩解的痛苦,反而篤定疼痛是有益的,是身體機能健康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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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其后的,是進化論帶來的認知偏見。
在他們的邏輯里,低等動物沒有完整的感知能力,不會產生情緒,感受不到劇痛,剛出生的嬰兒同理。這種毫無溫度的刻板定論,直接剝奪了嬰幼兒被善待,被鎮痛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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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紀,心理學的興起,更是把這套錯誤認知變成了行業共識。
當時風靡全球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只承認看得見、摸得著的行為,完全無視生物的內在感受。研究者篤定,人類的所有反應,都是對外界的機械反射,和情緒、疼痛無關。
為了印證這個理論,當年還出現了大量突破人性底線的殘忍實驗。研究者用針扎嬰兒,用熱水燙嬰兒,用電擊刺激嬰兒身體。
嬰兒撕心裂肺的哭聲,拼命掙扎的肢體,在他們眼里,不是痛到極致的求救,只是單純的生理反射,是身體對外界刺激的機械回應。
早年的神經學研究認為,痛覺的產生完全依賴大腦皮層。新生兒的大腦皮層尚未發育成熟,所以天生不具備感知疼痛的能力。
就這樣,“嬰兒無痛覺”的謬誤,穩穩統治了醫學界近百年。無數新生兒,在無人知曉的劇痛中,被動承受著一場又一場的手術。
真正打破這場荒誕騙局的,是杰弗里·勞森的悲劇,以及一位母親執拗的抗爭。
在得知孩子手術全程清醒忍痛離世后,杰弗里的母親沒有選擇沉默。她一遍遍寫信,聯系媒體,質問醫療機構,撕開了醫學界隱瞞多年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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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華盛頓郵報》刊登了杰弗里的故事。這一刻,普通民眾才徹底震驚,原來這么多年,無數嬰兒都在手術臺上默默承受著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
輿論發酵的同時,越來越多的科學實證也徹底推翻了舊理論。
研究者通過大量臨床觀測發現,不使用麻醉的嬰兒,手術中會出現劇烈的應激反應,心率、血壓急劇紊亂,術后恢復速度遠慢于接受鎮痛治療的嬰兒,并發癥和夭折概率也大幅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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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嬰兒的面部表情,肢體狀態,到身體各項生理指標,所有證據都指向一個簡單直白的真相,嬰兒不僅能感知疼痛,且對劇痛的敏感度,遠超成年人。
1987年,美國醫學界終于正式改口,公開聲明無麻醉嬰兒手術違背醫學倫理。流傳近百年的荒謬定論,至此才被推翻。
其實細想下來,最讓人后背發涼的,不是刻意的惡意,而是群體性的認知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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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醫生并非冷血的惡魔,他們只是虔誠信奉了當時的“主流科學”,在錯誤的知識體系里,做著他們眼里“正確、合規”的事。群體性的認知偏差,比個體的惡毒,更可怕。
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人類的認知,永遠都有時代的局限性。
放在幾十年前,沒人敢相信嬰兒能清晰感知劇痛;放在十幾年前,沒人能想象人工智能能寫字、作畫、處理各類復雜工作。
我們如今篤定的真理,堅守的常識,信奉的科學,未必也就是永恒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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