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撥回到大業三年(607年)。
北邊茫茫的大草原上,楊廣袖子一甩,兩千萬段絲綢就這么送出去了。
在他看來,這點東西壓根不算事兒,不過是毛毛雨。
這一回,突厥那邊來了個大團,啟民可汗領著三千五百個頭頭腦腦來磕頭。
楊廣心里美滋滋的,大擺宴席,這就開始發“紅包”了。
兩千萬段帛啊,那是啥概念?
這可不僅是銀子,那是大隋庫房里響當當的硬通貨。
可跟這筆天文數字比起來,真正讓后世讀史的人手心冒汗的,是他在這次溜達途中,腦門一熱定下的另一樁買賣。
飯局散了,楊廣瞅著這幫拿了賞賜樂呵呵的突厥人,心里頭突然犯起了嘀咕:這幫家伙拿錢是開心,以后要在邊境搞事情咋整?
換做咱老百姓,頂多回家把門窗加固一下,多掛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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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楊廣是天子,他的腦回路是:既然不放心,那就把長城修起來。
圣旨一下,榆林到紫河那一片,重修長城的大工程立馬開工。
為了搶進度,楊廣一口氣拉了一百多萬壯丁。
這一百多萬人里頭,最后有幾十萬號人,直接就累癱在工地上,再沒爬起來。
這就是“天子出巡”的代價。
不少人讓古裝劇給帶偏了,以為皇上微服私訪是去體察民情,多浪漫啊。
其實歷史上真資格的皇帝出門,特別是楊廣這種咖位的,對國庫和老百姓來說,那簡直就是一場躲不過去的災難。
這筆賬,咱得好好算算。
算清楚了,你就懂了為啥后來的大臣,一聽皇上要動身,跟天塌了似的死命攔著。
問題的根兒,不在路費那幾個錢,而在于那個“坐龍椅的人”,身份變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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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先翻翻楊廣年輕時候的履歷表。
挺有意思,這位爺歷史上可不是一登基就瞎跑。
坐上皇位前,他可是個出了名的“出差狂人”,關鍵是名聲還挺好。
他爹楊堅是開國猛人,楊廣這富二代,起步就是頂配。
十三歲,他就干到了并州總管。
這可不是掛個虛名,那是山西片區的一把手。
還是個半大孩子呢,就離了長安,在外面獨當一面了。
后來兜兜轉轉,河北道行臺尚書令也干過,雍州牧也當過。
等到二十歲,大隋要滅陳。
剛成年的楊廣,直接掛帥,成了前線的大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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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趟差出得,那是戰功彪炳,大軍一路殺到南京,把南北朝分裂的日子徹底終結了。
二十歲前,咱不敢保他真懂治理,畢竟歲數太小,好多官帽子可能是給面子。
但那一年,他確確實實跟著隊伍,一步一個腳印從長安走到了長江邊。
滅了陳才兩年,南方又亂了。
二十二歲的楊廣,二話沒說,又殺去揚州坐鎮。
這一蹲就是十年。
等到三十二歲,突厥以此鬧事,楊廣又領兵北上靈武。
雖說這次沒撈著大仗打,但他確實一路溜達到了現在的銀川那邊。
攤開地圖瞅瞅,三十多歲的楊廣,腳印已經蓋滿了當時中國的核心地盤。
從山西到江蘇,從陜西到寧夏,哪兒沒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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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兒沒干過事?
最神的是,對于這幾趟遠門,哪怕是后來罵他罵得最兇的史官,也都難得地點了贊。
為啥?
因為那時候楊廣的身份是“兒子”,是“帶兵的”,是“藩王”。
拿現在的職場話說,他那是公司的“大區經理”或者“項目總監”。
他出差,那是奔著解決問題去的——滅陳是打仗,去揚州是平亂,去靈武是守邊。
目標清楚,預算有人卡著,頭頂上還有個“董事長”楊堅盯著。
借他個膽子他也不敢亂來,也沒那個權。
可從靈武回來,風向變了。
往后四年,楊廣跟釘子似的釘在長安,哪兒都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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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簡單:這一年他奪嫡成功,當了太子。
當太子就是儲君。
儲君嘛,不能隨便離京。
這四年,他被關進了權力的籠子,離那把椅子就一步,但身子骨不自由了。
這四年,不光是在熬資歷,也是他心里頭欲望瘋長的四年。
四年后,楊廣上位。
那個曾經精明能干的“項目經理”,終于熬成了這龐大帝國的“董事長兼CEO”。
這時候,他又想出去溜達了。
可這回,當他再邁出長安城門,性質全變了味。
604年十一月,剛登基四個月,楊廣頭一回離開關中,奔了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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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動窩,就再沒消停過。
605年八月,離了洛陽下揚州。
606年三月,從揚州回洛陽。
607年三月,回長安,五月又北上山西,六月到了榆林。
短短三年,行程排得密不透風。
那這三年他造了多少錢?
如果只算差旅費——哪怕帶著一萬御林軍,吃香喝辣,對大隋這種體量,那是九牛一毛。
國家出得起。
真正要命的,是皇帝出門的“隱形賬單”。
這好比一家跨國巨頭的老板去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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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錢、總統套房錢,哪怕包場游樂園,對公司來說那是灑灑水。
最怕的是,老板路上腦子一熱,指著塊荒地說:“我看這兒行,蓋個分公司。”
或者瞅著個夕陽行業說:“我覺得有戲,投個幾百億試試。”
老板一個念頭,底下人跑斷腿,公司的現金流搞不好直接崩盤。
楊廣就是這么個上頭的老板。
頭一回去洛陽,覺得地盤不錯,就是城太破,配不上自己。
大筆一揮:造新洛陽城。
為了這個“配套”,大隋短短十個月,每個月得拉兩百萬人服勞役。
兩百萬人啊,當時才多少壯勞力?
地沒人種,家散了,就為了給皇上出差修個歇腳的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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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去揚州,嫌路不好走,風景不行。
大筆一揮:挖運河,造龍舟。
跟著的隊伍十幾萬人,船隊連起來一百多公里。
他坐的那艘龍舟,奢華得讓工匠都想破了頭。
這哪是出差,這就是個移動的碎鈔機。
第三回北上,為了從長安快點到山西,嫌繞路費勁。
大筆一揮:修路。
調了十幾個郡的民夫,硬是在太行山上鑿出一條高速路。
然后到了草原,見著啟民可汗一高興,賞了兩千萬段帛;一琢磨安全,又拉百萬人修長城。
這些拍板的事兒,隨便拎一個出來,都是國家級的超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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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楊廣這兒,不過是旅途中的“隨手一揮”。
修洛陽、挖運河、開馳道、筑長城…
所有這些大動靜,全發生在他登基頭三年,全都是圍著他的旅游路線轉。
這還沒算后來三打高句麗那個無底洞。
這會兒咱再回頭琢磨,為啥楊廣當親王時老往外跑,大伙夸他能干;當了皇上再跑,就成了昏君?
因為權力的那個圈,沒了。
當親王,每個決定都得審批,能調動的資源有限。
想修路?
沒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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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修城?
沒權限。
可當了皇上,普天之下都是他的。
他眼里的“成本”,跟老百姓眼里的“命”,那根本不是一個度量衡。
他覺得修長城是為了安穩,嘴皮子一碰就行。
但在下面,那就是幾十萬個家庭的頂梁柱回不來了。
這種“無限權力”帶來的“無限燒錢”,才是皇帝出門最大的詛咒。
歷史上栽這上面的不光楊廣。
元英宗想打獵,結果碰上“南坡之變”,命丟在外面,元朝的改革剛起頭就斷了,國運也跟著折了。
明英宗朱祁鎮,也是心血來潮要御駕親征,搞啥“北上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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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大伙都熟,土木堡一戰,大明二十萬精銳全報銷,幾十年的家底賠了個底掉,皇上自己還被人抓去當了肉票。
這些帶血的教訓,成了后來歷朝歷代大臣心里的陰影。
所以你看后來的朝廷,只要皇上稍微露點想出去玩、想考察的意思,大臣們立馬像瘋了一樣撲上來,引經據典,甚至以死相逼,也要把皇上摁在深宮里。
他們真不是心疼那點路費。
他們是怕皇上出去了,看哪座山不順眼要移走,看哪條河別扭要改道。
畢竟,對一個國家來說,把“CEO”關在辦公室里批奏折,雖然枯燥點,但絕對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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