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迫者的敘事并不是那么正常的,并不是有一說一,而是委婉地說,或者打比方說,甚至出現了王顧左右而言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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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放在解放以前,地主老財壓迫農民,那么農民的敘事就是躲躲閃閃的,甚至根本無法和文化人對話。因為他們讀不起書,沒知識,沒文化,敘述一件事說不到點上,或者說根本無法發現被壓迫的真相,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處在這樣的地位。如果非要追尋被壓迫的真相,那么他們只能迷信神靈,迷信命運,認為自己的命就是這樣,已經無法改變了。地主老財的前輩子很可能做了善事,是個大善人,或者是皇帝和宰相。而農民的前輩子很可能做了壞事,或者是農民,亦或是蟲豺,這一輩子就轉世為被壓迫的對象。他們無力改變現狀,只能用迷信思想來解釋周圍的事物。似乎這樣可以超脫一些,起碼可以變得不那么自卑了,可以隱忍地活下去。倘若他們要表達對社會的看法,表達對他人的看法,也是人云亦云,要從別人的嘴里聽到一定的說法,就要重復這樣的說法,似乎要引用別人的話當論據,實際上失掉了自己的判斷,或者說他們的判斷就是“隨大流,不挨揍”,就是盲從,哪怕損失一點個人的利益,也要跟從別人去做一些事。到了現在,底層農民仍然有這樣的心態,以至于有的貧困地區的村子,所有的農民都跟著村長去搞偷盜,似乎成了正當的行為,也成了發家致富的手段。
如果說這樣的行為是值得聲討的,那么有的村的農民跟著村長搞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和制造,竟然也發家致富了,甚至走上了品牌化的道路,他們這種行為還值得聲討嗎?他們由被壓迫者變成了富裕的人,當然就翻身得解放了,可以購買一些電器,可以購買一些好吃的,可以外出旅游,像富人們生活那樣,其實他們已經富了。似乎沒錢沒權就要被壓迫,不被壓迫和剝削,就掙不了錢,而作為被壓迫者,想要表達自己的看法,卻往往發現無法表達。即便現在的農民文化素養提高了,都能讀書識字,也不能發現自己被壓迫的根源。他們羨慕那些權貴,想成為權貴,有的努力奮斗過,卻最終折戟沉沙,并沒有變得富裕起來。有的承包了幾十畝地種紅薯,前幾年掙了很多錢,后來就賠錢,一直陪根得底兒掉,家產都賠光了,活成了他人眼中的笑話。還有的養豬,剛養的時候賺錢,越養越賠錢,最終不得不殺掉豬,自己吃肉,而不會賣給其他人,因為賣的時候就賠錢。還有的種果樹,賺錢的時候很高興,不到兩年就開始賠錢,最終砍掉果樹,重新種上糧食。農民無法把握市場動態,甚至他們只是市場上資本運作的棋子,是跟著吃肉喝湯的一群人,當然也跟著一起賠錢。大資本家賺錢會賺得盆滿缽滿,賠一點錢無關緊要,而農民賠錢就了不得,甚至會把家產賠光賠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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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一些人貸款買樓房和汽車,成為城市的相對貧困人口,表面上光鮮亮麗,實際上節儉著過日子,生活入不敷出。有鑒于此,一些城市的年輕人不結婚,選擇同居,因為結婚花費太大,生孩子之后花費更大,不是他們能承受得了的。他們的敘事似乎變得比較瀟灑,那就是月月花光積蓄,或者說掙了工資以后月月花光。花錢的途徑就是吃喝玩樂,及時行樂,不用考慮以后怎么辦。即便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月入過萬,也照樣每月花光,而不會積攢錢財,以至于他們買樓的時候,要花父母的錢,不然根本買不起。當然他們大多比較瀟灑,經常面臨父母的催婚,而他們并不著急,一旦他們掙錢多了,父母就不催婚了,因為他們可以掙錢養活自己。掙錢多的人照樣被老板壓迫,不敢和老板理論,也不敢討論工資待遇問題,而大量生活在城市底層的打工者,才是純粹被壓迫的人。有一個城市的清潔工人每月只掙一千塊錢,當地的物價卻比較貴。一千塊錢根本不夠養家,養活自己都不行。可是這個城市的清潔工人照樣辛辛苦苦工作,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他們已經不會敘事了,或者說他們已經被剝奪了話語權,沒有和城市管理者討價還價的能力,也不會團結起來,而所謂的工會都在為城市管理者說話,不會站在被壓迫、剝削的體力勞動者的一方。
當被壓迫者失去了話語權之后,他們的敘事就變得微不足道,甚至他們的死活都變得微不足道。有權貴開著豪車撞死了一個農民,賠錢完事兒,哪怕責任在權貴本身,他也可以揚長而去,不用負法律責任。因為豪車本身價格不菲,入著全險,出了事以后由保險公司賠錢。倘若開豪車的人撞死了縣長,那么開豪車的主人就會被逮捕,甚至要負刑事責任。因為縣長有話語權,農民沒有話語權,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現在的聯歡會舞臺上早已失去了工人和農民的形象,有的都是城市小區的普通人,是企業家,是歌星,是官員,甚至連機器人都登上了這樣的舞臺,而活生生的工人、農民早已經黯然隱去,似乎驗證了被壓迫的人已經失去了話語權的事實。因為那樣的舞臺不屬于他們,即便他們生硬植入,也不會起到任何作用,甚至引發觀眾的一陣反感,因為觀眾眼里只有權和錢。觀眾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是被媒體引導的,而媒體又被權力操控,以資本運作,最終會給人們形成洗腦效應,以至于底層人早就失去話語權,想要敘述自己的故事,只能講給自己的孩子聽,講給周圍人聽,卻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講出來。他們不具備和資本家討價還價的能力,即便每天非常辛苦,掙的工資很少,也認命了,不然又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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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迫者的敘事變得無關緊要,倘若作為社會良心的作家能夠深入民間,能夠多聽一聽被壓迫者的心聲,就可以寫出有力度的作品。可是作家被權力系統限制,被資本收買,早已經生活在大城市,要寫暢銷書,寫名人,寫權貴,而不會寫普通人了,那么普通人的敘事就變得無足輕重,哪怕他們用生命來抗爭,用血來討回公道,也變得無舉足輕重,畢竟社會表面是和諧而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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