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化戰爭持續升溫！一句玩笑引爆媒體圍剿，老左派紛紛告別

輿論打出的理由是“有人感到受傷”，但所謂可能受到傷害的群體及其周邊人士并沒有出面回應，真正憤怒發聲的，幾乎全是記者。《法蘭克福匯報》寫道：“迪特爾·努爾已經不再是喜劇演員。”這類反應在語氣上明顯失衡，論辯水準也相當貧乏。矛頭針對的是個人，而不是觀點本身。對努爾的打擊，主要依靠的是各種暗示和指控。

德國電視一臺《每日新聞主題》主持人杰西·韋爾默，前些時候也在脫口秀節目《伊娜之夜》中談起自己的新聞職業倫理。她說，“審訊”自民黨政治人物克里斯蒂安·林德納“也很有意思”。從這里到德國選擇黨當年首席候選人亞歷山大·高蘭在2017年聯邦議會選舉后威脅安格拉·默克爾“我們會追著她不放”，其實并不遙遠。

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周日在夏季專訪中表示擔憂，稱議會中的說話方式，過去“只在左翼和德國選擇黨那里”才常見。對于問題本身，人們當然可以意見不同，但這種“針對個人的貶損”正在加劇“民主的信任危機”。這種糟糕的風格，如今在政治中間地帶的左右兩側都已站穩腳跟。但沒有誰像左翼政治那樣，把道德上的絕對正確高高舉在面前。盡管如此，面對右翼民粹主義，左翼眼下顯然拿不出比模仿對方更有效的回應。

于是，媒體這些天把火力集中到一位“右翼”諷刺演員身上，而一位新上任的左翼黨主席則把矛頭對準基民盟的“法西斯政治”。德國選擇黨卻幾乎不受干擾地在兩個東部聯邦州經營選戰。按照一些民調，該黨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支持率可能達到42%，甚至有望單獨執政。

這本書對于左翼世界觀的失敗，提供了頗有啟發的觀察。自1968年運動以來，左翼立場不斷激進化，并堅持在一個被視為“價值取向錯誤”的社會中壟斷道德解釋權，這一進程往往帶有自我毀滅性質。把聰明的同行不斷排斥出去，最終只會讓自己失血枯竭。

烏利·庫爾克回憶起一個令他疏離的關鍵時刻：20世紀80年代的左翼在意識形態蒙蔽下，否認新興國家債務問題與當地左翼強勢治理政府失誤之間的關聯。莫妮卡·馬龍則說，自己離開東德后迎來了一次痛苦的清醒時刻，因為她看到西方的綠色女權主義者，竟把西方民主與東德體制相提并論。

結論是：左翼政治數十年來一直受困于現實感缺失，同時又不斷抬高自身的道德姿態。它借助身份教條把社會切割成不同群體，像社民黨那樣把福利國家視為無所不能，把政治改造成一種教育和再分配工程，因此始終無法回應這個時代的重大挑戰。

至于迪特爾·努爾，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從一個在左翼氛圍中成長、又是綠黨創始成員的人，逐漸與今日的左翼拉開距離。在他看來，這個陣營如今唯一的共同共識，只剩下“不是右翼”。努爾說：“在左翼那里，細致思考已經沒有容身之地。”而提出這種批評的人，就會受到懲罰。

政治學者安東尼婭·格魯嫩貝格說，正因為如此，當年的年輕一代形成了一種信念：西德社會需要“徹底整頓”。懲罰加害者，應當成為“建設一個良好社會”的基礎。他們也受到一種觀念鼓舞：應由“人民”來決定政治應走向何方。

但這里所說的“人民”，并不是公民社會，而是“抗議者和左翼工會，也許再加上左翼社民黨和工人”。其余的人則“首先要被教育成真正的人民”。身份政治由此呼之欲出。某種宗教式熱情，即對理想社會狀態的執著追求，直到今天仍在塑造左翼思維。

按照格魯嫩貝格的說法，面對“德國歷史中災難性的一面”，“激進的根本更新”這一計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帶有一種“絕對化訴求，而這種訴求最終導向暴力”；最具象征性的例子，就是德國紅軍派恐怖主義。

其邏輯結果就是，這些老一代人物如今明確轉身離開。并不是因為他們年紀大了，像人們常說的那樣自然變得更保守，而是因為他們經歷了一個失望的過程。基于自身的歷史經驗，他們對世界有另一種看法——無論是德國的歷史責任、移民政策，還是身份政治。在今天，這些問題上只要持有不同意見，就可能意味著被排斥、被污名化。左翼又一次以激進甚至帶有斗爭性的方式走向激化，例如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以及對以色列的仇恨上。

左翼黨雖然早已與傳統左翼政治相去甚遠，卻錄得黨員人數翻倍增長。但這些年輕活動人士想做的不是政治，而是制造沖突；巴勒斯坦狂熱分子已經占了上風，最終給這個政黨帶來的傷害大于幫助。整個政治發展過程，幾乎看不到自我反思或自我批評。

哈拉爾德·馬滕施泰因寫道，如今所謂“左”，意味著“嘴上談自由與多樣性，一旦掌權，就消滅自由與多樣性”。左翼運動憑借其過剩的道德激情，以及對“救贖幻想”——這也是馬滕施泰因的說法——的偏好，一再吸引年輕人加入。那些無法兌現的承諾和內部派系爭斗，又會讓支持者遲早失望，最終轉身離開。

安東尼婭·格魯嫩貝格表示：“如果左意味著捍衛自由，那么我仍然是左派。”問題只在于，左翼在20世紀和21世紀“如此少地捍衛過自由”。左翼在20世紀和21世紀“如此少地捍衛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