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總是會在強盛時想起德川家康——蔣讀日本文庫本系列之二十七

作者：蔣豐

閱讀歷史人物傳記時，人們往往關注的是書里寫了什么。但有時候，比內容本身更值得思考的，是這本書為什么會在那個時代出現。翻開時任東京都立大學教授北島正元的《德川家康——組織者的肖像》（中央公論新社，1963年6月第一版），我已經不敢興趣作者如何評價德川家康了，而是關注這本書出版的時間。因為在我看來，理解1963年的日本，或許比理解德川家康本人更加重要。

1963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因為次年——也就是1964年，日本東京第一次舉辦奧運會；“三大電器”——彩電、冰箱、洗衣機開始進入普通家庭；東海道新干線正式通車；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階段。GDP躍居世界第二位，從此在經濟規模上成為“世界第二大國”。后來，人們普遍把1964年稱為日本戰敗以后的“復興元年”。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日本社會出現了一股明顯的“家康熱”。

如果僅從歷史人物角度理解這種現象，似乎并不奇怪。畢竟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開創了長達二百六十多年的和平時代。但仔細想想，又會發現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因為日本歷史上從來不缺少傳奇人物。織田信長銳意進取，豐臣秀吉充滿傳奇色彩，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也長期被視為戰國名將。那么，在國家高速發展的關鍵時期，日本人為什么偏偏選擇重新發現德川家康？

北島正元這本書恰恰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在作者筆下，家康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人物。書名中的“組織者”三個字，其實已經點明了全書的核心。作者認為，信長打破了舊秩序，秀吉作為戰國末期的“天下人”，極大推動了全國統一進程，而家康真正完成的，則是把已經形成的新秩序組織起來，并使其長期穩定地運行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康最大的能力并不是創造，而是組織；不是開創，而是經營。

這樣的理解，與中國傳統歷史觀多少有些不同。中國人談歷史人物，往往習慣于評價忠奸善惡，習慣于討論誰是英雄、誰是梟雄。而北島正元更關注的，卻是人物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家康之所以重要，并不完全因為他個人有多么偉大，而是因為他回應了那個時代最迫切的需求。換句話說，作者真正關心的問題不是“家康是不是英雄”，而是“為什么偏偏是家康完成了那個時代的任務”。

讀到這里，我忽然意識到，1960年代日本社會熱衷討論家康，也許并不僅僅是在討論十七世紀的歷史人物。他們實際上是在討論自己。因為那個時代的日本，最需要的已經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征服者。戰敗后的廢墟已經重建，新的國家秩序已經建立，高速增長已經開始。此時，日本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不再是如何創造奇跡，而是如何把已經創造出來的奇跡維持下去。

而后世塑造出來的家康形象，恰恰符合這種時代需求。忍耐、秩序、組織、長期經營、穩步發展，這些后來不斷被賦予家康的品質，與當時日本社會推崇的價值觀高度一致。因此，所謂“家康熱”，與其說是一場歷史熱潮，不如說是一種時代心理。人們借助家康，尋找未來發展的精神坐標。

更有意思的是，這種現象后來再次出現。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鼎盛時期，泡沫經濟不斷膨脹，日本企業橫掃世界市場，日本社會再度掀起“家康熱”。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是德川家康的推崇者之一。如果說1960年代的家康熱對應的是戰后復興，那么1980年代的“家康熱”對應的則是經濟大國的自信。人們再次從家康身上尋找國家長期成功的理由，并試圖證明日本的繁榮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厚歷史傳統的延續。

由此，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出現了：究竟是日本在強盛時想起了德川家康，還是德川家康推動了日本的強盛？

我的看法是，兩者兼而有之。當然，“家康熱”不可能創造經濟奇跡。日本經濟的崛起，來自產業政策、技術進步、教育普及、國際環境以及無數企業和勞動者的努力。但是，“家康熱”卻為這種成功提供了一種文化解釋。它告訴日本人，日本今天的成就并非偶然，因為這個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秩序，重視組織，重視長期經營。

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又反過來強化了社會認同。大量企業經營者、政府官員和普通讀者通過閱讀家康故事，進一步認同忍耐、紀律、長期主義和組織能力的重要性。于是，“家康熱”不僅成為日本強盛的結果，也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支撐這種強盛的價值觀。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塑造的關系。

回頭再看北島正元這本六十多年前的小書，它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并不是家康本人。它更像是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人們可以看到的不僅是德川家康，也看到了1960年代那個正在崛起的日本。

有時候，歷史書寫的并不只是過去。它同樣在回答當下的問題。而《德川家康——組織者的肖像》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或許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