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董玉振 | 南海權益爭端的歷史脈絡與未來走向研判

作者簡介：作者為新加坡出版人，戰略咨詢專家。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十周年再次掀起了一波輿論熱潮。從當年那出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到各類多邊場合的相關炒作，南海問題將長期是東亞地緣領域的焦點議題。這樣的分歧持續發酵，未來的走向會如何，本文嘗試以東南亞學者的中立視角做一些客觀展望。

首先，作為南海主權相關的核心當事方，中國未來是否會做出讓步，承認周邊國家對南海島礁占領的合法性？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厘清中國政府和民眾在南海主權問題上的歷史與法理依據是否有強大的基礎。而南海周邊有關國家主動退出侵占島礁的可能性，目前來看也接近于零。

從中國政府和民間的普遍立場出發，我們先簡要梳理南海分歧的由來，以及中國所聲稱擁有南海主權的核心法理依據：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擁有悠久的航海與經略南海的歷史，我們不簡單套用“自古以來”的籠統表述，但涉及領土主權問題，歷史的脈絡是絕對無法回避的。我們從近代以來的官方主權確認和國際認可的脈絡說起。

二戰結束后，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戰后國際法律文件，當時的中國政府派遣軍隊在整個南海接受日軍投降，隨后正式劃定了南海十一段線。在當時，沒有任何國家對此提出異議或反對——無論是當時對越南擁有殖民權益的法國，還是對沙撈越、沙巴擁有殖民權益的英國，都沒有就南海島礁的相關權益提出申訴，也從未公開反對中國十一段線的合法性。此后，中國對南海主權的主張陸續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1962年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推薦出版的《世界新地圖集》，1954年西德出版的《世界大地圖集》，1956年英國出版的《企鵝世界地圖集》，1956年法國出版的《拉魯斯世界與政治經濟地圖集》等，都明確標注南沙群島屬于中國；就連越南1960年、1972年出版的世界地圖，也都明確標注南沙群島歸屬中國，1974年越南出版的教科書同樣明確承認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

還有諸多國家的權威百科資料，比如1963年美國出版的《威爾德麥克各國百科全書》，1973年的《蘇聯大百科全書》和1979年日本共同社出版的《世界年鑒》，都明確承認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在尼克松訪華之前，美軍在黃巖島附近開展軍事演習，都會向當時代表中國的臺灣當局提出申請，這也是國際層面對中國擁有相關區域主權和管轄權的一種事實確認。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支持越南的抗法斗爭，中越進入友好合作階段，后續中國對南海十一段線進行調整，移除了北部灣的兩段線，正式形成了我們如今熟知的南海九段線。2000年，中越正式簽署《北部灣劃界協定》，兩國在北部灣的海域邊界有了明確劃定。1974年，中國和越南在西沙海域爆發海戰，此后越南開始加快對南沙島礁的搶占和控制。馬來西亞直到1978年12月，才在其公布的大陸架地圖上，將南沙群島的部分島礁和海域劃入本國范圍。

而確定菲律賓領海范圍的相關國際條約，其劃定的區域從未將南沙群島納入其中。1955年在馬尼拉召開的國際民航組織太平洋地區航空會議通過的第24號決議，要求當時代表中國的臺灣當局在南沙群島加強氣象觀測，會上沒有任何一個代表對此提出異議或保留，菲律賓官方代表也全程參與了會議，并未提出反對。

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歷史上都曾是其他國家的殖民地，殖民地獨立之后，無權對原本就屬于其他國家的固有領土和海域提出主張，這是判斷南海問題的核心法理邏輯之一。現實來看，如果支持新獨立國家隨意依據新的海洋相關規則追溯歷史領土領海訴求，那么全球的地緣秩序將徹底失去穩定根基，中東、非洲、南美、亞洲的諸多區域都會陷入爭端，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邊界秩序也會被徹底打亂。國際社會早已確立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準則，絕不能鼓勵新獨立國家依托新的國際協定追溯歷史領土訴求，否則全球將永無寧日。

可以明確的是，中國擁有南海九段線完整的歷史依據和廣泛的國際承認基礎，中國政府絕不可能在主權問題上輕言放棄，否則必然引發中國輿論的強烈反對，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在領土主權問題上做出原則性退讓。

其他聲索國，在國際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則下，如何補充自身聲索的歷史和法理依據，將是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比如越南如果以“歷史上漁民曾到相關海域活動”作為聲索理由，那么中國先民在周邊海域的活動脈絡更為久遠，全球各國交界區域都存在數千年的人口遷徙和雜居歷史，如果以此作為領土聲索的依據，這個先例一旦開啟，國際社會將再也沒有和平穩定可言。

過去幾十年，相關國家的聲索宣傳，已經讓本國民眾形成了認知，疊加民族主義情緒的助推，這些國家想要在主張上后退，也面臨著極大的內部阻力。這也讓南海島礁和相關海域權益的分歧，長期難以通過單一的和平對話快速解決。

原本經過幾十年的國際產業轉移，東亞國家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期，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升，南海問題的持續尖銳化，卻成為攪動東亞穩定的潛在導火索。而部分域外國家對南海分歧的反常熱衷，更是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作為東南亞學者，我們始終認為，南海爭議的最終出路，是回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框架下，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平等協商管控分歧、推進共同開發，把南海真正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與合作之海，這才是符合所有區域國家長遠利益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