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執行方式的選擇：注射死刑在我國的推廣與現狀

早在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訂，我國的死刑執行方式，從單一槍決轉變為“槍決或者注射等方法執行”，自此兩種方式并行。1997年3月28日，昆明中院執行了中國首例注射死刑。三十年過去了，太原中院已經宣布所有死刑全部注射執行，但全國仍有相當部分中級法院只能以槍決方式執行。為什么一項寫入法律三十年的制度，至今無法覆蓋所有的中級執行法院呢？

第一章：兩種執行方式之間

1996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一項對中國刑事執行制度影響深遠的修改——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12條明確規定：“死刑采用槍決或者注射等方法執行。”

在此之前，中國的死刑執行方式只有一個：槍決。

九個字的增加，開啟了一種新的可能。從那一刻起，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上第二個在法律中寫入注射死刑的國家。

然而，法律文本的修改是一回事，實踐的跟進是另一回事。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中國大地上兩種執行方式并存的格局仍在延續。一些地區的中級人民法院已經全面采用注射方式——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所有死刑均執行注射；上海市的兩個中級人民法院具備了注射執行能力；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全國首個實施者，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首例注射死刑。但在另一些地區，槍決仍然是主要的執行方式。

這種并存的規模有多大？據《中國日報》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姜興長的話報道，已有約半數的中級人民法院采用藥物注射執行死刑。而多份近年發布的法律文獻和專業解讀則顯示，目前仍只有部分中院具備注射執行條件。由于死刑執行方式和數量屬于司法統計中不公開的部分，外界無法獲得精確的普及率數據。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執行方式的選擇，并不取決于案件的性質或被告人的身份。法律規定的標準是明確的——取決于執行法院是否具備相應的人員、設備和場所條件。近年來，隨著各地條件的逐步改善，采用注射方式執行的案件范圍正在擴大，這其中既包括職務犯罪案件，也包括暴力犯罪等普通刑事案件。

那么，注射死刑是如何進入中國法律體系的？這三十年里經歷了怎樣的推廣過程？為什么在法律修改近三十年后，仍有相當部分法院暫不具備注射執行條件？

這些問題指向的，并不是兩種方式孰優孰劣的價值評判。槍決和注射都是法律明確規定的合法執行方式，各有其適用的現實條件。本文試圖梳理的，是一項制度從法律文本走向實踐落地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推力與阻力、進展與落差。

這正是“兩種方式之間”的含義——不是選擇，而是過程。

第二章：注射死刑從何而來

在1996年中國修改《刑事訴訟法》之前，注射死刑已經在世界其他地方走過了漫長的路程。

最早提出這一設想的，是一位美國醫生。1888年，紐約的朱利斯·布萊爾提出，可以用靜脈注射的方式替代絞刑。他的理由很樸素——比絞刑更省錢。但這一方案在當時并未引起立法者的興趣，隨后被擱置了近一個世紀。

真正的突破發生在1977年。這一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率先通過立法，將靜脈注射確立為合法的死刑執行方式。得克薩斯州緊隨其后。在得州，驗尸員杰伊·查普曼提出了具體的藥物方案：先用生理鹽水建立靜脈通道，隨后依次注射巴比妥酸鹽和化學麻醉劑。這一方案后來被稱為“查普曼準則”。

1982年12月7日，得克薩斯州的查里·布克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注射執行死刑的人。他所接受的，是此后被廣泛采用的“三針法”：硫噴妥鈉用于麻醉，使犯人喪失意識；泮庫溴銨作為肌肉松弛劑，使呼吸肌麻痹；氯化鉀最終使心臟停止跳動。三種藥物依次推入靜脈，整個過程被設計為分步驟、可監控的醫學流程。

此后幾十年間，注射死刑在美國迅速推廣。全美曾有38個州保留死刑，其中34個州將注射作為唯一或主要執行方式。但近年來，這一方式遇到了新的問題。

麻煩出在藥物上。硫噴妥鈉等傳統藥物的生產商主要是歐洲制藥公司。隨著歐洲多國反對死刑的立場日趨明確，這些公司開始拒絕向美國出口用于執行死刑的藥品。供應中斷迫使各州尋找替代方案。一些州改用戊巴比妥單一藥物，另一些州嘗試咪達唑侖等替代麻醉劑。配方更改帶來了結果的不確定性。2014年，俄克拉荷馬州犯人洛克特在執行中掙扎了43分鐘才死亡；同年，俄亥俄州首次使用咪達唑侖和氫嗎啡酮混合配方，犯人麥奎爾痛苦掙扎十余分鐘。2021年，同一州的約翰·格蘭特在注射后出現嘔吐和全身抽搐，約15分鐘后才失去意識。

這些案例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持續討論，部分州開始重新審視執行方式的選擇。一些州恢復或啟用了電椅，另一些州引入了氮氣窒息法，還有州保留了槍決作為備選方案。美國也因此成為全球極少數擁有三種以上官方執行方式的國家之一。

在美國之外，注射死刑的版圖也在擴大。1997年，中國在昆明執行了首例注射死刑。1998年，危地馬拉跟進。1999年，菲律賓首次以注射方式執行死刑，此后該國一度廢除又恢復，最終再度廢除死刑制度。2003年，泰國將注射死刑確立為主要執行方式，并于同年12月完成首例注射執行。此外，越南和中國臺灣地區也先后采用了這一方式。

從1888年布萊爾的紙上狂想，到1982年查里·布克斯的全球首例，再到今天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注射死刑從一個醫生省錢的想法，變成了一套寫入多國法典的執行制度。而當1996年中國在《刑事訴訟法》中加入“注射等方法”九個字時，它所接入的，正是這條已經流淌了近百年的制度河流。

第三章：國內的推廣之路

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為注射死刑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法律條文要變成實際操作，還需要有人邁出第一步。

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站了出來。1996年5月，修法完成后僅兩個月，昆明中院就成立了課題領導小組和實驗小組，著手研發注射死刑的藥物配方和執行流程。當時的中國沒有任何經驗可循，美國雖已執行多年，但相關技術資料并不公開。課題組從零開始，在動物身上進行了數千次注射實驗，反復調整藥物種類、劑量和推注順序，最終研制出一套定型配方。這套配方的特點是：采用非劇毒藥物，注射后進入臨床死亡時間短，通常在三十秒到六十秒之間，生理上無痛苦反應，受刑人感覺如同生病打針。

1997年3月28日，昆明中院在半秘密狀態下對兩名死刑犯執行了注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例注射死刑。打下第一針的昆明法醫院院長汪軍后來回憶，執行時間為三十秒，犯人走得“非常平靜”。

首例成功后，推廣工作逐步展開。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法院推廣注射執行死刑。此后數年，有條件的中級人民法院陸續啟動相關工作。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沈陽等省會城市和大城市率先建立了注射執行能力。2009年，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該省全面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不再使用槍決。這一決定在當時被視為一個重要節點。

在執行機制上，中國形成了自身的特點。

誰來打這一針？法律明確規定，執行主體是司法警察，而不是醫務人員。法醫的職責是監督藥物使用、指導技術操作以及確認死亡。之所以這樣安排，有深刻的職業倫理考量：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即便面對的是死刑犯，由醫務人員親手執行也與職業倫理相沖突。因此，真正將針頭扎入靜脈、操作注射泵的，是經過專門培訓的司法警察。

藥物從哪來？死刑執行所使用的藥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配制和發放，各地法院不得自行采購或配制。具體流程是：各高級法院將轄區內開展注射死刑的法院數量及需求匯總，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部門審核后統一發放。高級法院負責統一保管，各中級法院執行前向高級法院申領。這套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最大程度保障了藥物在安全性、規范性和統一性上不出紕漏。

在什么地方執行？根據條件不同，各地法院可以選擇建設固定的注射執行室，也可以使用流動注射執行車。固定執行室一般設在指定的刑場內，包括相互隔離的行刑室、受刑室和觀察室，配備特制執行床、注射泵和生命監測儀。流動注射車則通常由客車改裝而成，將上述設備集成在車廂內，以適應部分地區刑場不固定的實際需要。

近三十年過去了，推廣的成果是可見的。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所有死刑均執行注射，上海的兩個中院具備了注射執行能力，昆明中院更是積累了近三十年的操作經驗。但另一面同樣清晰：具備條件的法院仍是部分而非全部。兩種執行方式并存的格局，并未在法律修訂近三十年后終結。

有必要說明的是，執行方式的選擇標準是客觀的。一個法院是否采用注射，取決于它是否具備經過培訓的執行人員、符合標準的執行場所、完善的監控設備以及相應的藥品調配能力。這與案件性質無關，與被告人身份無關。近年來，隨著各地條件逐步改善，采用注射方式執行的案件范圍正在擴大，其中既包括職務犯罪案件，也包括暴力犯罪等普通刑事案件。

從1997年昆明中院的三十秒，到今天全國各地條件各異的執行實踐，推廣之路走了近三十年。速度不算快，但方向是清晰的。

第四章：推廣路上的五個現實因素

法律修改近三十年，注射死刑的推廣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兩種方式并存的格局并未終結。造成這一局面的，并非單一因素，而是多個現實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場所與設備的資金需求

注射死刑的執行，需要專門的場所和設備。根據相關規定，人民法院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須具備固定的執行室。執行室一般設在指定的刑場內，包括相互隔離的行刑室、受刑室和觀察室，三者各自獨立又彼此連通。室內須配備特制執行床、注射泵以及生命監測儀——后者需實時監控心電圖、腦電圖、脈搏、呼吸和血壓等多項指標。此外，還須配備必要的消毒和急救設備。

建設這樣一間符合標準的執行室，所需資金約為二百萬元。對于不具備固定刑場或不適宜建設固定場所的地區，還有一種替代方案——將依維柯等客車改裝為流動注射執行車，車內集成上述全部設備，單臺造價約為七十萬元。

作為對比，槍決執行所需的場所和設備條件相對簡單，資金投入明顯較低。對于經濟條件較好的省會城市和發達地區，二百萬元的投入壓力不大。但對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中級法院而言，這是一筆需要認真權衡的財政支出。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率先建立注射執行能力的，多為省會城市和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

藥物的統一管理制度

根據法律規定，注射死刑所使用的藥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配制和發放，各地法院不得自行采購或配制。這是一項從源頭保障藥物安全性和規范性的制度安排。

這套制度的具體流程是：需要執行注射死刑的法院，向所屬的高級法院提出申請，高級法院匯總轄區內需求后，統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報。最高法有關部門審核批準后發放藥物，由高級法院統一保管，各中院在執行前再向高級法院申領。

單次執行所需藥物的成本并不高，約為四百元。但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流程，意味著每次執行都需要完成從申請到審批再到逐級發放的完整程序鏈。這一制度設計確保了全國死刑藥物在成分、劑量和品質上的統一性，避免了各地自行配制可能帶來的質量風險。與此同時，與槍決相比，執行前需要投入更多的協調和準備工作。

執行人員的專業培訓

注射死刑的執行主體是司法警察。這一安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職業倫理考量——醫生的天職在于救治，即便面對的是即將被依法剝奪生命的人，由醫務人員親手執行也不符合醫學倫理。因此，法醫的職責定位于監督藥物使用、指導技術操作和確認死亡，而真正將針頭扎入靜脈、操作注射泵的是司法警察。

這就意味著，每一個準備開展注射死刑的法院，都必須培訓一支具備靜脈穿刺等基本醫學技能的司法警察隊伍。他們需要學習人體靜脈解剖結構，掌握穿刺角度和深度，熟悉注射泵的操作規程，還要能夠應對可能出現的靜脈塌陷、針頭滑脫等突發情況。

這樣的培訓并非一蹴而就。2010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專門舉辦為期六天的全省法院司法警察注射死刑培訓班，內容涵蓋藥物的申請、領取、保管和使用全流程。但對于編制有限、人手緊張的基層法院來說，組織專業培訓、維持一支具備合格技能的司法警察隊伍，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長期投入的任務。

地理環境與區域差異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水平差異顯著。這一基本國情，直接影響著注射死刑的推廣進程。

云南省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典型樣本。該省是全國最早開展注射死刑的省份之一，早在2003年就宣布為全省十六個地市州的中級法院及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各配置一輛注射死刑專用車，共計十八輛。這批車輛由二十四座依維柯客車改裝而成，是專門針對云南“山高路遠”的地理條件而設計的方案。

但流動執行模式在實際操作中顯現出一些困難：刑場不固定，隔離區和警戒崗位的安排比固定場所復雜；車廂空間有限，執行各環節的銜接不如固定執行室順暢；監刑人員只能通過車載視聽設備間接觀察執行進程。云南省高級法院的相關人員曾坦言，部分偏遠地區“法庭都蓋不起，更不用說蓋注射執行室了”。流動注射車雖然是解決地理障礙的有效嘗試，但并不能完全替代固定執行室的功能。

云南的情況并非孤例。在全國范圍內，部分偏遠地區受限于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交通條件和財政能力，暫未建設注射執行設施。這是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在執行領域的一個客觀投射。

社會觀念與信息透明度

還有一層因素值得關注，那就是社會觀念的影響。

2003年，云南在推廣注射死刑時就遭遇過一輪“觀念障礙”。部分公眾認為，對罪大惡極的罪犯就應該槍決，注射死刑“太便宜他們了”。這種樸素的重刑觀念，在傳統社會心理中有著深厚的根基。對于社會影響重大的惡性案件，公眾通過媒體表達的“不槍斃不足以平民憤”的情緒，客觀上對執行方式的選擇形成了輿論壓力。

此外，死刑執行的具體方式和數據屬于司法統計中不公開的部分，這一制度的設立有其安全和管理上的必要性。但信息的不公開，也使得學界和公眾難以對全國的執行方式分布狀況進行精確研究和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透明度和社會共識的形成。

上述五個因素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推廣路上的現實圖景。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司法條件的逐步改善，一些曾經構成障礙的條件正在發生變化。但這需要一個過程。

第五章：并存的兩種方式

回到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為什么法律修訂近三十年后，兩種執行方式依然并存？

經過前面四章的梳理，答案已經逐漸清晰。這不是某個單一原因造成的結果，而是法律框架、經濟條件、地理環境、管理制度和社會觀念共同作用的產物。

從法律框架看，《刑事訴訟法》第212條使用了“或者”一詞，將槍決與注射并列。這一表述本身就為兩種方式的并存提供了制度空間。法律沒有要求全國統一采用某一種方式，也沒有設定從一種方式過渡到另一種方式的時間表。它允許各地根據自身條件做出選擇。這是一個務實的設計。

從經濟條件看，注射死刑對場所、設備、藥物管理和人員培訓的要求，決定了它比槍決需要更多的財政投入和組織保障。一間標準執行室二百萬元的建設費用，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可能只是常規預算中的一項支出，對于欠發達地區則可能構成較大壓力。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直接反映在執行條件的差異上。

從地理環境看，中國各地區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狀況不盡相同。云南山區的流動注射車經驗表明，即便有了專項資金和設備支持，地理障礙依然會對執行實踐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不是政策或意愿能夠迅速消除的。

從管理制度看，死刑藥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配制發放，這一制度在保障規范性和安全性的同時，也要求一套完整的申報和調配流程。這套流程是必要的，但它意味著注射執行不能像槍決那樣隨時實施。

從社會觀念看，部分公眾對惡性案件執行槍決的認可，構成了一個客觀存在的外部環境。司法執行需要考慮社會效果，這是任何國家司法實踐中都不可回避的因素。

綜合來看，兩種方式的并存，是理想條件與現實條件之間的一個平衡點。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平衡點并非靜止不動。近年來，隨著各地條件的逐步改善，采用注射方式的法院數量呈增長趨勢。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已宣布所有死刑均執行注射，更多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市也具備了注射執行能力。這些變化說明，推廣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一個固定的結果。

未來執行方式的格局將如何演變？本文不試圖做出預測?？陀^地說，這取決于各地在場所建設、設備配置、人員培訓、藥物管理等方面的進一步進展，也取決于相關政策的持續推進和公眾觀念的變化。這些條件的發展節奏各不相同，演變的速度和程度自然也會有所差異。

最后有必要再次澄清一個事實：執行方式的選擇，標準是客觀的。是否采用注射，取決于執行法院是否具備條件，與案件性質或被告人身份無關。近年來，無論是職務犯罪案件還是暴力犯罪等普通刑事案件，只要執行法院具備注射條件，均采用注射方式執行。兩種方式之間不存在針對特定人群的區分。

從1997年昆明中院的第一針，到今天各地條件各異的具體實踐，近三十年過去了。法律規定了兩種方式，實踐中兩種方式并存，各地條件正在逐步改善。這就是中國死刑執行制度的客觀現狀。

面對這一現狀，比追問“為什么還有槍決”更有價值的，或許是理解一項制度從法律文本走向普遍實踐，究竟需要經歷怎樣的過程。

（作者 / 中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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