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首相拿過唐寧街鑰匙，發現房間里全是英格蘭這頭大象，怎么動？

當安迪·伯納姆周一接過唐寧街10號的鑰匙時，英國將在2016年投票決定脫離歐盟后的10年里，迎來第7位首相。這不免讓人追問：此時此刻，英國究竟出了什么問題，以至于治理變得如此困難？

即便這聽起來像老調重彈，答案很大一部分仍是“脫歐”。但“脫歐”只是把英國至今仍面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表達出來，并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問題：犬儒情緒、悲觀心態和政治極化；與外部世界關系的不確定性；社會最貧困群體生活水平下降；社會撕裂感加深；公共服務維護不善……以及英格蘭隊在世界杯半決賽中出局。

最后一點并非無關緊要，至少它提醒人們注意英國的結構問題。房間里那頭誰都繞不開的大象，是英格蘭。更準確地說，如果工黨想在下次大選到來時繼續執政，伯納姆就必須回應英格蘭民族認同的政治問題。

英格蘭需要切實可行的政策，來應對社會和地區不平等。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必須支撐起一種更新后的國家敘事，解釋英格蘭在英國中的位置，以及英國在歐洲和世界中的位置。

這絕非無足輕重的任務。值得記住的是，基爾·斯塔默之所以與選民之間的“蜜月期”極為短暫，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缺乏積極的敘事。此外，國家敘事必須建立在現實基礎之上。鮑里斯·約翰遜那些夸張的敘事就是例子。過度宣稱——在這個案例中，是所謂“重拾偉大”——會侵蝕信任，也會加深受眾與敘事提出者之間的距離感。

要建立一種積極的國家敘事，并不容易。首先，它必須回應一些內在矛盾。英格蘭既多元，又是一個單一整體。借由英國，它與歐盟形成了一種建立在新近獲得、但對許多人而言并不受歡迎的“主權”之上的關系。它重視公平，但不平等卻日益加深。更不用說，當下的媒體環境偏好、甚至有時會主動助長一種建立在憤怒和怨懟之上的國家認同感。

伯納姆對“英格蘭問題”提出了部分答案：把決策權下放給地方社區。這是“奪回控制權”主題的一種變體——這一次，控制權不是從歐盟手中奪回，而是從威斯敏斯特手中奪回。

斯塔默雖然出生于約克郡，但由于支持阿森納，又因名字前有“爵士”頭銜，常被視為來自英格蘭南部的人。相比之下，伯納姆毫不掩飾自己的英格蘭北方身份。他的“曼徹斯特主義”汲取了英格蘭這一地區的合作主義傳統，也使他更傾向于讓國家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這無疑會遭到倫敦金融城某些堡壘以及科技巨頭的抵制。

因此，當一些人把伯納姆稱作“北方之王”，或者當他說要設立“北方版10號辦公室”，讓政策更加關注像他的大曼徹斯特選區梅克菲爾德這樣的地方時，這里所說的“北方”并不是蘇格蘭，而是默認指英格蘭北部。工黨與激進右翼挑戰者英國改革黨交鋒時，下次大選的勝負，很可能就取決于這里。

就像澳大利亞對“一國黨”的支持一樣，英國社會也存在深層的悲觀、憤怒與焦慮，而2020年后的生活成本壓力進一步放大了這些情緒。在英國，這些壓力又疊加在原有困境之上：財政緊縮政策帶來的痛苦，以及“脫歐”對英國經濟緩慢而持續的拖累。

但這種悲觀政治是在英國獨特的國家結構中展開的。值得記住的是，英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如果這個稱呼適用于它的話——本身就很不尋常。它至少由4個不同的民族構成。它不是聯邦制國家，而是一個權力下放并不對稱的聯合體，同時又保留了異常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

曾經大致由保守黨和工黨平分的選民版圖，如今已在多個實行不同選舉制度的權力下放轄區中，分散到7個不同政黨之間。在蘇格蘭和威爾士，名義上主張分離的政黨正在執政。北愛爾蘭政府則由一個聲稱希望推動愛爾蘭統一的政黨領導。在英格蘭，英國本土主義正被激進右翼和更強硬的右翼力量動員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艱難背景下，伯納姆必須為自己的政府找到一種敘事，把政府政策與“工黨價值觀”聯系起來，并直接對英格蘭這個政治共同體發聲。工黨政府往往任期不長，但影響深遠。這意味著，與斯塔默式的管理主義相比，伯納姆更需要一套大膽的政策議程。將經營失敗的私有化供水企業重新收歸國有，會是一個不錯的起點，既能盡早取得政績，也能表明市場化方案并非萬能。

正如英格蘭足球迷所熟知的那樣，最折磨人的往往正是希望本身。如今工黨支持者的希望再次高漲，但英國的結構性問題也許已經根深蒂固，未必會因為換了一位“主教練”就改變方向。這也可能讓伯納姆最重要的政治任務——擊敗獲得跨國加密貨幣資金支持的英國改革黨——變得更加困難。

至少在這個夏天，伯納姆和工黨還可以欣賞奈杰爾·法拉奇在他自己發起的補選中“打進烏龍球”的政治鬧劇。補選發生在他位于海濱選區克拉克頓的席位。

法拉奇辭去克拉克頓議員職務，是為了推遲議會對其接受來自英國境外巨額加密貨幣捐款一事的審查。其他所有政黨都看出了其中的陷阱，拒絕推出候選人，結果讓“新奇候選人”桶臉伯爵成為法拉奇唯一的對手。如果桶臉伯爵獲勝，那將是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勝利。沒有人說過英格蘭人沒有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