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愛玉（原創） | 耙耕人生：張明剛素描

耙耕人生

——張明剛素描

文/羅愛玉

鄂北隨州，桐柏山南麓。蒼茫的群山綿延南下，行至此處放緩了腳步，化作溫柔的丘陵與縱橫的溝壑。溠水自大仙垛幽深處發源，一路曲折蜿蜒，淌過百余里的山野與村落，匯入涢水，奔赴長江。

吳山鎮聯申村，就靜臥在這片丘陵與河水的溫柔褶皺里。早年，杜家倉房這個聯申村里的自然村，聚居著十七八戶人家，百余口鄉親比鄰而居，日子清貧，卻因著人煙而有了些許生機與暖意。

溫世鵬，這位八十多歲的老村支書，一直住在這里，看著村里一代代人長大、走出、歸來。在他漫長的記憶里，最清晰、最難忘的，始終是村北頭那個眉眼清亮、秉性堅韌的少年——張明剛。

一

初夏，天還沒亮透，露水沉甸甸地掛在草尖上。一個赤腳站在木耙上的孩子，一手攥緊牛繩，一手高揚鞭子，吆喝著“噠噠咧咧”的古老口令耙水田。耕牛欺生，猛地一竄，少年應聲摔倒在耙下，鋒利的耙齒劃過腿肚子，渾濁的水面上頓時漂起一縷殷紅。他一骨碌爬起，一聲沒吭，繼續耙著。待到傍晚收工，奇跡發生了——那頭欺生的耕牛開始聽他的口令，步伐均勻，轉彎時甚至回頭蹭了蹭他的胳膊。

那一年，父親已經離世九年。山坡上的墳土還很新，剛冒頭的青草遮不住四野空曠的冷清。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兩個弟弟的張明剛，是家里的長子。父親走后，這個還沒長大的孩子，便主動頂起家里半個屋梁，替母親分擔風雨，護著年幼的弟弟。

張家的老宅院，門口緊挨著一口堰塘，堰邊立著一根電線桿，桿旁那條長石凳，是村里人歇腳閑談的地方。院子里能擺三四桌酒席，家里做了好吃的，半條灣子都能聞到香。院墻是土夯的，經年雨水沖刷，墻根處沖出一道道溝痕。每到夏天，后山的雨水流下來，堰塘的水漫上來，門口的路便成了爛泥塘，一腳踩下去能沒過腳踝。

這處簡陋老舊的農家小院，裝著張明剛整個少年時代的清貧與堅韌。

從懂事起，他就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錢都浸著汗與淚。學費沒有著落，他便跟著伙伴們自己想法子。

天色將黑，少年們帶著手提燈出發了。每次去深山，要走二三十里崎嶇山路。山路兩旁是密不透風的灌木叢，夜里常有野豬和豺狼的叫聲從幽深處傳來，瘆得人頭皮發麻。他們不敢停，手提燈光微弱，照不出幾步遠。到了山上，摸黑砍柴、捆柴。山風從桐柏山埡口灌下來，吹得人骨頭縫里都是涼的。

有一回，實在尋不著歇腳處，幾個人鉆進養蜂人遺棄的草棚，棚子四面漏風，頂上漏雨，旁邊就是一片老墳地。夜半雨大起來，順著草棚的縫隙滴在臉上，誰也顧不上怕鬼了，只蜷在角落里，捱著，等著天亮。

去十幾里外的四方山拉石灰，砍柴，扯秧……但凡能掙幾毛錢的活計，他一樣沒落下，夜里被凍醒或被蚊子咬醒是常事。幾十斤的木柴壓在十幾歲的肩膀上，山路坑洼不平，碎石硌著赤腳板，走著走著腳底磨出血泡，腿抽筋，疼得蹲在路邊，半晌起不來。一擔柴挑到集鎮上，換來的，只有兩三塊錢。

那年夏天，在山上砍柴，天色驟變，暴雨如注，傾盆而下。山洪從四面溝壑中咆哮著涌來，水位轉眼沒過膝蓋。他們手拉手往高處撤，一個小伙伴腳下一滑，差點被激流卷走，張明剛死死攥住他的胳膊不松手，拼盡全力將人從死神手里拽了回來。雨停之后，辛苦砍來的木柴盡被洪水沖去，幾個人空手下山，一路無言，將滿心的無奈與饑餓藏于心間。

但這些苦，張明剛從不在母親面前吐露一個字。他知道，母親心里比他更苦。那個冬天，他的棉鞋破了底，露出腳后跟的凍瘡。母親半夜起來，把自己一件舊棉襖的袖子拆了，趕在天亮前給他縫了一雙新棉鞋。次日清晨，他穿上，一句話沒說，扛起鋤頭出了門。走到河堰邊，蹲下身，鼻尖發酸，好一會才站起來。

二

從南邊進村的路旁，草木掩映著一座普通的合葬墓，長眠著張明剛的父母。沒有精致的碑刻，沒有繁復的修飾，這座墓和周邊尋常墳塋別無二致，安靜地佇立在山野之間，見證著日出日落、風來雨去。

張明剛的父親叫張廣炳。他走得早，一九七〇年農歷十月十四，風硬得像碎石子，刮過桐柏山南麓的村莊。六歲的張明剛披麻戴孝，雙手捧著一個瓦盆，走在送葬隊伍最前頭。他太小了，瓦盆沉沉的，有些抱不住。身后八個漢子抬著一口黑色的木匣子，腳步沉重，把泥濘的路踩出一個個深坑。

父親走了。留下一個家——年邁的外公外婆，幾個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姐姐已出嫁，最小的弟弟出生還不滿八十天。這個家，從此要靠他母親一人，用雙肩扛起。

母親的名字，村里人已經很少有人能準確叫出了，平日里總是親熱地比著自家孩子叫。只記得她一米七的個子，走路帶風，性情溫潤寬厚，一輩子極少跟人紅臉。在溫世鵬的記憶里，張母為人耿直坦蕩，沒有半點私心。鄰里小孩玩耍拌了嘴，只要牽扯到自家孩子，她永遠先責罰自家兒女。她幫全灣鄰里縫衣裳、納鞋底，手藝在方圓十里家喻戶曉；誰家來了客、擺了宴，她放下自家的活計便過去幫廚；家里僅剩一點吃食，先讓著登門的客人；若是斷了糧，有親友到訪，她寧可四處借糧也要體面招待。整個灣子的人提起她，都會豎起大拇指。

最艱難的那幾年，家中沒有半點積蓄，一家人全靠生產隊分發的口糧勉強度日。白天，她和村民一樣下地掙工分，辛苦勞作一整天；深夜她還守著一盞昏黃的煤油燈紡線織布，常常熬至雞叫。有年冬天，村里集中挖樹槽植樹。寒冬臘月，土地凍得鐵硬，一鎬下去只崩出拳頭大的白印。正常農戶兩三天就能完工的活計，她一個人干了整整五天，手腳并用，膝蓋跪在凍土上，一寸一寸往前蹭。她的手掌纏滿布條——布條被血水與泥漿浸透，凍成硬邦邦的“鐵手套”，攥住鐵鍬把時吱吱作響，像砂紙在打磨生鐵。生產隊長看不過去，要給她減任務，她頭也不抬，悶聲說：“我男人走了，工分不能少。孩子要吃飯。”數十年間，她從未向村里、向政府訴過一次苦，未開口求過一次幫扶。幾個孩子就這樣被她一個一個拉扯大。

許多年后，張明剛在整理母親遺物時，發現一個布包，里面整整齊齊疊著姐弟們小學時用過的每一張獎狀，邊角都已經泛黃。

三

上了學，日子還是緊巴巴的，但張明剛的天分，卻像山澗的清泉，再貧瘠的砂石也擋不住它汩汩而出。

啟蒙恩師杜老師為人忠厚樸實，對待所有學生一視同仁。在他眼中，張明剛是最特別的孩子。別的同學反復誦讀幾遍才能熟記的課文，他通讀一遍就能牢牢記住。天賦之外，最難得的是他遠超同齡人的自律。

同窗邱澤兵、溫恒林至今還記得——下課鈴響了，別人往外跑，他把當天的功課溫習完了才起身；周末回家干完農活，晚上在煤油燈下還要看幾頁書。那時買一盞煤油燈、添一勺煤油，都是要再三掂量的事。能省一點是一點，他常常借著灶膛里跳動的火光看書。灶膛里的光一明一滅，映在書頁上忽明忽暗，他便跟著那光，一行一行地讀，一字一字地嚼，仿佛要把每一個字都咽進肚子里去。

有一年冬天出奇地冷，教室里沒有爐子，窗戶上糊的紙破了洞，北風灌進來，凍得孩子們雙手紅腫。張明剛坐在靠窗的位置，手上生滿了凍瘡，握筆都困難。杜老師看在眼里，把自己的棉手套拆了，給他縫了一副半截手套，露著手指頭好寫字。后來，張明剛回鄉，專程去探望杜老師。老師老了，背駝了，卻依舊清晰記得那個寒冬里靠窗苦讀的倔強少年。

初中畢業那年，農村分田到戶了。十五歲的張明剛，縱然心里千般不舍，也只能放下書本，回家種那分得的十二畝半水田和旱地。

他學會了耙耕。學會了和耕牛較勁，學會了和土地較勁——也學會了在無聲中咬緊牙關，把每一件農事做到極致。

真正的成長，往往不在書聲瑯瑯的教室，而在獨自面對生活的荒野時，那顆不肯低下的頭顱。

張明剛也有過快要撐不住的時刻。

一九八三年隆冬，是他入伍后的第二個冬天。東北邊境的雪下了三天三夜，哨所外的積雪漫過了窗戶的下沿。那晚他站后半夜的哨，氣溫接近零下四十攝氏度。下崗后他鉆進溫暖的被窩，身體哆嗦了一小會才止住。天亮后，他接到母親寫來的信，信紙折了三折，字跡歪斜——母親的手指已經伸不直了，風濕纏了她整個冬天，卻還在信里說：“家里都好，你不用掛念。”

他攥著那封信，坐在炕沿上，第一次沒有立刻回信。就那么坐著，望著窗外的雪，望了很久。頭深深低垂，脊背微微顫抖了一下。那天上午他沒有出操——這是他軍旅生涯中唯一一次“違規”。班長找到他時，他已經把信折好塞進貼身口袋，正往腳上纏綁腿，聲音沙啞地說了一句：“班長，我沒事。走吧。”

后來他在日記里寫道：“那一刻我忽然害怕了。怕母親等不到我回去的那一天，怕我拼盡全力也趕不上她老去的速度。”——這是他數十年日記中，極少見的、近乎脆弱的句子。從那天以后，他再也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操練。

四

作為軍人，最大的榮耀莫過于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張明剛一直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一九八七年，是張明剛當兵第五年。這一年，軍委命令他所在的沈陽軍區，抽調骨干官兵，組建精銳之師，赴西南戰場輪戰。聽到消息，他二話不說，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主動請纓。不久，他被批準編入成都軍區第十三偵察大隊，奔赴云南邊境作戰。

老山前線，貓耳洞。洞內溫度四十攝氏度，空氣里彌漫著腐肉與火藥混合的腥臭，密不透風的坑道像一只悶燒的陶罐，把人身上的每一滴水分都蒸出來，又混著汗水淌下去。炮彈炸開的聲響悶沉地傳進來，震得耳膜發脹，碎石簌簌從洞頂落下，砸在鋼盔上當當響。

他手中握著一支鉛筆，在膝蓋上的日記本里一行一行地寫著。字很小，擠在一起，卻一筆一劃。排長探頭進來催他轉移，他頭也不抬：“請再給我五分鐘。”排長急了：“你不要命了？”他這才抬起頭，臉上全是汗水和泥土混成的泥痕，眼睛卻很亮：“排長，這些字，是這群兄弟拿命換來的憑證，我得寫完。”

洞里的溫度太高，日記本的紙頁被汗水洇得發軟，墨跡洇開了一小片，他用手背壓住洇濕的地方，等字跡干了，再翻下一頁。那天晚上，他從貓耳洞里爬出來換崗，身上的衣服能擰出水，貼在后背的那片布已經磨破了，露出被汗水泡得發白的皮膚。他靠著戰壕蹲下來，從口袋里摸出半截鉛筆，在煙盒背面又補了幾行字——他怕白天記下的那些人名，被炮火震得忘了。后來他才知道，就在炮彈炸響的那一刻，右側陣地有一名戰友被彈片擊中，沒能搶救過來。那天的日記里，他在戰友名字后面畫了一個小小的圈，沒寫別的字——多年后，這些浸著硝煙的文字，成為《軍履回望》中最滾燙的章節。

那次戰斗中，他負責采寫的一篇戰地通訊被《解放軍報》刊發。稿子見報那天，他正和戰友們在陣地上搶修工事。通訊員把報紙遞過來時，他的手還在流血。他看了標題，繼續干活。后來那篇稿子被大隊當作“鼓舞士氣的戰地教材”，印發到各連排。他只在日記里寫了一行字：“稿子上了報，兄弟們的名字被人記住了。”

此后數十年，從東北邊關到西域戈壁，他始終保持著一個農家子弟的本能——雙腳要踩實地面，雙眼要看準前方。少年時在田里扶犁，青年時在哨位握槍，中年時伏案執筆——腳下踩著的，始終是同一片土地。

其實，參軍之路，并非坦途。公社和大隊干部第一次討論征兵名單時，考慮到他家嚴重缺勞動力，不同意放行。母親得知后，挨個去找村干部、公社干部。她不會講什么大道理，只會一遍一遍地懇求：“我這輩子沒求過人。這一回，我求你們——讓娃走。家里還有我，他二弟也長大了。天大的困難，我們自己扛，不給組織添麻煩。”一個失去丈夫多年的農村婦女，站在干部面前，雙手粗糙，聲音不高，卻說得無比堅定。那份倔強和懇切，像秋雨滲進干裂的田壟，滲進每一個人的心里。最終，溫書記和其他干部都點了頭。

離家前一天，母親在灶臺邊煮了最后一頓早飯。她沒多說話，只是在灶膛的火光里，靜靜地看著兒子。張明剛不敢抬頭——怕看見母親眼里的不舍，更怕自己忍不住哭出聲來。次日清晨，他背上行囊，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從此，故鄉在身后，家國在前方。

他給家里寫信，也給村里寫信。

信封上的字寫得工工整整，像鉛印的一樣，收信人有時寫“聯申村黨支部”，有時直接寫“溫世鵬收”。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溫世鵬把它們按年份收好。

溫世鵬每次拆開信，里面從沒有說苦。信紙上問的是：村里收成好不好？鄉親們有沒有難處？誰家蓋了新房子？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學？問完了村里的事，才簡短地提一句自己立了功、受了獎。他把榮耀藏在最后，把牽掛寫在最前。

一九八八年，他從云南老山前線寄回一封長信。那封信是在戰地寫就的，信紙上似乎還殘留著硝煙味，帶著貓耳洞里潮濕的水漬。他寫了戍邊日常，寫了貓耳洞的艱苦，寫了戰友們在炮火中的勇敢，也寫了自己要為部隊爭光。

那年的黨員干部大會上，溫世鵬當眾讀了這封戰地家書。全場黨員靜靜聆聽，不少人低頭擦拭眼角。一紙薄薄家書，跨越千山萬水，把邊關的家國情懷，深深根植在了故鄉的土地上，根植在了鄉親們的心底。

戰后，張明剛帶著沉甸甸的榮譽和破格提干的身份，從西南戰場歸建東北部隊。后來，他從沈陽調到北京，從北京派往新疆，又從新疆回京任職，職務越來越高，信里的字卻始終問著同一件事：村里的堰塘修了沒有，石凳旁的老樹還在不在，村上有沒有需要他幫忙宣傳報道的好人好事？過了幾年，有了電話，信漸漸少了。但每次回鄉，他必然登門拜訪溫世鵬。老書記說：“他進門先敬禮——不是擺架子，是規矩。然后坐下來，一五一十匯報自己在部隊干了什么、到了哪里。”后來他身居高位，卻毫無架子，一輩子從未憑借特殊身份，為自己、為家鄉謀取過任何額外待遇。

即便后來晉升將軍、退休歸鄉，再見老書記，他依舊是那句質樸誠懇的“老書記好”。在溫世鵬眼中，六十歲的將軍與十五歲的少年之間，隔著半個世紀的風霜與征塵，卻又像是只隔了個昨天——“沒變，明剛還是那個明剛。”

五

從邊防戰士到共和國將軍，這條路張明剛走了三十五年。由于工作需要，他的崗位不斷變動著，從基層部隊主官、各級機關干部到軍委機關部門領導、部隊領導。每個崗位他都干得扎實，先后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但這些履歷上的數字，他從不在信里跟母親和老書記提起。

二〇一八年春天，張明剛回鄉探親。在此之前，他已擠身于共和國將軍之列，但回到村里，還是穿著便裝、見人就遞煙的那個年輕人。他挨家挨戶走了一遍，問莊稼、問收成、問孩子上學。走到哪家，哪家的老人就拉著他的手，眼里閃著淚光：“明剛回來了，回來了就好。”

那天晚上，他找到溫世鵬，問村里還有沒有特別困難的人家。溫世鵬列了一份名單。第二天一早，張明剛揣著一沓裝有現金的信封，按著名單一家一家找過去。那些人家，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病殘在床，有的是孩子多勞力少。他進門也不多坐，把信封輕輕放在桌上—— “拿著，給娃買點書，買點肉。”

溫世鵬說，他給了聯申村與邱河村合并后的大村子的十幾戶人家，每家一千，一分不少。而那些年，他自己在部隊過得并不寬裕。

這件事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張明剛不讓說。溫世鵬憋了這么多年，這次采訪才第一次說出來。

溫世鵬喃喃道：“不管在外頭當多大的官，他還是咱村里的那個娃。”

張明剛一直想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

二〇二二年十月，《軍履回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五十五萬字，一百八十三篇文章。問世不久，中國文聯主席鐵凝便親自為他寫書評，稱贊其“以真誠、篤實之心書寫著從鄉村少年到邊防戰士，到共和國將軍的生動、奮進之路”。

張明剛在后記中寫道，回顧我這六十年，可以用兩個字概括：耙耕。

從田間的木耙，到戰場的鋼槍，再到手中的筆——他始終在以不同的方式，犁開命運的凍土，播下希望的種子。

次年春天，一萬余本《軍履回望——張明剛自選集》，從首都北京發往全國各地千余所高中。書里面，有張明剛的親筆簽名。張明剛說：“小時候曾為一支鉛筆發愁的滋味，我記得太深。書能送孩子們一程，但路還要靠他們自己走。”

那個曾為作業本發愁的寒門少年，如今將自己熬過的苦，化作了照亮他人的光。

這光，也照見了生他養他的土地。張明剛籌劃著將自己的藏書贈給故鄉，他和隨州圖書館正積極對接此事。

他的家鄉湖北隨州，是炎帝神農故里、編鐘古樂之鄉。這片土地似乎天然懂得一種古老的生命哲學：真正的樂章，從來不是一聲定音，而是以千年萬次的敲擊，教人聽懂什么叫“不疾不徐，綿綿不絕”。張明剛的人生，恰如那編鐘的律動——每一步都踏得沉，每一聲都敲得實，回響在這片土地的溝壑與山梁之間。

近年來的清明，張明剛總要回到故鄉。佇立在父母墳前，山野清風拂面，蒙蒙煙雨籠罩故土。母親燈下縫補的身影，父親長眠的那面山坡，一幕幕，涌上心頭，漫過眼眶。

他在《雨中的思念》中寫道：“清明的雨是思念的雨……杏花煙雨年復一年，思念化作春泥，銘記長成青山。”

桐柏山南麓，溠水岸邊，聯申村那十二畝半田地還在。只是當年那個少年，已經走過了萬水千山。

從鄉村少年到共和國將軍，這條路他走了許多年。他走得足夠遠，遠到許多人在《軍履回望》的書頁間才能讀到他的名字。但他卻走不出那片水田的倒影。

二〇二六年春天，張明剛再次回鄉。車停在村口，他執意步行進村。路過那片已流轉給種糧大戶的稻田，他站住了。蹲下身，抓一把泥土，在掌心攥了攥，又松開，任土粒從指縫間漏下去。

溫世鵬站在不遠處，看著他的背影。鬢角斑白的將軍，蹲在田埂上的姿勢，和四十多年前那個赤腳扶耙的少年一模一樣。

“走吧，溫書記。”他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土，聲音很輕，“回家。”

作者簡介： 羅愛玉，女，70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隨州市作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曾都區作協主席。有詩文發表于《詩刊》《星星》《長江文藝》《綠風》《詩潮》《揚子江》《北京文學》《詩歌月刊》《草堂》等報刊。曾在詩刊社、星星詩刊等舉辦的全國詩賽中獲獎三十余次。著有詩集《青青玉米地》《我想送你半個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