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條“路”

特刊

為了心中的歌唱

【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們/王千馬攝】

吾球商業地理：

從洋涇浜到延安路，這條路走了百年。一群上海青年從這里出發，穿過戰火奔向延安；另一些人又從延安歸來，把“延安”刻進了這座城市的肌理。我行走在延安東路的車流里，恍然覺得——這不是一條路，是一代人用腳踩出來的方向。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網絡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咿呀丫

謹以此文獻給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

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

01

車流滾滾，朝外灘涌來，沿著延安東路向東，又向東。

擠在車流當中，隨著車的顛簸，我有些忐忑，覺得自己就像坐在一條小船之上，被風浪推著往前走。

十四歲就從寧波到上海打拼的葉澄衷，當年大概就是這樣心情吧。

他日復一日地搖著小舢板，從這條路搖向了黃浦江，去找江上的外輪做生意，賣些雜具。哦，對了，那個時候還沒有這條路。它還是一條河，叫洋涇浜。洋涇浜的水流啊流，從英租界與法租界之間川流而過，攜帶著城里的污濁，一路嗚咽著注入黃浦江。間或，有些河段停滿了柴草糞船，臟水橫流，臭氣熏天，一眼望去，實在是不堪。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河的北岸叫松江路，河的南岸叫孔子路——想孔子老人家若真有靈，看著這樣的環境，看著洋人趾高氣揚地在這片土地上劃界而治，不知道是會氣得拂袖而去，還是會嘆一聲“禮崩樂壞”。但此時的葉澄衷卻沒有選擇的余地。他操著一口像夾生飯一樣的英語，朝著黃浦江里的洋輪喊話。那些英語是他白天在雜貨鋪當學徒、晚上跑到夜校里，一句一句硬啃下來的。

【1908年5月2日，上海，舢板和汽船/來自網絡】

后來看到有關這方面的歌謠，比如“來是康姆去是谷”“一元洋錢混陶蘿”“廿四銅板吞的?！?，不禁莞爾。但正是得益于這一口“夾生飯英語”，葉澄衷有了討生活的機會，甚至因緣巧合，有了自己的五金店，成了上海灘的“五金大王”。你不得不嘆服這些寧波人的眼界：他們不挑活、不怕苦，連一條舢板都能搖出一片天地。只是那些英語——那些夾生的、帶著寧波口音的、在洋涇浜上日復一日喊出來的英語——后來我們把它叫做“洋涇浜英語”。它差不多是今天中式英語的祖先。

只不過，洋涇浜英語是中國在槍炮之下被動學來的，而今天的中式英語，是全世界主動從中國學走的。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懂一點英語，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涌到上海做生意。

蘇州東山的商人朱月邨初到上海經商，生意失敗后流落街頭。后在洋涇浜擺地攤時，一個語言不通的英國人誤將“二百文”的手勢理解為“兩元”，買走了他所有扇子，使他賺得第一桶金。

盡管生活條件不佳，洋人橫行，租界里的巡捕對中國人動輒呵斥，黃浦江上停著外國軍艦，但比起老家那點薄田瘦土、兵荒馬亂，上海終究是有飯吃的地方。所以，在洋涇浜活躍著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仔，還有商人、買辦和“露天通事”——那些在街頭用半生不熟的外語幫人牽線搭橋的中間人。某種意義上，清末民初的洋涇浜，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底層討生活的碼頭，是十里洋場最市井、最魚龍混雜的注腳，也是各地商人為了生計和利益匯聚的“名利場”。

1914年，兩租界終于協商填浜筑路，1916年筑成，叫愛多亞路（孔子路和松江路被合并）——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名字。這不禁讓人感嘆：一條河被填平，一個中國地名被抹去，換上了大英帝國君主的稱號。

但也正是在這樣渾濁、屈辱、魚龍混雜的風雨里，日后也有一群人，從這里出發，自黃浦江邊的碼頭登上北上的輪船，穿過戰火，穿過封鎖線，奔向一個叫延安的地方。

02

2026年“五一”，陽光暖暖地鋪在南門廣場上，幾個鴿子很是悠閑，不緊不慢地在覓食，有的則四處踱步，常在一群人的腳邊進進出出。這群人中或戴著眼鏡，或裹著圍巾，排著一列隊伍，意氣風發地向前“走”。他們的手中，不是提著箱子，就是卷著一本《新青年》。而就在他們的面前，便是延安的圣地——寶塔山。

我盯著這些雕塑，既陌生，又覺得很熟悉。既遙遠，又覺得很貼近。有時我覺得自己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帶著孩子來延安，似乎就是為了追尋他們。在一旁賣鴿食的商販問，知道這些都是誰嗎？我終于脫口而出，是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商販笑了：每天都有人在這兒看，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叫出他們的名字。

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就是這樣從四面八方走來，聚作一團火，散作滿天星。從變法維新的公車上書，到實業救國的紗廠機器轟鳴，再到五四運動的天安門吶喊，他們從未缺席。康梁變法時，他們是舉子；實業救國時，他們是工程師；五四運動時，他們是學生；抗戰爆發后，他們就是這些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

雖然這副雕塑是群像，但我想，在他們中間，應該有23歲的銀行職員、漫畫家華君武。他拿了朋友給的一本書——《西行漫記》，翻了幾頁，就決定走。后來他在回憶中表達過，他不愿做亡國奴。他仇恨在上海租界里橫行霸道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他仇恨上海黃浦江上日本軍艦上的太陽旗，他也討厭國民黨大小官僚的貪污、腐化，嫖妓納妾。只是臨行前，他囑咐朋友：先別告訴母親。

除了華君武，還有他們。比如冼星海。1935年，他從法國巴黎音樂學院學成歸國后，首先抵達的就是上海。在這里，他積極參加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運動，創作了《救國軍歌》《戰歌》等大量抗日歌曲，并為《夜半歌聲》《壯志凌云》等進步電影以及《日出》《復活》等話劇譜曲。然而，上海終究不是他的歸宿。這座城市的霓虹再亮，照不亮一個民族的出路；租界里的琴聲再美，奏不響一個國家的救亡。他輾轉各地，于1938年10月攜夫人錢韻玲一起奔赴延安。

也正是在延安的窯洞里，在昏暗的油燈下，他病中堅持創作六天六夜，寫出了《黃河大合唱》。1939年4月13日，這部作品在陜北公學禮堂首演，詞作者光未然登臺朗誦，鄔析零指揮；一個月后，冼星海親自指揮魯藝百余人合唱團再次唱響它，毛澤東連聲叫好?，F場的觀眾，無不為之淚流滿面。

比如蘇菲。那一年她19歲，換在今天還在父母膝下承歡。但當年她已在上海灘電影圈初露頭角，1935年便成為電影《海葬》的女主角，前程似錦。然而她放棄了這一切，放棄了洋場里的燈光和鏡頭，毅然離開上海奔赴延安。1939年8月，當她終于踏上延安的土地時——據她晚年回憶——遠遠看到寶塔山的那一刻，她和同車的青年們又喊又吼又叫喚。這眼淚里，有委屈，更有一種“到家了”的踏實。后來她在延安嫁給了第一個加入新中國國籍的外國人——后來成為新中國衛生部高級顧問的馬海德，在這個比她大十四歲的美國醫生的身上，她找到了比上海灘的鎂光燈更長久的東西。

如果說冼星海有著最西化的教育，最終還是服務于最民族的吶喊；那么蘇菲，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用青春、美貌、前程似錦換了一條充滿艱險的路——這代價，比槍林彈雨更讓人心疼，也讓人更肅然起敬。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從洋涇浜開啟自己的這段爛漫但無比浪漫的旅程。有資料告訴我，像華君武這樣的上海青年，要先去武漢找到八路軍辦事處，再經西安“八辦”中轉，步行約八百里才能抵達延安。這何嘗不是另一種緯度上的“長征”？！

但我總難免猜想，見證了世間污穢的洋涇浜，也一定是他們新生的起點。華君武朋友的那本書，也許就是從愛多亞路上的書店買的。而他們從十六鋪碼頭登上北上的輪船時，最后一眼回望的，也許就是那條橫在租界中間的愛多亞路。

事實上，從1937年8月到1939年底，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就在這條路附近秘密運行。福煦路多福里（即今?上海市靜安區延安中路504弄21號?）的石庫門里，李克農、潘漢年、劉少文等人在此接待、輸送了大批愛國青年。

當然，我更愿意相信，一個上海青年，白天在洋行里學著“洋涇浜英語”，晚上走在愛多亞路上，看見霓虹燈下的買辦、巡捕、醉醺醺的水手。他會想：這十里洋場，是中國的，還是誰的？那些在洋涇浜上靠“夾生飯英語”討生活的父輩，他們的眼里只有生意，只有一碗飯；而到了這代人，他們不只要一碗飯，他們要的是一個答案——一個關于“中國該往何處去”的答案。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一定會到延安去尋找答案。而在延安，也一定會有答案。

【舊時的愛多亞路/來自網絡】

當然，也有人不曾到過現實中的延安，但他心里一定會有自己的一座“延安”。浙江臨海人林炯是上海澄衷中學的學子，在這里，他受進步教師影響，進而讀到了《新青年》《向導》——這個學堂正是葉澄衷創辦。盡管因緣際會成為“五金大王”，但作為中國人在亂世之中的無力和屈辱也一直糾纏著他，為了這個國家的未來，他想到了教育救國，所以投資創辦了這個學堂。盡管他早早去世，但學堂卻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了優秀學子。也正是從這學堂畢業后，林炯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只可惜的是，他在回國后擔任滿洲省委書記，領導東北抗日武裝斗爭時，因受誣陷而屈死 ，年僅37歲。新中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他的同鄉胡煌，同樣從澄衷中學走出，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后在閩浙贛紅十軍任政治部秘書長，1936年被叛徒出賣犧牲于浙江陸軍監獄，年僅27歲。想來，他們不是不想去延安，只是就像鮮花還沒來得及盛開，便被可惡的風雨摧殘。

但好在不管來與不來，延安都在那里。也不管延安在哪里，它都歡迎我們的來！

03

假期的延安火車站，人來人往，拖箱帶口，小孩子們在候車廳里追逐打鬧，年輕人低頭刷著手機，空氣中飄著泡面和肉夾饃的氣味。盡管喧雜，但透著熱情和幸福。我帶著孩子，穿過人群，本想著只是找個座位等車，沒想到一進到站廳，便迎面撞上了一個策展："毛澤東為22名生產英雄題詞獎狀"紅色文物專題展——這里集中展現了毛主席的書寫，一張張泛黃的宣紙上，那幾個字或墨韻沉穩，或筆走龍蛇，仿佛依舊帶著當年的溫度。

我饒有興趣地從展覽的開頭慢慢看過去，細數那些人物：有開荒模范，有勞動英雄，有打破敵人經濟封鎖的基層干部。他們大多數人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聽說。孩子更是不知道。也是，八十年過去了，除了研究者，誰還能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

【延安火車站的策展/王千馬攝】

不過，我覺得大家還需要記住一個人——陳振夏——他同樣得到毛主席的親筆題詞："埋頭苦干"。四個字，筆力遒勁，墨色凝重。后來我才知道，他從上海招商局的輪機長，變成延長石油廠的廠長，靠的就是這四個字。

陳振夏正是地道的“上海寧”，1904年出生于崇明縣。根據當地文史專家陸茂清先生的記錄，其曾就讀崇明師范，受經濟困擾輟學，到上海模范工廠當練習生，因寫順口溜揭露資本家剝削，被以“戰亂”為由打發出廠。在五卅運動爆發后，他就一直走在反帝反壓迫的前列。后進入輪船公司，至抗戰前夕，已成了輪船招商局“嘉禾”船輪機長。1989年版《崇明縣志?人物卷》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后，陳振夏投身于抗日救亡斗爭，參加江陰沉船封港行動?！吧虾?、南京相繼淪陷，陳振夏不愿做日寇統治下的順民，揮淚告別大上海，隨難民人流西去。去哪里呢？他曾聽說，紅區延安沒有剝削壓迫，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做，官兵平等，軍民一家，連毛澤東、朱德也毫不特殊…… 又從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知道共產黨是真正的抗日英雄。由是萌生了一個想法：投奔延安去?！蓖瑯邮墙涍^艱難跋涉，他在1937年底到達延安，并在鑼鼓喧天、口號陣陣中感受到了貴賓般的歡迎。

這段記錄讓我也感受到了那個年代的真誠與樸素，以及延安對人才的真心擁抱，還有對志同道合者的緊密相連。

如果說延安給了冼星海一個發揮才華的舞臺，讓他用《黃河大合唱》吼出了一個民族的不屈，讓延安的文藝從此有了重量；那么，陳振夏的到來，則實打實地改變了延安的生存困局。

大家都知道，近代化轉型中能源很重要。沒有油，汽車開不動，機器轉不起來，電臺發不出聲音，報紙印不出來——一個連煤油燈都要省著點的邊區，拿什么打仗？拿什么生產？所以，1938年春，中央軍委軍工局將石油開發提上了議事日程。其時，延安尚無石油專家，而陳振夏的到來，給了大家一個希望。因為他畢竟是搞機械出身的，多多少少和石油開發能掛得上邊。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陜北高原的印象，就是窮山惡水，黃沙漫天。黃河之所以成黃河，正是因為裹挾著黃土高原的泥沙一路東去，每年帶走的泥土足以讓一片土地消瘦。但事實上，這里還是能源的寶地——地底深處，蘊藏著中國最優質的煤炭和石油，那些埋藏了億萬年的黑色金子，一直在等待被喚醒。曾做過延安當地領導的沈括，在他那本《夢溪筆談》里就記載過延州境內的“石油”，更是斷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一千年前，一個中國古代科學家已經預見了石油的價值。但問題是，我們有寶藏，卻沒有開采的技術，沒有鉆探的設備，沒有足夠的鋼鐵，沒有熟練的工人，更沒有一條能夠把這些黑色金子運出去的現代道路。

寶藏在腳底下沉睡，而喚醒它的人，遲遲沒有到來。

陳振夏顯然知道石油對延安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意義。他沒有拒絕組織對自己的要求。正像沒有槍沒有炮我們就自己造一樣，他用在上海灘學到的機械知識，把從廢鐵堆里扒出來的零件重新組裝；用從招商局積累的技術經驗，改良了煉油的土辦法；用最原始的手段——沒有鉆機，他們用手搖；沒有套管，他們用木筒；沒有泵，他們用桶一桶一桶地提——干出了最現代的活兒。

當地底的石油終于涌出地面的時候，那不是工業的力量，是人的力量——是一個人把他在大上海見過的一切，用雙手搬到了陜北，他不僅讓這里的油井噴出了石油，更讓他負責的延長石油廠從“廢鐵堆”變成了邊區的“動力心臟”，生產出的汽油、煤油、柴油、擦槍油、蠟燭、石墨、油墨——每一樣，都是延安最缺的東西。

它還保證了毛主席挑燈夜戰的用油，正是在這些微弱卻又光芒萬丈的燈光下，毛主席寫出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篇篇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的不朽篇章。

這些在窯洞里徹夜不熄的燈火，照亮的不只是一張書桌，而是一群人找到信仰的路，一個民族走出黑暗的路。

同時，它也讓上海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新生。

04

1946年5月4日，為紀念五四運動27周年，上海文化協會在辣斐大戲院舉行文藝招待會，一場充滿著延安風情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將延安送到了這個大都市的面前。

合作演出的是李麗蓮與歐陽山尊。他們為延安魯藝的同事。前者雖然祖籍廣東，但出生在上海。曾在中國嚴肅歌劇的開山之作《王昭君》中飾演主角王昭君，后在話劇《雷雨》中飾演女主角繁漪。但她最光輝的履歷，無疑是1938年參與魯藝創作的延安文藝史上第一部大型歌劇《農村曲》的創作及演出。而后者更是名人之后，其曾祖父歐陽中鵠為譚嗣同、唐才常之師。1926年前后，他被過繼給自己的伯父，也是中國話劇藝術創始人之一歐陽予倩為子?？箲痖_始后，他參加了上海救亡演劇隊。但他為世人所知的，還是日后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始人之一。

在各種資料中，都指出這是一場影響熱烈的演出。觀眾們被劇中“腰挺得那樣直，胸膛顯得那樣寬，眼睛那樣明亮”的農民形象深深震撼，有人說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使我最激動的文藝”。某種意義上，它很好地宣傳了延安——讓十里洋場的人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在陜北那片貧瘠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輕人卻活出了另一種姿態。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演出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當時笛子伴奏的，一說他正是后來成為著名漫畫家的丁聰。

對這個陜北秧歌劇的評論也挺有意思：充滿了陜北農民的濃郁色彩，又帶有革命文藝健康向上的精神，猶如向迷漫著美國軍艦滾滾油煙的黃浦江吹去一陣清風。

不得而知，這場清風有沒有吹進趙祖康的辦公室，但是他顯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這位上海松江人，中國道路工程界的“公路泰斗”，一輩子修了很多關鍵公路，特別是在抗戰時期打通了滇緬公路等生命線，成了他最耀眼的輝煌。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推為國民黨上海市代理市長。只是，“多年來的閱歷讓我認識到國民政府的腐朽沒落。”后來他在自己回憶錄中寫到，在新舊轉換的變局中，“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無論如何不再做國民政府的官。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無論去留何若，我今后還應以搞我的本行為事業，至于到哪里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沒有把握。”

但不管如何，他最終沒有跟著國民黨走，而是在那個關鍵的十字路口，選擇了留在這座城市，選擇了迎接陳毅進城，還選擇了將一條路的名字交給新中國。

也就在1950年5月27日，《解放日報》刊登消息：“中正路改名延安路，明日上海解放周年起更易”。

延安路今天包括三個部分，延安東路，延安中路和延安西路。延安東路的前身就是洋涇浜，它在敵偽時一度改名“大上海路”?？谷諔馉巹倮?，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又將其改名為中正東路。現在，它成了延安東路，也就是延安路的一部分。

【今日的延安東路/王千馬攝】

也正是這樣一個修了一輩子路的人，最終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向延安致敬，向新中國問好。它連接著外灘的繁華和租界的往事，連接著洋涇浜的污濁和愛多亞路的屈辱，連接著奔赴延安的青年，也連接著趙祖康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一條路的名字，有時就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哦，對了，趙祖康主持編制的《大上海都市計劃》中，也包含了對浦東開發的早期構想和跨江交通的規劃——那是在1946年，浦東還是一片農田。

05

這些年來，因為工作或創作的緣故，我曾數次到訪上海，甚至在浦東的世紀公園周邊租住過，因此也關注過上海的不少道路。有人民路，那是當年上?？h城的城墻拆掉后修成的，一圈圓弧，把老城廂圈在里面，像一枚舊銅錢，刻著這座城市的來處。

有南京路，那記載了上海開埠的屈辱和開放——從跑馬道到"大馬路"，從洋行林立到四大百貨公司爭奇斗艷，它是一條路，也是一部中國近代史。

在《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中，我還寫過"天平路"——那是上海法租界西區的一條安靜小馬路，周邊住過（著）巨多的名流大咖。我總把它的名字念成“太平”。導致后來我寫太平天國時，卻“報復性”地誤作"天平天國"。

當然，我還關注過兩條"寧波路"——一條在當年的法租界，一條在當年的英租界，它們像這座城市里無數條以中國城市命名的馬路一樣，默默記下了那些離鄉闖蕩的寧波人，如何在外灘的鐘聲里安下了自己的第二個家。

這些路，一條條地鋪開，像毛細血管、像葉脈、像掌紋，組成了上海的近代化轉型，也組成了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龐雜與豐富——有租界的、有華界的，有繁花的、有凋敝的，有燈紅酒綠的、有柴米油鹽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的上海，一個說不盡的上海。

但是，真正支撐上海發展的，還是這條延安東路以及向西延伸的整個延安路。它不僅是上海的東西大骨架——從外灘一路貫通到虹橋機場，把浦西與浦東、老城與新區串聯成一體——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延安精神，在日積月累中深入了這座城市的肌理。

它讓上海從一個"賺錢的地方"，變成一個"有方向的地方"。就像當年的年輕人放棄了銀行柜臺、電影片場、洋行寫字樓，選擇了一條更艱難但更有意義的路，上海也要從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變成為人民謀幸福，為國家謀前途之城。

這其中就包括，用“公仆意識”取代“買辦心態”——讓這座城市從洋人、買辦、官僚說了算，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人說了算；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取代“以洋為尊”——讓這座城市走出盲從、照搬和跟風，在開放中保持獨立思考；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代“洋人碼頭”——讓上海的產業和發展從“依附”走向“自主”；用“民主、團結、統一”取代“各自為政”——讓上海在各方利益錯綜復雜之中學會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并在多元中繼續確保共同的方向。

伴隨著延安東路的逐步延伸，上海也在各地建設者——包括那些從延安"回流"建設新上海的青年們——的奉獻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蛻變。在度過計劃經濟的三十年之后，上海迎來了沿海開放的浪潮，浦東從一片農田變成了世界的會客廳；工業也逐漸走出對西方的依附，從"來料加工"到"中國制造"再到"中國創造"，一座城市完成了自我升級；更讓人激動的是，自貿區的實踐從這里出發，把"開放"兩個字寫進了全球貿易的新規則里。

此時的陳振夏，依舊在"埋頭苦干"。還是來自陸茂清老師的記錄：新中國建立，陳振夏先后擔任石家莊農機廠副廠長，保定機械廠副廠長、廠長，保定地區機床廠顧問。1972年，他退休回了崇明，繼續保持著延安時期的艱苦奮斗精神：組織給的安家費他不要；給他建新房也不要，提出要和群眾一樣分配公房。幾次請他搬住新樓，均婉言謝絕?？h府照顧他去醫院看病提供汽車，他寧坐三輪車。陳振夏生活儉樸，睡普通木床，穿打了補丁的衣服，一根皮帶用了47年。他將變賣老宅所得的錢交了黨費，又把多年積蓄的2000元作黨費上交——盡管年紀大了，遠離了機器的轟鳴，和臺上的表彰，但依舊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在“埋頭苦干”。

也許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選擇，但是他的甘于平淡、不居功自傲的精神，卻在日后的時代中熠熠生輝。

他和葉澄衷、趙祖康、歐陽山尊等老一輩們一起，也構成了一個關于"上海人"的完整圖譜，有向上奮斗的底層智慧，有對國家命運的赤誠，有用火種照亮都市的文化自覺，還有用專業精神為新舊時代架橋的務實擔當。他們從不同的起點出發——有的從洋涇浜的舢板上，有的從招商局的輪船上，有的從辣斐大戲院的舞臺上，有的從滇緬公路的圖紙上——最終都匯聚到同一條路上，這條路叫延安路，這個名字叫新中國。

今天，我也走在了這條路上。距離上次到延安，僅僅過去了一兩個月。但我好像走了一輩子那么長。延安路還是延安路，車流還是車流，但行駛在路面上的感覺，已經不一樣了。那些在延安看到的雕塑、展覽、寶塔山，那些從上海出發又回到上海的人，那些把"延安"兩個字刻進路牌里的人，他們讓我腳下的這條路，忽然有了溫度，有了重量。

【從延安東路拐向外灘/王千馬攝】

也許，下次我也帶孩子再走一走這條路，告訴他，未來雖然不確定，但只要心中有路，什么都不怕。

此時，面前的綠燈亮起，我挺直起胸膛，給自己輕輕來一句“add oil”，像那些投奔延安的青年，迎著風浪，匯入大江，匯入未來……

【此文為第二屆“青未了”文學創作大賽征文，敬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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