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上殘疾，政治上超雄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登基稱帝）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

在安徽碭山夾河岸邊，元末起義軍領袖，北路紅巾軍的實際控制人劉福通，把一個叫做韓林兒的人推上了皇帝寶座，韓宋政權由此建立。

引人注意的是，這場登基大典，非常之倉促，朝廷該有儀仗幾乎沒有，皇宮也是臨時拆了一些舊房子搭起來的。

大殿前只簡單插了兩面大旗，上書：

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

這也是韓林兒喊出的口號，看得出他志氣不小，但是很顯然，真正說了算的，是站在韓林兒身邊的劉福通。

這一幕場景，精準的預言了韓林兒的一生，他永遠無法成為故事的主角，而只能成為一面旗幟。

韓林兒能當上皇帝，跟他父親韓山童有很大關系。

韓家在元代，世代搞白蓮教，而白蓮教在元末的下層社會流傳非常廣，白蓮教有一套彌勒降世，明王出世的觀念，具體內容作者就不解釋了，但可以大致理解為，白蓮教是在告訴受苦受難的百姓，元朝要滅亡了，一個新的世界就要來臨，新世界來臨的時候，會有白蓮教供奉的明王降臨，你們只要信白蓮教，就可以得到明王的庇佑。

在今天看來，這是一種宗教色彩很強的社會動員手段，但又不止社會動員，不是光喊口號和單純的灌輸信念，因為古往今來這些如白蓮教一樣的民間結社，它們往往還管飯。

有飯吃，就能活下去。

宗教就涉及到經典，但有幾個老百姓能聽懂講經呢？可有一件事情是實打實的，你加入了這個白蓮教，誰家揭不開鍋了，大家就湊一湊，勻一碗米出來，婚喪嫁娶，但凡需要幫助，教眾都會出手，哪怕你是出門逃荒，沿途的白蓮教據點也會管你一碗飯。

元末官府腐敗，矛盾尖銳，天災人禍不斷，老百姓已經被逼到了極限，韓山童在這種背景下傳教多年，在河南，江淮一帶積攢下了大量的信眾，到至正十一年，因為黃河決口，元朝廷大量征發民夫修黃河，日夜勞累，苦不堪言，韓山童和好友劉福通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打響了元末農民起義的第一槍。

不過糟糕的是，起義之后，韓山童就意外犧牲了。

（元末水災）

韓山童是白蓮教的領袖，更是起義軍的精神象征，劉福通就是靠著韓山童才把老百姓凝結在一起的，所以韓山童雖然死了，但不能缺少一個韓山童式的人物，于是，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被推了出來，做了韓宋政權的皇帝，而且還是開國皇帝。

當然了，所謂皇帝，只是名義上的，在政壇上，在權力格局中，有沒有實權不在于有沒有頭銜，而在于誰能調動資源，誰能決定人事，誰能控制軍隊。

而這些，韓林兒都沒有。

其實韓宋政權的生態最開始還是可以的，因為當時實際保證政權運作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文官系統的杜遵道，他掌握大量行政權力，內政工作都由他在負責，一個是軍事集團的劉福通，他掌握兵權，決策國家戰略，兩個人相互制約，完全可以給到韓林兒自己發展皇權和個人成長的時間。

但劉福通和杜遵道素來不睦，后來劉福通就把杜遵道給殺掉了，他軍權政權一把抓，韓林兒沒有任何的發揮空間了，只能老老實實的當吉祥物。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坐在龍椅上點頭，蓋章，簽字，出席一些儀式，我們看《明史》的評價很貼切：

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聽命福通，徒擁虛名。

一個人長期處于這種有名無實的角色中時，人的主體性和判斷力都會逐漸萎靡，韓林兒沒有任何的政治，軍事方面的經驗，他當皇帝之前唯一的社會身份就是盜匪，他偷過東西，突然之間卻好像中彩票了一樣就當了皇帝，他本人還沒有志向，對權力斗爭不感興趣，他自己就沒有當一個領袖的心，而只會變成一個越來越沉默，越來越順從的符號。

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韓宋政權的皇帝都是傀儡，那為什么這個政權還能持續十二年之久？

答案是，韓宋政權的關鍵不在于韓，而在于宋，不在于韓林兒這個人，而在于韓林兒背后所承載的宋這個符號。

韓山童起義時，宣稱自己是北宋末代徽宗趙佶的后代，至于為什么徽宗姓趙而韓山童姓韓，那你別管，因為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權，這就導致當時的老百姓對于恢復宋朝的統治有天然的親近感，韓林兒更是被劉福通美化為是徽宗的八世孫，這個身份一旦營造出來，就成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劉福通也非常清楚這一點，他就是需要韓山童的兒子來做這個皇帝，因為政權的運轉需要打出復宋的口號帶來的感召力，至于韓林兒本人有無能力，對劉福通來說也不重要。

（史料記載）

所以我們能看到一個歷史上少見的情況，那是在一個政權的皇帝長時間處于傀儡狀態時，該政權的發展反而越來越好。

韓宋政權最鼎盛時，三路大軍北伐，東路打到離元大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里的柳林，嚇的元朝廷差點遷都，西路軍打到陜西，中路軍也到了內蒙古，當時紅巾軍可說是“所在興兵，勢相連結”，占據了中原的廣大地區。

漢時揚雄有云：羊質而虎皮，見豺而恐。

如果一只羊披著老虎的皮，看起來很強大， 但它一旦見到了狼，仍舊不免瑟瑟發抖。

韓宋政權就處于這種狀態，外表強盛的光鮮之下，其實內在問題非常之多，還非常之嚴重。

首先，韓宋政權的權力結構是嚴重失衡的，在朝廷里，劉福通大權獨攬，但劉福通的管理能力也非常一般。

《元書》卷一百一：諸將以在外者，率不遵約束...

您看，韓宋政權麾下的各路紅巾軍，他們各自為戰，根本不聽從劉福通的統一調度，所以雖然他們前期建功，后來還是被元軍逐個擊破了。

第二，口號無法代替實際上的治理，復宋能招攬到人，但卻未必能留住人，作者觀元末亂世諸多起義軍，除了張士誠和朱元璋的軍隊大部分是所過之處秋毫無犯之外，剩下的紀律性都很差，古代的農民起義當然是當時歷史節點中最先進的因素，他們的行為也是正義的，但他們卻未必每一個人都在做正義的事情。

起義軍所到之處，搶奪財物，騷擾婦女是經常發生的事情，甚至還有吃人的情況出現，誠然，其中諸多起義者參與反抗一個封建且腐朽的王朝，這在宏觀上是正義的，但在微觀上，他們燒殺搶掠而因此被傷害的，也是和他們一樣的窮苦百姓。

所以，如果把紅巾軍塑造成完美的正義之師，這是違反事實的，尤其韓宋政權，因為紀律太差，對普通民眾的沖擊力太大，他們建立不起堅實的群眾基礎，民心盡失，失敗已是注定。

最后，外部的壓力也在持續增強。

我們研究元末農民起義的歷史，總是會不自覺的把目光放在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等人角逐天下上，但其實我們忽略了，這場戰爭的另外一個主角，其實是元軍。

這個曾經縱橫歐亞大陸而天下無敵的軍隊盡管經過了接近一個世紀的腐化墮落，但他們的戰斗力和韌性仍舊不可小覷，他們在這段歷史中并非只扮演了一個軟弱無力的等著誰來收走天下的角色，元朝廷后期調整了戰略方向，重用地方武裝，一時間涌現出了如察罕帖木兒這樣的名將，反撲兇猛，公元1359年，元軍直接就攻破了韓宋的都城汴梁，劉福通無力抵擋，只能攜帶韓林兒逃到了安豐，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淮南市壽縣。

（察罕帖木兒）

從這之后，韓宋政權失去了歷史給它的唯一機會，只能困守一隅，坐等滅亡。

而且還等不了太久，因為張士誠隨后就開始攻打安豐。

同為起義軍，何必自相殘殺，而且韓林兒畢竟還頂著一個皇帝的頭銜，張士誠名義上也是韓林兒的臣屬，你張士誠攻打韓林兒，這不等于是造反么？

一來張士誠他不在乎背上這種惡名，如果他愛惜羽毛，他就不會動輒投降元朝，反復無常，一會降元，一會又反元，二來安豐對于張士誠來說是很重要的，從地理上看，安豐在淮河的中游，是江淮之間的戰略要地，張士誠當時占據平江，也就是蘇州，他的勢力范圍在長江下游，如果他能把安豐拿下來，那就等于是打通了北上淮北的通道，能把地盤從江南一直擴大到淮河去。

三來咱們也不能不拿豆包當干糧，張士誠畢竟也是一方梟雄，他和朱元璋一樣，都想到了效仿曹操和朱溫，挾持天子以令諸侯，韓林兒是法統所在，控制韓林兒，就能把自己的勢力合法化。

只不過，朱元璋動作更快，他搶在張士誠之前，就把韓林兒給救走了。

其實救援韓林兒的動作，朱元璋集團內部是存在反對意見的，朱的謀士劉基就曾說：

《國初群雄事略》卷一：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

你把韓林兒救出來，他三天一小令，五天一大令，他是皇帝，他今天讓你干這個，明天讓你干那個，你聽是不聽？你怎么安置他？

歷史是一個孜孜不倦的老師，它總是不厭其煩的教給我們相同的道理，三國時期袁紹坐視漢獻帝落入曹操之手的例子朱元璋不會不懂，他力排眾議，把韓林兒控制在了自己手里，這個舉動很快讓朱元璋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他的政權擁有了無與倫比的合法性質，他可以像當年劉福通那樣利用韓林兒發號施令，籠絡人心，拉攏那些還認可復宋口號的人，順便利用韓林兒把敵對勢力定義為反賊。

至于劉基所說的難以安置的問題，那對朱元璋來說很簡單：

《明興野記》卷上：創造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

朱元璋把韓林兒救出來之后，沒有把他放在自己的核心城市南京，而是安置到了滁州，給他蓋宮殿讓他住，給他配人伺候他，表面上很恭敬，實際上就是軟禁起來了。

此后三年，利用韓林兒的影響力，朱元璋的勢力進一步擴大，他先后消滅陳友諒，張士誠，統一江南，天下初定，那這個時候，韓林兒的價值已經沒有了，被榨干了，他如同獻帝，昭宗一樣不被需要了，所以韓林兒“死”了。

公元1366年，朱元璋派了一個叫做廖永忠的將領去滁州接韓林兒來南京，表面上的姿態是要把韓林兒弄到南京來，扶持韓林兒稱帝，但韓林兒走水路，船到瓜步江就沉沒了，韓林兒溺水而亡。

關于這起事件，有不同記載。

（明太祖 朱元璋）

《庚申外史》：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渡，遇風浪掀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

從這個史料上看，這完全是一場因突遭惡劣天氣而導致的意外事件，是天災，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史料存在硬傷，劉太保就是劉福通，史料說韓林兒和劉福通是一起乘船來，一起出意外死掉的，而實際上劉福通在三年前張士誠攻打安豐前后就已經被殺，這一點在《明實錄》和《明史》中都有記載，既然劉福通已死，怎么可能在三年后和韓林兒同坐一條船呢？純屬張冠李戴。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或曰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這里邊這個或曰非常有意思，因為正史對于帝王做過的不太光彩的事情，要么不寫，要么就春秋筆法，用委婉的方式來提示，一個或曰，等于是把話說了一半，有人說是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接韓林兒，結果船翻了，至于是不是朱元璋授意廖永忠制造的意外事故，那你自己琢磨。

朱元璋說這不行啊，這臟水不能往我頭上潑啊，所以朱元璋在《明史》廖永忠傳中自己還進行了解釋：

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微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

這個廖永忠，在我攻打陳友諒的時候，舍生忘死，英勇殺敵，可以說建立了很大的功勛，但是他揣摩我的心思，擅自把韓林兒殺害了，目的就是為了博取我的好感，這是不對的，所以本來他能封公爵，但現在只能封侯爵了。

朱元璋的辯解看起來很合乎情理，但實際也很矛盾，公侯伯子男，侯爵地位也不低啊，朱元璋開國之后，一共就封了六個公爵，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的兒子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這六個人都是什么功績？

徐達是北伐主帥，開國第一將領，常遇春緊隨其后，只不過英年早逝，由兒子襲爵位，李文忠是朱的外甥，這是自己人，馮勝和鄧愈也都是身經百戰的大將，李善長就更不用說了，文臣之首，朱元璋集團的靈魂人物，甚至可以說是朱元璋的張良。

而廖永忠，主要的功績就是鄱陽湖之戰中表現很英勇，但他從來沒有獨立指揮過大規模戰役，也沒有北伐的經歷，沒有獨當一面的戰功，他職業生涯的最高點，是平定兩廣，但那是明朝開國之后的事情了。

（廖永忠 小像）

論資排輩，廖永忠能封個伯爵就算不錯了，可朱元璋卻說他本來能封公爵，這是什么意思？你本來就沒打算封他公爵，什么叫本可以封公爵？

我們再回到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廖永忠如果真的犯了擅自殺害韓林兒的錯誤，他憑什么還能封侯呢？

韓林兒在歷史意義上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傀儡不假，可他畢竟是韓宋的皇帝，是朱元璋名義上的君主，擅自殺害君主，朱元璋就算不殺他，至少也應該是削職為民，永不敘用，結果朱元璋反而給他封了侯，說白了這壓根不是懲罰，是獎勵，獎勵廖永忠干了自己想干卻沒辦法親自干的事情。

那順著這個思路想，有沒有可能，廖永忠并非擅自殺害韓林兒，而是明確得到了朱元璋的授意呢？

滁州到南京，走陸路不過兩百多里，遠比水路安全，但朱元璋偏偏讓廖永忠走水路，而且走的還是瓜步這個江流湍急的渡口，這頗耐人尋味。

我們再看廖永忠的結局，洪武八年，早已坐穩皇位的朱元璋突然宣布廖永忠有罪，把廖永忠殺掉了。

先封侯，再賜死，像不像是在殺人滅口？

俗話說，誰受益最大，誰的嫌疑就最大，而韓林兒的死，最大的受益人，自然就是朱元璋了。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得到朱元璋的明確授意，廖永忠絕對不敢擅自殺害韓林兒這種級別的政治人物，畢竟歷史不是《三國演義》，不可能有那么多莽撞的許褚。

茅海建曾說過一句話：

就一般而言，歷史時間隨著時光流逝而意義日減。

或許今日再論韓林兒是不是朱元璋授意殺死的，已無太多意義，但韓林兒本身的存在，在當時來說是有意義的，而且對于元末亂世來說，是繞不過去的意義。

《明史》有云：太祖得以從容締造者，藉其力焉，這是大大方方的承認了朱元璋能締造明朝，是依靠了韓林兒的，不僅僅是依靠了被朱元璋握在手里的韓林兒的影響力，還依靠當年韓宋政權十二年的國祚，是該政權吸引了元軍的主力，得以讓朱元璋從容發展，這十二年也是朱元璋從一城之主到一國之君的關鍵窗口期。

夜火零星明滅，高臺獨對蒼茫。

八面風來旗半卷，萬里云沉雁一行，寒沙月似霜。

幾度舟回汴水，誰人劍倚天光。

千載興亡元是夢，百代山河自短長，空江送夕陽。

瓜步的江水，沖走了一個舊時代的產物，而朱元璋的明帝國，在這江水之上，終于，拔地而起...

參考資料：

《歷代帝王姓系統譜》·卷五

《續資治通鑒》·卷第二百十二

《元史紀事本末》·卷四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列傳第十

王洪軍,郭財.韓林兒之死因考辨.漢江師范學院學報,2019

金元山,戴鴻義.韓林兒簡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楊濟堃.朱元璋為韓林兒屬部考辨.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

元末紅巾軍首領韓林兒稱帝的事跡與文物.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