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讀項英電報后震怒，七十年后仍耿耿于懷

1939年的延安，毛主席在讀完新四軍政委項英發回的電報后，氣得直接將電報拍在桌子上，

向身邊人呵斥項英簡直是在胡鬧。

電報上沒有多余的內容，只有一行簡短的小字——“原新四軍第四支隊的司令高敬亭已被處決，該決議是獲重慶方面批準后執行”。

這短短的一句話，透露出的信息量卻是無比巨大，一個紅軍時期的老將領最后卻被國民黨給下令處決了。

這件事日后也成為了毛主席心中的一道坎，直到70年代中期主席還特別查閱了高敬亭同志的檔案和卷宗，幫助這位功勛卓著的同志平反。

那么，1939年的新四軍內部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高敬亭為何會被自己人判處死刑？這份我黨內部人事調動又如何被重慶的國民黨勢力插手？

要想弄清楚這些，我們要從國共合作后黨內特殊的政治背景說起。

眾所周知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黨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也就是我們眼中的“長征”。

可大部隊雖然要走，但仍留下了一部分軍隊在南方打游擊，試圖保存住地方革命的火種。而高敬亭率領的紅二十八軍就是紅四方面軍留守在鄂豫皖地區的部隊之一。

彼時國民黨武裝的封鎖嚴密，對原蘇區人民采取血腥的鎮壓與屠殺政策，大量的革命青年和基層干部被殘害致死。

因此高敬亭所指揮的衰落的紅二十八軍面臨的生存壓力極大，每天都要指揮部隊不停地轉戰，來躲避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而在1935到1937這兩年的過程中，高敬亭帶領部隊利用山區地形游擊作戰，竟然還真的在國民黨的軍事高壓中幸存了下來，保全部隊的同時還取得了不小的戰果。

因此等到了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順利達成之后，南方五省的紅軍部隊全部改編成了新四軍，由同樣留在南方敵后作戰的項英擔任政委，軍長一職則讓原共產黨員曾任國民黨北伐先鋒的名將葉挺擔任軍長。

高層考慮到南方的幾個紅軍部隊平時都是分布在地方作戰很難形成合力，因此就將其改編成支隊，名義上隸屬新四軍軍部指揮。

在此過程中高敬亭所在的第四支隊竟公然對抗中央政策，死活不愿意交出核心部隊的指揮與控制權，直接讓新四軍的改編陷入困境當中。

至于高敬亭這樣做的原因，跟他本人的行事風格有很大關系。在這兩年的轉戰過程中面臨著過大的軍事壓力，讓他的性格轉向了獨斷專行。

畢竟每天都在極端險惡的環境里求生，戰機稍縱即逝，很難進行正常的民主決策流程，漸漸地軍隊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言堂”。

再加上兩年的艱苦轉戰，讓高敬亭本人對國民黨充滿了敵意，也讓他對國共之間的合作始終抱有警惕態度。以上這些心理因素累加起來就造成了高敬亭對中央政策的抵制。

可如果事情要只是因為個人原因的話，那到不了惡化的程度，關鍵在于黨中央派遣干部到四支隊工作時，高敬亭竟然公開打壓迫害起了中央干部。

本來中央考慮到他的個人情緒，特地派遣了與其共事過的戴季英前去擔任支隊政委。

結果高敬亭直接把戴季英的政委改成了政治主任，順帶將那些與戴季英有舊交的人抓起來拷問。這直接把戴季英嚇了一跳，他能感覺到自己這位老同事身上的怨氣已經達到一個匪夷所思的程度。

他立刻將此事上報了新四軍軍部與延安中央，事情也就變得嚴重起來。

項英作為老革命一眼就看出來高敬亭身上有著極強的個人情緒，為此他在給中央發報時點明，“高敬亭目前仍在所轄地域招募兵員和土匪武裝，是單獨發展勢力，對抗中央和軍部決策的錯誤行為。”

在此期間身為新四軍軍長的葉挺，還親自去四支隊駐地勸說高敬亭和一眾干部維護中央決議向東開拔與軍部會合。即便是軍長葉挺親自出面安撫，高敬亭還是死死地按住手里的軍隊不肯挪動半分。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四支隊麾下竟然有團級指戰員和軍官帶著親信部隊叛逃。這一事件的發生直接寫死了高敬亭的命運，接下來的時間里新四軍高層強行接管了四支隊的權力，并將高敬亭抓捕羈押。

項英立刻召開批評高敬亭的大會，他列舉高不遵命令、剛愎自用的各大罪狀，同時向中央提出了“槍決”高敬亭的決議。

但這一決議送到毛主席案前時，主席卻沒有失去理智的判斷，他認為高身上有錯誤不假，但那是長時間脫離集體后產生的個人主義，遠沒有到判死的程度。

再者高敬亭的能力也很優秀，孤身在山區領導部隊作戰兩年，還能堅持下來發展勢力，可見其革命的精神和意志都十分頑強，不像是出賣戰友只想著利益的投機者。

為此毛主席在回復給項英的電報中批示，要求將高敬亭押送到延安接受教育。

這份電報發出后卻為時已晚。項英與葉挺不光向延安發出了申請，他們還請示了當時的重慶的國民政府，在得到了蔣介石肯定的答復后，就派人將高敬亭押往刑場處決。

這件事情發生后，就像一塊石頭一樣壓在了主席的心底，他氣得將項英發回的電報拍在桌子上，怒聲呵斥其簡直就是胡鬧。

這份怒火不只是針對高敬亭的冤死，更是針對這種完全無視組織程序、把我軍內部的人事處置權拱手送給國民黨的錯誤做法。

其實站在我們旁觀者的視角來看，高敬亭的行為的確過分，但那是新四軍的內部問題，無論如何也不該輪到國民黨來插手過問，項英的處理太過匪夷所思。

而這件事情的余波并沒有結束，到70年代高敬亭的女兒寫信申訴父親的冤情時，已經身體抱恙的毛主席強撐病體向有關部門下達了平反的要求，才讓高敬亭身上背負的罪孽一掃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