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壯海 | 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

家國情懷傳遞著中華民族家國一體的執著信念，牽動著中華兒女對家的眷戀，激勵著中華兒女為國趨赴、挺膺擔當，內含溫情、彰顯大義，極富中華文化色彩和精神感召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厚植家國情懷，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以“修齊治平、興亡有責”集中概括家國情懷的內涵，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角度，深刻揭示家國情懷的價值和意義。

“修齊治平”之論淵源甚久，其系統表達則在《禮記·大學》。《禮記·大學》開篇即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為修身之旨，層層遞進、接續延展，其中蘊含理想抱負、責任擔當。古往今來，修齊治平被視作為學次第、進德修業之階，是中國士人精神的核心。至清，在《與友人論學書》中，顧炎武稱“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并在《日知錄》中將“保天下”與每一位普通人關聯起來，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一名論，與修齊治平的內在精神是血脈相通的。19世紀末，梁啟超在顧炎武相關論述的基礎上，提煉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表述，在寇急禍重之際迅速呼響于大江南北，凝結成中華兒女為救亡圖存自覺擔當的集體意志。概言之，修齊治平重“德”，側重于由內而外的道德實踐路徑，是中國古代先賢人生理想的實現階梯；興亡有責重“責”，側重于由外而內的責任主體覺醒，是修齊治平之道的應有之義，兩者內在統一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歷史發展進程。

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孕育形成于中國農耕文明的沃土。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綿延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奠定了民族生存的物質基礎，鐫刻了中華民族以土為根的文化印記。中國人視鄉土為生命母體與靈魂歸宿，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講的那樣：“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只有直接有賴于泥土的生活才會像植物一般地在一個地方生下根”。農耕生產催生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人們從家庭、宗族生存秩序出發，以個體為基點，由近及遠，將血緣倫理中的孝親義務升華為政治倫理中的報國擔當，最終實現個體與集體的價值同構，進而建構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國家以法律和道德治民，家庭以家法族規約束成員，家與國形成穩定秩序，以家為基的鄉土根脈升華為超越家族、地域的家國情懷，支撐著個體生命、家庭生存、社會穩定以及國家運行的深層秩序。

“修齊治平、興亡有責”是家國情懷內涵的集中概括，兩者內在統一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歷史發展進程。“修齊治平”之論淵源甚久，《禮記·大學》提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出自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后經梁啟超提煉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左圖為宋刻本《禮記正義》；右圖為清刻本《日知錄·正始》。 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供圖

西周時期家國一體，國家秩序與宗族秩序高度統一，宗族權力與國家權力合二為一，禮樂文明是維系西周政治秩序與宗族秩序的紐帶。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工具和農業技術的革新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并引發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深刻變動。這是一個傳統家國秩序解體、舊式禮樂制度崩壞、諸侯國家間戰爭頻仍的時期，也是一個在動蕩中孕育新思想、新秩序的重要歷史時期。諸子百家心憂“天下大亂，賢圣不明”的離亂境況，積極探討重建家國秩序、實現天下太平的路徑和方法。孔子強調“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為了實現“天下歸仁”的政治理想，他帶領弟子們周游列國，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展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和毅力。此外，老子講“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墨子強調“尚同之為說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孟子主張“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認為“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等等。百家之說雖彼此不同，但致力經邦濟世、追求天下太平的修齊治平情懷是高度一致的。

秦漢交替之際，人民飽受苛政與戰亂之苦，成書于西漢初年的《淮南子》一書順應人心思治的潮流，在總結前朝治亂興亡教訓基礎上提出“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余，家給人足”的治世理想，并闡明了治國者為實現這一理想需要恪守的“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的為政之道。這一主張與董仲舒倡導的“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以及“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的修齊治平理念相貫通。唐宋之際，以唐太宗為代表的開明君主認識到“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以韓愈、范仲淹等為代表的儒家文士高倡“以國家之務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并在國家需要時堅持“位卑未敢忘憂國”、“愿得此身長報國”等，體現了士君子的擔當精神。正是對天下太平的向往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激勵著秦漢、唐宋時期的人們努力締造出一個個為后人稱道的治平之世。

明清時期是中國社會的重要轉型期。這一時期，經濟生產方式悄然變化，傳統社會結構隨之呈現松動跡象。與之相應，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在內涵上有著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從王守仁對“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詮釋，到李贄“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的發明，從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客”、“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主張，到顧炎武“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的論斷，貫穿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普通民眾在“天下”中的主體性地位和根本性價值不斷彰顯。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黃宗羲提出“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在這里，志士仁人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鮮明指向對天下民情民瘼的高度重視。視民如傷、枝葉關情、重視民本、致力為民請命的家國情懷，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心中，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基因。

家是最小的國，國是最大的家。家之和樂與國之太平、家之殷實與國之富強，始終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內含著愛家愛國的統一，貫穿著國重于家的自覺。一方面，“國之本在家”，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千家萬戶都好，國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每個“小家”熱氣騰騰，國家這個“大家”才會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有國才有家，國泰方可民安。沒有國家繁榮發展，就沒有家庭幸福美滿。中國人深深懂得家國一體的道理，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愛國如家，是中國人深沉家國情懷中最核心的價值認知與持守。家國一體，忠孝不隔，但當在家盡孝與為國盡忠之間出現矛盾、“忠孝不能兩全”時，舍小家為大家便成為無數志士仁人義無反顧的選擇。“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所抒發的無一不是以國為重、報國為先的心志。千百年來，這些詩句廣為傳頌，所體現的也正是人們對其中價值選擇、責任擔當的由衷肯認和積極崇揚。“夫忠，興于身，著于家，成于國”。在中華文化里，公忠體國才是忠的真正完成，是孝的最高境界。黃旭華先生講“對國家的忠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所表達的也正是中華民族國重于家、忠孝不隔的精神道統。家國情懷之所以稱為“情懷”而非一般的“情感”，正在于其不僅有檐下之家、個體之我，更有萬家燈火、千秋天下，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祖國繁榮發展而不懈奮斗。

家國情懷有力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向內凝聚。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正在于有千千萬萬中國人生于斯、長于斯，情感系于斯、認同歸于斯。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雖然朝代不斷更迭，天下分分合合，但最后都歸于一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各民族共同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親緣關系，在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進程中，和諧共處、手足相親、同舟共濟，逐漸形成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推動這一命運共同體形成并愈益牢固的因素很多，深沉的家國情懷是其中重要方面。沿著修齊治平的致思與實踐路向，中華民族對家的深情層層外推，及鄰人、達社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等思想理念，成為凝聚社會強有力的精神紐帶。以家國為人之生命與意義最終依托的價值認知，以及對六合同風、九州攸同、天下定于“一”的高度認同與堅定追求，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和情感結晶，打造出中華民族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

家國情懷涵育滋養了中華民族精神。家國情懷不是只盤桓于胸中的情愫，而是知、情、意、行的合金，沒有“行”的催化，無以淬火成金。在中華民族創造歷史、鑄塑文明的漫漫進程中，無數志士仁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自覺地把自己的情感、奮斗與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對家國責任知之切、行之篤，熔鑄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創造力的不竭源泉，是中華民族在歷史中積淀下來的穩定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心理結構、生活習慣的綜合，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意識體系中處于最深層，是中華民族的黏合劑、自我認同的依據、生存和發展的支撐和動力。從世界歷史上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等文明消亡了，只有中華文明雖然歷經磨難，卻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傳，成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文明，這同中華民族精神密不可分。“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等詞句，之所以能夠深深刻寫在中華民族的心靈之中，絕不只是因為言語之鏗鏘，而是因為它們所彰顯出的深厚愛國情懷和民族精神。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一個沒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不可能實現民族振興、走在世界前列的。中華民族精神已深深融進各族人民的血液和靈魂，成為推動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向上向前的強大精神動力。

家國情懷支撐著中華民族經風歷雨、御侮克難。歷史長河奔騰不息，有風平浪靜，也有急流險灘。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遭遇過無數艱難困苦、風霜雪雨。20世紀30年代，鄧拓在其名著《中國救荒史》中曾指出，我國災荒之多，世界罕有，水、旱、蝗、雹、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自公元前18世紀至1937年，約3700年間，共達5200多次，平均每6個多月便有災荒一次，“幾于無年無災，也幾乎無年不荒”。但無論遇到怎樣的艱難困苦、嚴峻考驗，我們都能挺過來、走過來，重要原因就在于中華民族深沉的家國情懷，在于危難之際中華民族遍地英雄挺身而出、勇毅擔當。蔡元培曾說過：“愛國之心，實為一國之命脈。”近代以后，面對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保家衛國更是成為中華民族于生命最深處迸發出的勢不可擋、堅不可摧的磅礴力量，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以我血薦軒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定海三總兵”葛云飛、鄭國鴻和王錫朋，江南提督陳化成、兩江總督裕謙，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直隸提督樂善，甲午戰爭中的左寶貴、丁汝昌、劉步蟾、鄧世昌、林永升、楊用霖、永山……在歷次反侵略戰爭中，廣大愛國將士英勇無畏、視死如歸，給敵人以迎頭痛擊，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中華兒女更是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不畏強暴、血戰到底，鑄就了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

2026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廊坊市文化廣電和旅游局主辦的“人格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人的家國情懷”圖片展在廊坊博物館第一展廳開展。展覽分為“革命理想高于天”、“繁霜盡是心頭血”、“奉獻如歌家園夢”、“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4個單元，通過200余張珍貴的實物文獻圖片，充分展示中國共產黨人的家國情懷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拼搏奉獻的偉大精神。圖為觀眾在展廳參觀。 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傳承弘揚的精神血脈，也是新時代新征程我們繼續書寫榮光、成就夢想的精神滋養和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華民族為什么幾千年能夠生生不息、不斷發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一脈相承的價值追求。”應深入研究新時代中華民族家國情懷的新內涵、新要求，推動傳統家國敘事的當代轉化，把深植于歷史深處的文化基因轉化為人們可感、可知、可踐、可行的育人資源，不斷將家國情懷發揚光大。應下足切近功夫，夯實修身齊家之基，不斷提升道德修為，努力弘揚優良家風，持續廣泛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引導全體社會成員自覺自律，共同為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而努力。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在深化、轉化上下功夫，在具象化、細微處下功夫，把愛國主義精神融入各類實踐活動之中，融入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體現到市民公約、村規民約、學生守則、行業規范、團體章程等的制定完善中，潛移默化地引導人們樹立國家意識、增進愛國情感。擔當責任，是引領修齊治平的根本指向，也是貫穿家國情懷的根本所在。應增進擔當自覺，堅持知行合一、行勝于言，把愛國之情、強國之志、報國之行統一起來，將個人小我融入國家大我，擔當好該擔當的責任，在平凡崗位上、點滴行動中展現家國情懷，以許黨報國、履職盡責的篤行實干，書寫新時代中華民族家國情懷的新篇章。

作者：沈壯海，武漢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求是》202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