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麗《長風萬里解行舟——朝鮮通信使日本行路踏查記》序言&后記

《長風萬里解行舟——朝鮮通信使日本行路踏查記》

作者：朱莉麗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6

本書書影

本 書 簡 介

2015年，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整理的朝鮮通信使赴日記錄文獻群《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出版。這些使行作品不僅是近世日朝外交的第一手記錄，也是一份關于江戶時代日本的地理環境、交通狀況與社會風貌的詳實檔案。但是，文獻的解釋力有其天然邊界，古今地名變遷、景觀滄海桑田，僅靠文本分析難以呈現其動態的歷史變遷。《長風萬里解行舟——朝鮮通信使日本行路踏查記》一書通過實地踏訪，將這份“靜態檔案”激活。作者以其切身體驗，為這些文獻提供了嚴謹的“現場注腳”，使得原本只在紙上的歷史地理名詞，具備了真實的空間感和人文溫度。田野調查串聯起歷史的文本世界和現實的地理空間，文獻考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構建出文獻、遺跡、現實相互佐證的立體敘事。在AI時代，最傳統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知行結合的方式，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生命力。

序 言

這是一本關于通信使的小書，是一部試圖帶著讀者重回近世日朝交流歷史現場的作品。也許，通信使相關的話題在中國的關注度沒有那么高，但無論從空間還是時間上，通信使距離現今的我們都不算遙遠，也絕非與中國的歷史無關。

從空間上看，作為近代之前溝通朝鮮王朝與日本之間關系的使節，通信使的活動就發生在與我們毗鄰的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就時間而言，最后一次通信使的活動發生在1811年，也就是晚清名臣曾國藩出生的那一年。曾國藩去世三年后，日本通過制造江華島事件，步步為營地在朝鮮半島攫取了一系列特權，并開始干涉朝鮮王朝與清王朝的關系。當時清朝方面就江華島事件與日本交涉的核心決策者，正是曾國藩的門生李鴻章。

江華島事件標志著日本以侵略者的姿態打開了朝鮮的國門。自此直至太平洋戰爭結束的半個多世紀里，朝鮮半島一直深陷被日本侵略的泥沼。日、朝這兩個鄰居，在一方成為侵略者，另一方淪為被侵略者之前，曾經進行著怎樣的交流，它們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的呢？我想，通過將目光投向通信使，我們會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有所了解。

通信使，是朝鮮半島上的最后一個王朝———朝鮮王朝（1392-1910），以朝鮮國王的名義向日本派遣的諸多名目的外交使節中的一類。超長待機、存續時間幾乎相當于明朝加清朝的朝鮮王朝，向日本派遣的使節除了通信使之外，還包括報聘使、回禮使、回禮官、通信官等諸多名目。那么，哪些使節才算作通信使？通信使跟朝鮮王朝派往日本的其他使節的使命又有什么不同呢？日本學者三宅英利在《近世日朝關系史研究》中做出的定義相對全面。

三宅英利認為，通信使是符合以下條件的使團：第一，由朝鮮國王向日本將軍（豐臣秀吉的時代為關白）派遣的；第二，為了對日本將軍表示慶賀或吊唁，或者解決兩國間緊急事態而派出，而非對來自日本的使節進行回禮、報聘；第三，持有朝鮮國王給日本將軍的外交文書及禮單；第四，使團以正使、副使、書狀官三使為中心；第五，具有通信使或者相當于通信使的朝鮮國王使的名號。 據統計，朝鮮王朝派往日本的使節共有七十余次，符合上述通信使定義的有十七次。其中，派往室町幕府的有六次，派往豐臣秀吉處的有兩次，派往江戶幕府的有九次。

在朝鮮王朝存續的五百年時間里，日本曾出現的時代劃分包括室町時代（1336-1573）、戰國時代（1467-1590）、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江戶時代（1603-1868），等等。也就是說，朝鮮半島歷史上的一個朝代，對應了日本歷史上的四個時期。政權名稱的繁多與歷史分期的重合，背后反映出的是這五百年間日本列島上政治形勢的波譎云詭，各方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直至江戶時代，隨著以幕藩體制為基礎的國家政體的穩定，以及幕府對儒家治世思想的借鑒，大興文教，日本才迎來了從中央到地方長達二百年的長治久安。今天一般的日本民眾所理解的朝鮮通信使，便是在繁榮穩定的江戶時代到訪日本的十二次朝鮮使團。這十二次使行系在“善鄰友好”的背景下展開，承載著極為豐富的文化交流內容，故而被突出強調。實際上，這十二次朝鮮使團，包括最初的三次實際為“回答兼刷還使”的使節， 以及后面九次名副其實的“通信使”。

那么，作為朝日之間外交使節的通信使，和中國又有什么關系呢？這種關系即便不能說是不言自明，也可以說是顯而易見。同屬東亞的中、日、韓三國，自古至今都存在難以分割的關系。在近代以前的日朝交往中，即便中國沒有直接參與，但因為其在東亞地區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也往往作為朝日交往的背景發揮著潛在的作用。比如說，明代的時候，朝鮮王朝和日本都向明朝派遣使節。不但日本的統治者關心朝鮮和明朝的關系如何，朝鮮的統治者也時刻關注著日本和明朝的關系怎樣。從日本的角度看，歷史上元世祖忽必烈曾經聯合高麗攻打日本，且當時日本的倭寇正在侵擾明朝和朝鮮，日本非常擔心歷史會重演，也就是擔心明朝會和朝鮮一起攻打日本，可以說，“蒙古襲來”造成的恐懼心理始終是日明關系中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而朝鮮王朝也不希望日本和明朝友好。一方面，作為明朝忠誠朝貢國的朝鮮，背著明朝私自與日本展開外交，違背了明朝“人臣無外交”的規定。如果日本和明朝走得太近，那么朝鮮瞞著明朝與日本交往的舉動便很可能暴露。另一方面，因為倭寇問題的存在，明朝對日本的印象極其惡劣。朝鮮擔心明朝一旦通過日本知曉了自己同日本之關系，會認為自己同日本有所勾結。當然，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地處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朝鮮王朝，還要提防陷入被中國和日本夾擊的危險。盡管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但朝鮮王朝也不敢掉以輕心。

以上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談，若從文化的角度講，日朝之間的交流同樣與中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古代日朝兩國知識人的直接溝通，往往要以“漢字”筆談的形式實現。也就是說，“漢字”這一中國文化的在場，構成了他們交流的前提。江戶時代，德川幕府重視儒學，日本的學者們非常熱衷于與朝鮮使節圍繞儒家思想和漢詩文展開競爭，試圖在文化上與朝鮮一較高下。仿佛誰在漢文化上更勝一籌，誰便在東亞文化世界中坐上了更高的位子。正如葛兆光教授最先提出的那樣，在經由朝鮮通信使所勾連起來的朝日交流中，中國始終扮演著“不在場的在場者” 的角色。通過以上兩個角度的分析，我們不難理解，朝鮮通信使研究，不但是近世東亞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板塊，同時也是理解歷史中國的重要視角。

從歷史回到現實，我曾經不時思考，即便在信息交流途徑極度發達的今天，中、日、韓三國尚不能說對彼此的文化了然于胸。而在車馬舟船都很慢的古代，來到日本的朝鮮通信使是怎樣了解和理解日本的呢？從漢城即今天的首爾出發，到達江戶即今天的東京，再返回漢城，在這段長達三千公里、時間跨度約一年的旅程中，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所見所聞是怎樣的？他們經過一個一個的“驛站”，向著江戶前進的旅程中，看到了怎樣的風景？這些風景在今天發生了怎樣的變遷？ 在“風景”變遷的背后，人們的生活方式又發生了哪些變化？懷著這樣的好奇，我決定追隨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足跡，穿越時光的隧道，去和通信使筆下的江戶時代的日本文化相遇。然后讓思維不時地穿梭于江戶日本和當代日本這兩個時空，來看一下時間是如何在通信使經過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印跡。

后 記

對馬是通信使在日本足跡的最西端，日光則是最東端，這本關于通信使的小書，便以日光為終章。 我對通信使日本行路的考察，從2016年7月到2023年7月，跨越了整整七年的時間。我寫作這本小書的初衷，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明晰《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中那些對中國讀者而言生僻難解的地理詞匯的含義，讓廣大的讀者能夠跟隨我的筆端，進入通信使歷史遺跡的現場，拉近讀者與通信使之間的距離，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梢哉f，從這本書中獲益最多的，正是我自己。在這段時間和距離均十分漫長的踏查中，我去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地方，解鎖了許多獨特美麗的風景，感受到了許多真誠友善，接觸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的生活方式。雖然我無法像人類學者那樣在一個地方生活很長的時間以 對這里的社會生態進行較長時段的觀察，但是我在有限的時間里盡可能多地去跟當地人交流，去感受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對現實的思考以及他們對歷史的理解。

我意識到，越是在那些逐漸沒落的港町，通信使留給它們的歷史印記越明顯。無論是吳市小學生課本上的通信使圖繪，還是相島食堂墻壁上的小學生作文，還是上關觀光協會工作人員對于通信使設施的詳盡介紹，都說明當地極其重視保留與傳承和通信使相關的歷史。不同于乘著現代化的高速列車飛速發展的大城市，這些離開了海上交通便顯得與世隔絕的地方，更多地只能向過往的繁華中去追溯自己的價值。在老齡化和少子化難以逆轉的今天，這些島嶼和港町會最終失去自己的未來嗎？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人可以回答。但正如 通信使相關的文獻、繪畫、遺跡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一樣，我相信，通信使留給這些地方的歷史記憶會被一直傳承下去。而這份記憶不僅僅屬于日本人、韓國人，也屬于關心人類歷史的所有人。因此，我希望這本小書，能夠成為承載通信使記憶的載體，讓這段歷史走入更多人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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