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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陳公博是黨的“一大”代表;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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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陳公博
陳公博(1892年10月19日,一說1890年10月12日-1946年6月3日),男,廣東南海人,祖籍福建上杭。客家人,
192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24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首次披露中共一大綱領等文獻。1920年任廣東法政專門學校教授期間接觸馬克思主義,與譚平山等組建廣州共產黨支部。1921年7月20日代表廣東黨組織出席中共一大,會議期間因爭論激烈中途離會未參與南湖續會。1922年6月支持陳炯明,1923年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
1925年加入國民黨并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1940年3月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立法院長。1944年3月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解散偽政權,化名東山公子逃亡日本,同年10月3日被引渡回國。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國家前途,關系到黨的前途,關系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奸,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注腳。
陳公博55年的人生,12歲時有推翻滿清王朝統治的雄心,29歲時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南方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活動家,爾后脫離共產黨,隨后,他的人生發生了重大的轉折。33歲時參加國民黨,從此便一生追隨、效忠汪精衛。抗戰爆發后,46歲時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在汪精衛偽政權中,汪精衛是第一號大漢奸,陳公博是第二號大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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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一九四四年)
注:本文摘自陳公博的《寒風集》“我與中國共產黨”中的一段。題目是原編者所加。原文為四部分,本次轉發只選取第三部分。
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這次大會給我的壞印象不少,大概我后來脫離共產黨,要以這次大會給我的惡劣的印象為起因,而以仲甫和我的一重公案為后果。
七月初旬法專和高師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轉上海。我們是住在大東旅館,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學的,也有住在別處的。
周佛海、李鶴鳴、李漢俊、張國燾、包惠僧,都在那時認識,而毛澤東則因為在北大圖書館辦過事,可以算是比較熟的朋友。
當時的代表大會,所謂共黨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邇時仲甫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系,且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而李大釗則尚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短短會期四五日,使我發生極大的反感,其中有幾件事,最使我極端不滿。
第一件事就是開會地點問題,當日原議每日開會均須更換地點,以免被人注意。但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我覺得有些詫異,那天恰恰早上張國燾來找我,我問他為什么與原議不符。他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理論,而是柯茨基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紅色的,我們在他家內開會,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們偏要在他那里開會。
我聽了這句話,默然不答,心想,呵,原來如此!我以為同志間應當相見以誠,相規以義才對,國燾這樣做法,簡直是和漢俊為難,連同志的安全都不顧,現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便有這些傾軋現象,以后惡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儼然分為兩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我心內冷然,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至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為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系,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唯俄國代表馬令和吳庭斯基的馬首是瞻,當時有幾件提案竟把我氣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黨人員參加政治,甚至乎不許當校長。我爭辯著,共產黨是應該斗爭的,為什么連校長都不可干,國燾硬要通過,而多數居然贊成。 可是到了第二晚開會,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什么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極了,我說昨日我本來不贊成,而會內倒否決我的意見,今則議案通過,只由一個俄人反對,又取消議案,這樣不必再開大會,只由俄人發命令算了。這次沖突,兩俱不歡。而當時類此之事,不一而足。
第三件是通過宣言,內中對于孫先生和徐世昌(那時孫先生是廣東非常國會選出的臨時大總統,徐是北洋軍閥左右下的國會所選的大總統)相提并論,批評得一文不值。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對,辯論很久,宣言終于通過了。我直急得跳起來,找佛海漢俊商議補救的方法,后來到最終會議,才提出一個折沖方案,將來這篇宣言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因此中共第一次大會的文獻,沒有宣言,不過當日共黨是秘密組織的,有無宣言,世間也不注意罷了。
因著國燾個人和漢俊為難,恐怕其中代表還有附和國燾的主張罷,連日開會均沒有更換地點,終于一天晚上,變故遂降臨了。
我們在漢俊樓上開會,人還沒有到齊,俄代表馬令和吳庭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個仆人跑上樓來報告,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問他經理在家否,這個仆人也算機警,急急上樓報告。
俄國代表一聽這樣說,或者因為長期經驗關系罷,立刻主張解散,我看各人本來已有些慌張,一聽馬令主張解散,都開前門分頭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來是慣走后門而不走前門的,大家往前門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門的辦法。
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到了現在有些瞥報又張惶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么國燾和他有這樣的惡感。
他們走后不到三分鐘,我和漢俊談不上幾句話,突然面前出現了幾個人。現在我還記得,有三個法國瞥察官,有四個中國的便衣密探,至于外面還有多少人,那我被關在樓上是不知道的。
這班人上樓之后,空氣一時非常緊張,有兩個人監視著我不許離開座位,不許說話,甚至乎不許喝茶,其余的人便監視著漢俊往房間和各處搜索。
為首的法國警察,問誰是主人,漢俊不慌不忙的自己承認。這樣搜索,花了一個多鐘頭,什么都看過,惟有擺在抽屜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密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簿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認為一張無關重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這樣過了個多鐘頭,才審問漢俊。他們問漢俊為什么家藏許多書,漢俊是懂得幾句法語的,告訴他們他是學校教員,藏書是要來供參考和研究之用。他們問為什么有許多社會主義書籍,漢俊說他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什么書都要看看。他們問漢俊那兩個外國人是什么人,漢俊說是英國人,是北大的教授,這次暑假來滬常常來談。
審訊完漢俊之后,便輪到我了。在搜索時間,我不能發言,我不能起身,但抽煙是可以許可的。自從國燾們走后,漢俊開了一聽長城牌煙卷,我們剛剛燃著一枝,法國警察便上來,我坐著沒有事做,連續把那余下的四十八枝煙卷吸完,終于被審問了。還幸他們問得早一點,若再遲五分鐘,便無煙可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法國巡捕開始用法語問我,我那時還未習法語,旁邊一個中國人說:“總辦大人間你是不是日本人”?這時,我很詫異,為什么那位先生倒以為我是日本人。我想還是直接通話溈便罷,遂用英語問他懂不懂英語。這樣,他便用英語問我,以下是開始的簡單問答:
“你是不是日本人”?警官很神氣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不懂你為什么懷疑我是日 本人”?我有些開玩笑。
“你懂不懂中國話”?
“我是中國人,自然懂中國話”。
“你這次由什么地方來的”?
“我是由廣東來的”。
“你來上海什么事”?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這次暑假,是來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這里”,我一想不好,我決不能告訴他我住在犬東,在旅館我還有許多關于社會主義的書籍,也有廣東共產黨的報告,所以這樣告訴他。
法國警官的態度似乎緩和了,但關于我是否日本人的問題,他還反復研問,我揣測他這樣尋根覓究,也許他另接報告,以為我們中日俄黨人在這里開什么會。
這樣又經過半個鐘頭,那位法國先生便用法語向漢俊演說一番,后來漢俊告訴我,法國人所說的話,大意說知道我們是知識分子,大概想有某種的企圖,但中國教育還未普及,什么都談不到,希望我們以后專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證據,只好便宜我們了。
他們一窩風下樓之后,漢俊便催我急走,我說危險算是過去,我們何必事后張惶,再開一聽長城牌享受一下罷,因為我不吸煙又半個多鐘頭了。尤其是難受的,兩個鐘頭未喝茶,口干得厲害。
漢俊重新叫人煮水沏茶,樓梯又響,我那時真有些吃驚,難道他們又卷土重來,誰知那人頭探出來的是包惠僧。 惠僧問我們法國巡捕走了沒有,我說此非善地,你還是走罷,詳情明月再談。惠僧走后,我和漢俊再談幾句,看時計已十點多鐘,遂和漢俊告別。
我總以為大風過去,海不揚波了,但出了雙俊門后,倏見一個人隱身在弄口,似乎在偵察,我走了幾步,他居然跟著來,我故意走快兒幾步,他也走快幾步,我走慢兒步,他也走慢兒步。 我心想今夜終不能回大東旅館了,然而又不能不回,因為有許多文件,倘不燒毀,終須賈禍。路邊恰巧有一家商店,還是燈火輝煌陳列著許多商品,我裝作看商品,一面思量怎樣脫身。 可以說是靈機一動罷,我記得去年由北京轉滬回粵,在上海曾逛過一次大世界。大世界在夏天有兩場電影,地下露天,屋頂也露天,那個地方異常黑暗,是容易脫身的。我主意既定,立刻叫了一部黃包車往大世界,誰知那人也雇了黃包車跟在后頭。我到大世界后什么地方都逛一逛,很游閑的逛書場,逛戲場,終在地面的露天電影看了三四分鐘,便踱至屋頂的露天電影,在人叢繞了一個圈,從別門下樓雇車回大東旅館。我回至房間叫我的太太打開了箱子,關好了房門,一日氣把文件用火焚燒,全擱在痰盂,至此才詳細的告訴她當夜的情形,湮滅證據的工作,算是告成了。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夜是陰歷七月中旬,是上海最熱的時候,我們的汗悶得出不來,在床上無論如何也睡不著,兩人把席子拖下地板,才安穩睡了一覺。熱極生風,半夜里起了大風雨,睡至微明,忽然聽見一聲槍響,同時又聽見一聲慘叫,我從地板站起來,打開房門一看,看見走廊寂寞得沒有一個人,只是急雨打窗,狂風吹面,我想明明有槍響,有慘叫,那莫不是我變了福爾摩斯的案中人么?我喚起勵莊,告訴她我所聞,但兩人都猜不出什么事故,我反懷疑是一種夢境。
還是睡罷,到了九時,有一個茶房跑進來,說你們隔壁房間有一個女子被人謀殺了。我問他什么一回事,他說前日有一男一女投店,今早那男的起身還叫了一碗面,食后出去,我們問他要錢,因為他只交柜上五塊錢。他說立刻便回,我們也不注意,不料剛才我入房打掃,那女的已死在床上,經理立刻來看,她身中一槍,并且頸上還有毛巾纏住,看起來大概男的打了她一槍不死,又用毛巾來勒斃的。
我聽了之后,我也不告訴他今早所聞,恐怕他還找我做證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煩。 不過我再想,如果有巡捕和偵探來偵查,保不定認識我就是昨夜被偵查人之一。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此地不宜耽擱,還是走罷。
我去找著總經理,那時大概是郭標罷,廣東人和廣東人總容易說話,我說我隔壁出了命案,我的太太非常懼怕,所以今日要去杭州一行,把所有行李,暫存旅館,俟回來還要換一個房間。這種說話,自然郭大經理坦然不疑,我和我的太太,趁著巡捕和偵探沒有光臨,遂離開旅館。先在一家飯館安頓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鶴鳴告訴他昨夜的經過,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經過昨夜的變故,他們也打算停會,另易地方。 會期不定,我更可以從容的游西湖,逛靈隱了。
在杭州讀報,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喚孔阿琴,是一個絲廠的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記,是一個洋行的西崽。兩個人不知為什么不能結婚,相約同死。那個西崽,趁他的大班往青島避暑,偷了他一根手槍和孔阿琴來大東開房間。到了天明,開了一槍,而孔女士居然不死,那男的急極了所以又加工的用毛巾去勒。大概一時男的有悔意罷,或者獨生總比同死為佳。他收拾起死心,寫了一封自白的長信,又叫了一碗面吃飽,才揚長而去。
此事經已大白,初到的杭州,玩了兩三天地方也游膩了。天熱的杭州,等于一個大汽爐,蚊大如蠅,夜熱逾晝,我們只好賦歸了。
歸來上海之后,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后大會已經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算至結束。大會宣言發出與否,授權仲甫決定,因為仲甫已被舉為中共書記,當日所謂書記,就是黨魁。我和各人草草談了兩三次,遂乘船回廣東了。
在上海還聽見一件關于戴季陶先生的軼事,季陶和仲甫約定共同發起共產黨,到了成立之前一日季陶來了一封信,說他和國民黨關系太深,的確不能參加共產黨組織,不過他是同情共產黨的,他正在創辦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贏余,來幫忙共產黨的黨費。我在上海雖然前后停留近十日,但和各代表來往很少。佛海正鬧著戀愛,共產黨人的議論也有贊成也有不贊成,但我以為戀愛是個人的事,為了戀愛,有時性命都不顧,朋友的贊成和反對,更是閑事。佛海夫人楊淑慧女士直至我在民十四由美國回至廣東才相識,那時我對佛海的戀愛批評,算是宣告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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