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來,澳大利亞多家擁有數百公頃葡萄園、數萬噸加工能力的企業相繼進入外部管理或清算,就連部分主打有機、老藤和產區特色的精品酒莊也未能幸免。當出口收縮、庫存積壓與債務壓力同時襲來,這場調整正從“酒賣不動”演變為葡萄園、酒廠和品牌被拆分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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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大、資產重者率先承壓
WBO梳理資料發現,這輪經營風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集中在規模化產能端,涉及大面積葡萄園、釀造和裝瓶一體化酒企。這類企業資產重、固定投入高,對出口訂單和產能利用率的變化較為敏感。另一類則出現在優質產區的精品酒莊中,即便產品擁有老藤、有機認證,一旦銷量下降、庫存周期拉長,再疊加融資成本,同樣可能陷入現金流困境。
湯姆森集團(Thomson Group)的情況首先受到關注。作為南澳較大的葡萄園運營集團,湯姆森集團通過湯姆森水果種植公司(Thomson Fruitgrowers)和湯姆森葡萄酒公司(Thomson Vintners),持有伍爾蓬達(Woolpunda)、古德霍普蘭丁(Good Hope Landing)和德夫林斯龐德(Devlins Pound)三個葡萄園資產,合計占地約736.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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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8日,兩家公司正式轉入清算階段。古德霍普蘭丁和德夫林斯龐德已經簽訂出售合同,伍爾蓬達仍在市場尋找買家。
據了解,湯姆森水果種植公司負債約1799萬澳元,其中欠澳洲國民銀行約1420萬澳元。此前在自愿管理程序(Voluntary Administration,澳大利亞公司法下的一種無力償債處置程序)期間,企業一邊維持葡萄園運轉,一邊推進資產出售,其間還完成了近6000噸葡萄的采收。公司認為,長期供過于求、釀酒葡萄價格低迷、經營成本上漲及持續投入,共同削弱了企業的償債能力。
如果說湯姆森集團反映的是大面積葡萄園的壓力,那么南澳葡萄酒大師公司(Winemasters SA)所面臨的困境,則出現在合同釀造和散裝酒加工環節。
始建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南澳葡萄酒大師公司,是河地產區規模較大的合同釀酒和散裝葡萄酒加工企業。其廠區占地21.45公頃,年加工能力約3萬噸,儲酒能力達到3500萬升。
該公司曾是中國市場的重要散裝紅酒供應商,但在國內市場收縮、全球葡萄酒消費走弱及庫存高企的背景下,經營持續承壓。廠區于2025年9月掛牌出售,但一直未能找到買家,目前公司已進入破產管理程序,其最大債權人為本迪戈和阿德萊德銀行,欠款約320萬澳元,另外,公司還欠澳大利亞稅務局約30萬澳元。
目前,該廠區已經重新啟動出售程序,意向征集截至7月31日。買家既可以連同設備整體收購,也可以分別對土地、廠房和生產設備報價。
同樣位于河地產區的賽琳娜酒莊(Salena Estate),則代表了另一類規模化企業。賽琳娜曾躋身澳大利亞葡萄酒產量前20名,也是當地規模較大的有機葡萄酒生產商,業務覆蓋葡萄種植、釀造和銷售等多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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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賽琳娜的處置時間更早,但其結果仍具有一定代表性。2024年2月下旬,賽琳娜酒莊欠西太平洋銀行近2000萬澳元,并積壓了約500萬升散裝酒。同年10月,債權人同意中國天宇羊毛的一家關聯企業以約920萬澳元收購其土地、酒廠和生產設備,不過,賽琳娜品牌及散裝酒庫存并不在交易范圍內,相關庫存另行出售。
這意味著,即便企業最終找到了資產接盤方,葡萄園、酒廠、品牌和葡萄酒庫存仍可能被拆分處置,原有的完整經營體系未必能夠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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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精品酒莊也陷入困境,品牌與庫存等待“接盤”
風險并未止步于規模化生產端。在精品酒莊中,也有企業相繼陷入困境。
布魯爾寺廟酒莊(Temple Bruer Wines)是蘭好樂溪歷史較長的有機葡萄酒生產商,也是澳大利亞有機釀酒領域的先行者之一。今年7月初,公司轉入清算程序,合計欠債約260萬澳元,目前,其品牌、葡萄酒庫存及相關資產仍在尋找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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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當時企業持有超過1.1萬箱瓶裝酒和約34萬升散裝酒,同時擁有蘭好樂溪酒廠以及位于河地和伊甸谷的葡萄園資產。公司將行業供給過剩、利潤空間收窄、消費下降和經營成本上漲列為企業面臨的主要壓力。
以紅葡萄酒見長的哈特蘭酒莊(Heartland Wines)也陷入困境。2026年6月15日,哈特蘭正式進入自愿管理程序,據悉,該酒莊債務約為360萬澳元,其中,負責儲存產品的巴羅薩釀酒公司(Barossa Vintners)聲稱,哈特蘭欠其160萬澳元,其中約100萬澳元的債務可追溯至2023年的生產、保存及倉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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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哈特蘭賬面上的葡萄酒庫存價值約313萬澳元,但實際回收金額仍有待核定。此外,第二次債權人會議定于7月20日舉行,債權人屆時將在接受公司安排契約、結束自愿管理或進入清算之間作出選擇。
來自澳洲某酒莊的負責人王萍還觀察到,巴羅薩等傳統產區同樣有不少葡萄園和酒莊資產掛牌出售。“一些大型酒企和知名品牌也在調整澳大利亞葡萄酒業務,部分巴羅薩的酒莊運營都存在很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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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弱和財務壓力等問題集中爆發造成的結果
這些企業的規模、業務模式和債務結構各不相同,為何卻在相近時間進入清算程序?
從上述案例來看,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縮、產能調整緩慢與財務壓力長期疊加,最終集中反映在現金流上。當葡萄酒銷售速度放慢,庫存會持續占用資金,一旦融資和資產出售跟不上,企業便容易陷入危機。
規模化產能端首先受到出口市場收縮的影響。澳大利亞葡萄酒管理局(Wine Australia)最新出口數據顯示,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澳大利亞葡萄酒出口量為6.03億升,同比下降7%;出口額為22.8億澳元,同比下降14%。英國和美國作為澳大利亞葡萄酒重要的出口市場,同期出口額分別為3.36億澳元和2.51億澳元,分別下降5%和22%。
澳大利亞葡萄酒管理局此前還指出,英國和美國合計承接了澳大利亞超過一半的葡萄酒出口量。2025年,澳大利亞對英國出口量下降9%;對美國出口量雖然增長11%,但增量主要來自散裝酒,出口額反而下降12%。這說明核心市場整體需求偏弱,即便部分市場出現數量增長,也更多集中在價格較低的散裝酒。對于依賴規模和產能利用率的葡萄園、合同加工廠而言,訂單減少與價格承壓同時出現,固定成本便更難被攤薄。
作為澳大利亞葡萄酒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中國市場的變化同樣影響著澳洲酒企的庫存消化能力。根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2026年1—5月,中國進口澳大利亞瓶裝葡萄酒約1180萬升,同比下降19.39%;進口額約2.23億美元,同比增長2.6%;進口均價達到18.89美元/升,同比增長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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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額升”的走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澳大利亞葡萄酒在中國市場的恢復更多集中在中高價位產品,并不是各個價格帶同步增長。渠道沒有繼續進行大規模、廣覆蓋的備貨,而是把有限的資金集中在認知度較高的品牌、核心單品和相對容易動銷的中高端產品上。
以奔富等高知名度品牌為代表的產品仍具有較強優勢,但對于知名度較低、同質化程度較高或庫存周轉周期較長的澳洲酒,進口商的態度明顯更加謹慎。
王萍認為,澳大利亞葡萄酒行業當前面臨的壓力并非短期形成。此前中國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實施“雙反”措施,造成中國市場需求斷崖式下滑,疫情及隨后出現的全球經濟疲軟,又進一步拉長了行業調整周期。
“對于擁有大面積葡萄園、產能規模較大的企業來說,葡萄藤不會隨著訂單減少而停止生長,上游仍要持續投入。為了回籠資金,一些企業只能以低于綜合成本的價格清理庫存,但龐大的庫存又很難在短期內消化,現金流因此不斷被透支,這種情況目前在澳大利亞葡萄酒上游并不少見。”
王萍進一步表示,不同產品定位和經營模式,也決定了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以入門級、規模化產品為主的產區主要依靠銷量,單瓶利潤較薄,但正常情況下周轉較快,因此企業預留的現金周轉周期往往也比較短。一旦銷量驟降,資金壓力會更快顯現。中高端酒莊的酒液熟成和陳釀時間更長,進入門檻也更高,經營者要么規模較小,要么背后擁有資金實力較強的股東,現金流規劃通常更長。即便降價出售,價格多數仍能覆蓋直接成本,更多是犧牲毛利,而不一定立即跌破成本。”
廣西南寧澳洲酒進口商孫功表示:“哈特蘭的產品定位并不低,也有老藤資源,但其核心產區蘭好樂溪在中國市場的認知度仍不如巴羅薩,所以之前也沒有進口相關產品。”
市場收縮以后,進口商會優先選擇消費者更熟悉、解釋成本更低的產區和品牌。“澳大利亞的人工、土地和經營成本都不低,企業一旦使用了較大財務杠桿,銷量下滑后,現金流壓力很快就會暴露。產量越大的地區,就會相對困難一些,而產量較小、負債較輕的酒莊,可能更容易熬過這一輪調整。”孫功說道。
渠道選擇更加集中,也加劇了普通產品之間的價格競爭。廣東一位澳洲葡萄酒進口商孫志平指出:“現在葡萄酒市場已經比較飽和,客戶買得更少,需求也越來越集中在頭部品牌和有消費基礎的產品上。大量普通葡萄酒只能拼價格,但即便酒莊低價清庫存,釀造、倉儲、運輸和利息成本也不會消失。價格降到一定程度,產品賣出去也未必能夠止虧。”
除了消費總量下降,需求結構也在發生變化。華南一位澳洲葡萄酒進口商宋玉偉表示:“渠道需求正在向白葡萄酒、輕盈型和低酒精產品分流,但澳大利亞不少企業的庫存和產能仍然集中在紅葡萄酒,葡萄園改種又需要幾年時間,消費變化很快,生產端的調整卻沒有那么快。”
前期投資與市場變化之間的時間錯位,也放大了部分企業的經營風險。葡萄園擴建、酒廠增加設備以及新產能釋放,通常需要數年時間,不少項目作出投資決定時,中國及全球葡萄酒市場仍處于相對樂觀的階段,等到產能真正形成,市場需求和消費偏好卻已經發生變化,過去為了擴大規模形成的資產和債務,反而可能在行業下行期成為沉重負擔。
融資成本進一步壓縮了企業的回旋空間。澳大利亞儲備銀行2026年5月數據顯示,小型、中型和大型企業新發放貸款的平均利率分別為7.26%、6.12%和5.49%。一旦銀行不再續貸,酒莊很容易由利潤下降迅速滑向現金流斷裂。
與此同時,酒莊賬面上的土地、廠房、葡萄酒庫存和釀酒設備,在行業低谷期潛在買家減少,釀酒設備的專業性又很強,很難迅速轉作其他用途,因此資產出售周期通常較長,成交價格也容易被壓低。
南澳葡萄酒大師公司掛牌后長期未能找到買家,哈特蘭對庫存實際變現價值保持謹慎,都反映出行業資產變現困難的問題。
總體來看,澳大利亞部分葡萄酒企業進入自愿管理、接管或清算程序,根本問題在于市場需求、產能結構和債務周期出現了錯位,需求下降得快,產能退出得慢,庫存變現又趕不上成本和利息的累積速度。即使企業賬面上仍擁有土地、設備和大量產品,也可能因為缺少可支配現金而被迫重組或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南澳州政府在2026—2027年度預算中宣布,未來四年將追加80萬澳元擴展“Project 250”葡萄酒計劃,幫助各產區緩解供給壓力、拓展國內市場,并提升行業競爭力和可持續性。其效果如何,尚待觀察。
*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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