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元經濟研究丨詞元經濟開創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

編者按

詞元經濟正在打開經濟學中長期被視為“黑箱”的技術進步過程，使知識參與價值創造的方式首次變得可觀測、可計量。當前，圍繞詞元經濟涌現的一系列新問題，呼喚理論研究的前瞻回應。自本報有關詞元經濟研究系列報道及征稿啟事發布后，我們得到廣大讀者的積極回應，已經收到大量高質量來稿。稿件研究視角多元，反映出詞元經濟作為智能經濟新形態的核心議題，已引起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廣泛關注。鑒于報紙版面容量有限，同時為增強研究成果發布的時效性，中國經濟時報在微信公眾號推出“詞元經濟研究”欄目，選登部分優秀來稿及后續系列文章，旨在匯聚各方智慧，為智能時代的產業實踐與政策治理提供分析框架與決策參考。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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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引言

詞元是文化和知識在計算機領域里表達語義的單位。詞元服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文化和知識服務的新形態，是知識服務在智能時代的演進和升級。文化和知識服務我們簡稱為知識服務。與此相關的經濟形態稱之為詞元經濟。

202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明確將“深入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列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就服務業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努力開創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這標志著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核心議程。同年3月23日，國家數據局局長劉烈宏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公布，Token的中文譯名為“詞元”，標志著以詞元為價值載體的智能經濟正式進入國家視野。據國家數據局監測，我國日均Token調用量從2024年初的約1000億激增至2026年3月的140萬億，26個月增長1400倍，中國已成為全球詞元調用量最大的國家。

詞元作為文化和知識在計算機領域的最小語義單位，使得知識第一次具備了可計量、可交易的基本屬性。詞元服務正是基于這一特性，通過大模型將知識從“人力資本”轉化為“數字資產”，實現模塊化生產、智能化匹配與自動化交付。由此形成的詞元經濟，不是對數字經濟的簡單補充，而是其深化形態——如果說數字經濟實現了信息的數字化存儲與傳輸，那么詞元經濟則實現了知識的原子化與價值化。

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續。對于服務業而言，高質量發展需要突破質量不穩定、效率提升緩慢、創新動力不足三大瓶頸。知識是現代服務業的核心生產要素，當知識存在的形態及服務的方式發生重大變化時，所有依賴知識的服務業都隨之發生變化。詞元經濟通過知識資產化，改變了傳統服務業的生產方式，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從根本上改變了服務業的成本結構與商業模式。

本文的核心命題是：詞元服務作為知識服務在智能時代的新形態，是推動知識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科技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對開創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需要說明的是，詞元經濟是智能經濟價值生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離不開芯片、算力、能源等“硬底座”的支撐。本文的分析，正是在承認這一整體生態的前提下，深入剖析詞元經濟將如何具體作用于服務業。

二、詞元是理解智能時代經濟的新鑰匙

詞元是文化和知識在計算機領域里表達語義的單位。Token這一計算機領域的專業術語被譯為“詞元”，對于中國人來說非常直觀易懂，普通大眾對與之相關的技術和概念的接受速度大大加快。社會到底用了多少AI可用詞元量來衡量，AI如何影響和改變我們的生產和生活，都可以通過詞元來理解。這個新詞語的出現，似乎并不只是提出一個新概念，而是更可能引發一場認知革命——它是社會理解智能時代經濟的一把新鑰匙，進而深刻影響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知識的測量困境與人工智能的突破

在經濟學中，知識雖然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卻長期處于尷尬地位——人人都說它重要，卻沒有人能說清它具體是如何“計入”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在增長核算中，常常表現為扣除勞動、資本貢獻后的“余值”——全要素生產率。這個“余值”像個黑箱。

人工智能時代，特別是大模型的出現，為打開這個黑箱提供了鑰匙。大模型的本質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載體，它把人類海量知識工程化地集成在一個可調用的系統中。詞元的本質就是有具體意義的最小的語言符號單位。

（二）人工智能讓知識變得“可見、可量、可聯”

人工智能從三個層面重塑了知識的經濟屬性。

第一，知識成為“通用性很高的生產資料”。當企業或個人可以通過API調用同一個大模型的服務來輔助研發、設計、寫作時，他們實質上是在直接采購和使用一種新型的具有很高通用性的“知識生產資料”。知識正從依附于個體的、稀缺的“無形資產”，向具有公共基礎設施特性的、可規模化供應的“生產資料”轉變。

第二，知識的使用變得“可精確計量”。一次完整的大模型交互所消耗的輸入和輸出詞元總數，可以近似地衡量這次“知識服務”的規模。“詞元”就像知識經濟中的“智能電表”，讓知識的使用和消耗第一次變得可觀測、可計量、可加總。

第三，知識生產的“社會性”空前增強并顯影。任何人通過大模型所能調用的知識范圍，都遠遠超過任何個人甚至頂尖團隊的知識儲備。每一次詞元調用的背后，都隱藏著跨越時空的社會性知識協作。

（三）詞元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獨特經濟屬性

詞元具有與傳統經濟要素不一樣的經濟屬性。

一是非競爭性與無限復用性。同一個訓練好的大模型可以同時服務數百萬用戶，模型的知識與能力并未被消耗。這種非競爭性使得詞元的邊際成本在達到一定規模后無限趨近于零，徹底顛覆了基于稀缺性的傳統價值理論。

二是正外部性與強化型網絡效應。在詞元經濟中，更多用戶調用產生更多高質量交互數據，用于優化模型，模型性能提升吸引更多用戶，形成自我強化的正反饋機制，即“數據飛輪效應”。

三是價值實現的強場景依賴性。完全相同的百萬詞元輸出，若用于娛樂閑聊、輔助編程或醫療診斷，其創造的經濟價值天差地別。這種價值的極端不確定性，使得傳統基于“生產成本”的定價理論并非最優方案。

四是投入產出的非線性與閾值效應。數據量、算法復雜度與算力投入需要同時達到某個臨界點，模型能力才會發生質的飛躍，這種“涌現”能力無法用簡單的邊際增量來解釋。

（四）詞元自身成本結構特征

詞元經濟具有極度夸張的“L型”成本曲線。模型訓練階段是一次性的、天文數字級的固定成本投入；一旦模型訓練完成，生成每一個額外詞元的邊際成本極低且基本恒定。這導致了人類經濟史上可能最極致的規模經濟——用戶和調用量越大，單位詞元分攤的巨額固定成本就越低，平均成本曲線持續下行，且看不到傳統制造業中因管理復雜度上升而帶來的規模不經濟拐點。對于模型來說，更殘酷的是，沒有持續的投入就會導致更快的死亡，因為模型廠商要面對的是兩座大山，一是算力硬件的折舊率高，二是模型更新導致估值快速貶值。這種持續的投資也是一種成本壓力。

這正是詞元經濟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服務業成本結構與商業模式的內在邏輯。一方面，“L型”成本曲線帶來的極致規模經濟，使得知識服務的邊際成本趨近于零，為服務業的普惠化、規模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持續的投資壓力又意味著只有那些能夠維持高強度研發投入、不斷迭代模型的廠商才能在產業鏈高端生存，這反過來推動了智能經濟、詞元服務的進步。

三、詞元服務是知識服務在智能時代的新形態

詞元服務本質是智能服務，是知識服務在智能時代的新形態。

（一）詞元服務與傳統知識服務的比較

知識從不可分割的整體變為可自由組合的碎片。在傳統知識服務中，知識通常以“整塊”的形式呈現——一本教材、一次咨詢、一場培訓、一份研究報告。用戶如果需要其中某一部分知識，往往不得不為整套服務付費，造成資源浪費和使用不便。詞元服務打破了這一格局，知識被拆解為獨立的、具有完整語義邊界的詞元。用戶通過大模型，根據自身需求，大模型像搭積木一樣自由選擇和組合詞元，形成了用戶的答案。這類似工業生產中的標準化組件與組件的可互換性，大幅提升了知識資產的利用效率。

知識的可計量性通過詞元得以實現。在傳統知識服務中，知識的“量”是模糊的。一本教材的價值是多少？一次咨詢的“知識含量”有多大？這些問題難以回答，導致定價缺乏客觀依據，用戶只能主觀比較不同服務的性價比。詞元服務通過詞元的計量，可以近似地衡量一次知識服務的規模。如同電力有“千瓦時”這個計量單位，詞元就像知識經濟中的“智能電表”，用戶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購買了多少知識量，供應方也可以精確地知道自己的產出量。先有數量，才有質量。

知識的價值通過詞元得以流轉和分配。在傳統知識服務中，知識服務的價值高度依附于專家個人。一位律師的知識和經驗無法直接轉讓給另一位律師，一位醫生的臨床判斷也無法輕易復制給另一位醫生。智能時代的詞元服務改變了這一局面。目前的“某某專家skill”和“某某員工蒸餾”現象，就是在試圖解決知識轉移的問題。不論這種做法是否存在法律問題，但其核心技能或專業能力被數字化了，也就可以詞元進行核算和交易。這創造了知識資產新的流動性，使得知識可以在市場中自由流轉，極大地提高了知識資源的配置效率，也為知識價值實現和分配創造了條件。

（二）傳統知識服務在智能時代的新變化

傳統知識服務以“人腦”為唯一智力來源、以“專家時間”為稀缺資源，其供給彈性天然受限。智能時代的詞元服務憑借大模型對知識的原子化處理與自動化交付，在多個維度形成了對傳統模式的改變或替代，這一過程呈現出清晰的梯度演進特征。

第一，標準化、結構化程度最高的知識服務領域最易替代。在法律條款檢索、稅務規則查詢、醫療指南問答、技術文檔解讀等場景中，知識本身具有明確的邊界和穩定的邏輯結構，傳統上依賴人工逐條查找、比對和解釋。詞元服務可以將這些知識預先編碼為可調用的詞元庫，用戶只需輸入問題即可在秒級獲得精準答案，且不受時間、地點和專家精力的限制。這類服務的邊際成本趨近于零，而傳統人工模式的成本剛性上漲，替代的經濟驅動力十分顯著。麥肯錫的報告指出，結構化、例行化工作占比更高的國家，自動化潛力通常更高，這種替代在標準化知識服務領域最為直接。事實上，當前法律AI助手、智能稅務顧問等產品的快速普及，已經印證了這一趨勢。

第二，半結構化、中等復雜度的知識服務領域形成人機協同模式。在管理咨詢、技術經紀、知識產權分析、市場調研等工作中，知識既有標準化成分（如行業數據、法規條文），也有需要一定判斷力的分析環節。詞元服務通過“人機協同”模式改變服務生產方式。信息檢索、數據整理、初稿生成、方案列舉等基礎性工作由AI完成，人類專家則聚焦于關鍵判斷、價值權衡和最終決策，并通過與AI的互動來完善結果。正如張東剛教授所分析的，人工智能正在“革新認知方式，變革知識生產”，它并非替代研究者的理論思維，而是作為“認知伙伴”，在人機協同中拓展思維的廣度與深度。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知識服務的成本結構被重構——基礎版本可由詞元服務自動交付，實現低價普惠；需要更有針對性的、更準確的、更實用的結果，則需要人機深度協同，或由更智能的智能體協助完成。

第三，高創造性、強依賴人類判斷力的知識服務也需要AI的輔助。在戰略研判、復雜訴訟、原創研發、藝術策展等頂級知識服務中，人類的情感洞察、價值選擇、審美判斷和道德直覺仍然不可替代。詞元服務在這些領域并非完全替代，而是扮演“認知放大器”的角色。陳玉宇教授指出，當機器承擔越來越多可復制的認知勞動，人類不可復制的局部知識、關系能力、判斷能力和責任能力，反而會變得更加重要。在最頂級的創造性工作中，傳統知識服務中大量“低端重復性勞動”（如文獻綜述、案例匯編、數據可視化）已被詞元服務接管，專家得以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真正需要智慧的創造性工作中。正是因為有了詞元服務，專家的智慧和能力才會被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

（三）知識服務的新形態實質是服務范式的躍遷

傳統知識服務遵循“專家—客戶”的點對點模式，知識流動是單向的、稀缺的、昂貴的。詞元服務則將知識從“人力資本”轉化為“數字資產”，使其具備可復制、可交易、可迭代的屬性。這一轉變使得知識服務的供給從“手工作坊”走向“智能工廠”、從“稀缺品”走向“公共品”。正如蒸汽機替代了體力勞動、計算機替代了重復性腦力勞動，大模型與詞元服務正在替代中等復雜度的知識勞動，從而將人類從繁瑣的信息處理中解放出來，專注于更高層次的創新與價值創造。

即使知識服務在智能時代實現了服務范式的躍遷，但是，這也不會導致傳統知識服務的消亡。那些依賴深度人際信任、情感共鳴和倫理判斷的服務，如心理治療、高端私人顧問、跨文化談判等，仍將長期存在，但它們也將借助詞元服務提升自身效率。總體而言，傳統知識服務中凡是可標準化、可程序化、可度量的部分，都將被詞元服務漸進替代；而那些不可替代的部分，將在人機協同中獲得新的生命力。這一替代過程，正是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四、詞元經濟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

詞元經濟體現的是詞元及詞元服務的價值，詞元的價值也是通過詞元服務來實現的。詞元經濟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詞元服務推動服務業在質量、效率、動力三個方面發生變革；二是詞元經濟自身也成為服務業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三是詞元經濟對整個服務業發展起到支撐作用。

（一）詞元服務推動服務業的“三變”

服務業高質量發展需要突破三個核心瓶頸。一是質量不穩定，傳統知識服務高度依賴專家個人經驗，服務水平因人而異、因時而異，“非標”問題長期無解；二是效率提升緩慢，知識服務受限于專家時間和精力，供給彈性極低，人力成本剛性上漲而生產率難以同步提升，即“鮑莫爾成本病”；三是創新動力不足，知識創新的門檻高、回報周期長，大量潛在的知識生產者被排斥在創新體系之外，全社會知識供給的總量和多樣性受限。而詞元經濟的獨特屬性恰好可以破解這三個瓶頸，帶來了服務業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

第一個變化是質量變革。在數據端，詞元化結果并非唯一，不同模型得到的結果可能不同；在服務端，完成相同任務所用詞元的數量可能不同，完成任務的質量也可能不同，這都關系到詞元的質量評價。如果每個詞元都有明確的質量標簽，用戶則可以像選購商品一樣選擇知識服務。要實現這樣的質量變革，需要建立一套詞元質量評價標準、詞元溯源體系和第三方質量認證機構。這對詞元經濟來說，是一種結構性變革，能夠把詞元服務引向可評價的高質量發展道路。但是，過度標準化可能導致服務的同質化，削弱個性化與創造性；質量標簽可能被操縱或濫用，這對標準的制定和質量的認證提出了高要求。

第二個變化是效率變革。基于大模型的快速發展和完善的人工智能產業體系，大幅縮短了詞元服務的交付時間，無論是首字時延，還是每秒字數，效率都在提高。傳統需要數天的咨詢報告，現在可縮短至幾分鐘，服務業的生產率大幅提升。要實現這樣的變革，需要模型的不斷迭代進步，還需要跟上需求的算力基礎設施，以及越來越成熟的智能體和與之相匹配的高效接口協議。但是，高度的自動化交付減少了人際互動，可能影響服務體驗和信任建立。同時，更要重視底層算力基礎設施的穩定性和人工智能芯片的自主可控性。

第三個變化是動力變革。通過詞元的開放生態與激勵機制，激發全社會知識創新活力。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詞元的生產者，形成“萬眾創新”的新格局。這需要建立起詞元經濟價值循環體系，促進更多的靜態數據詞元化，發展開放的詞元交易平臺，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這對整個經濟社會來說是一種系統性變革，實現了創新主體的范圍從少數專家向全體社會成員的擴展，創新模式從“精英驅動”轉向“大眾驅動”。為此，需要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要更加適應智能社會的需要。

這三條路徑相互支撐，構成一個完整的閉環：質量變革建立信任基礎，效率變革降低交易成本，動力變革注入持續活力。

（二）詞元經濟自身是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服務業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科技服務業是重要的生產性服務業。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服務業知識化的趨勢也日益顯著。生產性服務業與科技服務業則是服務業支撐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重要細分行業。

詞元經濟是高階的知識服務業，也是高端的生產性服務業與科技服務業。由服務業到知識服務業，再到詞元經濟，是知識化演化遞進的關系。發展詞元經濟本身就是在發展高端服務業，同時也為生產性服務業、科技服務業的高端化發展以及生活性服務業的擴能提質提供了重要機遇。

詞元經濟體現的不僅是詞元本身的交易，還包括上游的算力硬件、算法調度、語料供給，以及下游的醫療、法律、教育、金融、制造等知識密集型場景的應用落地，其輻射產值遠超詞元計價的直接規模。在上游，涉及到硬件制造業，很多的產業形態還是屬于服務業范疇。在下游，詞元經濟將從通用問答場景向專業服務場景深度滲透，主要的產業形態都是服務業。所以，詞元經濟自身將成為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通過前述中關于詞元服務與傳統知識服務的內容，看出詞元經濟對傳統服務業的影響是一種“梯度替代+深度融合”的復雜關系。在標準化知識服務方面，對于法律條款檢索、稅務規則查詢、醫療指南問答、技術文檔解讀等結構化、標準化程度高的知識服務，詞元服務會顯著替代傳統的人工咨詢服務。在這類服務中，詞元經濟是替代者；在高創造性知識服務方面，對于戰略研判、復雜訴訟、原創研發、藝術策展等依賴人類判斷力、審美力、價值選擇的高階知識服務，詞元經濟并非替代，而是協同者。在這類服務中，詞元經濟是放大器；在兩類服務的中間地帶方面，對于管理咨詢、技術經紀、知識產權服務等介于標準化與創造性之間的知識服務，詞元經濟會帶來服務分化現象。這一分化重構過程，也正是生產性服務業從低端向高端升級的具體過程。

（三）詞元經濟對其他服務業的支撐作用

詞元經濟通過“詞元經濟特征→服務業關鍵環節變化→高質量發展成效”的傳導鏈條，引發了服務業的質量、效率和動力三大變革。同時，傳導鏈條在三個層面形成了詞元經濟對服務業的支撐作用。

第一步：詞元經濟特征決定服務業的底層邏輯。詞元的非競爭性、可復制性、邊際成本遞減等特征，決定了知識服務可以突破傳統的人力瓶頸和規模限制。詞元的模塊化屬性，使得知識可以被拆解、重組和自動化交付。

第二步：服務業關鍵環節發生根本性變化。在生產環節，知識從“專家頭腦中的隱性經驗”變為“系統中的顯性詞元”，生產主體從“單一專家”變為“人+AI雙主體”。在匹配環節，從“用戶尋找專家”變為“算法匹配詞元”，信息不對稱大幅降低。在交付環節，從“面對面或長周期交付”變為“瞬時自動化交付”，響應速度極大提升。在質量環節，從“依賴個人聲譽”變為“可追溯可驗證的質量標簽”，標準化程度顯著提高。

第三步：高質量發展成效得以實現。對照前文對高質量發展的界定，詞元經濟在三個維度上均有顯著貢獻：在“更高效”維度，服務交付周期從天級縮短到分鐘級，單位成本大幅下降。在“更公平”維度，高質量知識服務的價格從“高不可攀”降到“人人可及”，普惠性顯著增強。在“更可持續”維度，詞元在使用中不斷優化、組合、衍生，實現價值增殖，避免了傳統知識服務“一次性消費”的資源浪費。

在上述傳導機制的基礎上，詞元經濟對服務業的支撐作用集中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推動服務業從“傳遞”走向“共創”。傳統服務業中知識流動是單向的，詞元經濟將其升級為雙向的知識共創。詞元在使用中被不斷優化、組合、衍生，使生產性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從“知識搬運工”轉變為“知識煉金師”，在服務過程中持續創造新價值，使服務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從“輸血”升級為“造血”。

第二，重構服務業的生產方式。詞元經濟將知識從依附于個人的“人力資本”轉化為可復用、可交易、可迭代的“數字資產”，服務能力不再受制于專家的時間與精力。服務業的生產率因此大幅提升，成本結構與商業模式發生根本性改變，為破解生產性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最后一公里”梗阻提供了系統性方案。

第三，雙主體雙智力賦能實體經濟全鏈條。人與AI的雙主體、雙智力協同，使專家得以聚焦戰略研判、技術攻關等高價值工作，而將標準化知識工作交由AI處理。這一機制貫穿制造業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人才培養各環節，詞元經濟通過賦能生產性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還有力支撐了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五、結論

第一，詞元是理解智能時代經濟的新鑰匙。詞元作為文化和知識在計算機領域表達語義的最小單位，使知識第一次具備了可計量、可交易的基本屬性。詞元經濟作為以詞元為核心要素的經濟形態，不是對數字經濟的簡單補充，而是其深化形態。它通過將知識從“人力資本”轉化為“數字資產”，實現了知識價值的精確度量與流通分配，從根本上改變了知識的生產方式、交付模式和定價邏輯。

第二，詞元服務是知識服務在智能時代的新形態。詞元服務是大模型提供文化和知識服務的簡稱，它通過模塊化生產、智能化匹配、自動化交付，為用戶提供精準的知識解決方案。與傳統知識服務相比，詞元服務使知識服務從“手工作坊”走向“智能工廠”，從“稀缺品”走向“公共品”。

第三，詞元經濟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清晰而有力。詞元經濟通過“詞元經濟特征→服務業關鍵環節變化→高質量發展成效”的傳導鏈條，推動服務業在質量、效率、動力三個方面發生變革，并在三個層面形成對服務業的支撐作用。

總之，發展詞元經濟是開創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的關鍵。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續。詞元經濟通過知識資產化，改變了傳統服務業的生產方式，服務業的生產率大幅提升，從根本上改變了服務業的成本結構與商業模式。這對于推動知識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科技服務業的擴能提質，對于解決從實驗室到行業應用的“最后一公里”梗阻，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詞元經濟是智能時代賦予我們的新機遇，它正在深刻改變服務業的面貌，為此應該抓住機遇，為開創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提供強勁動力。

（作者單位：陳波，中國經濟時報社；葛新權，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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