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8.5萬座水庫：歷史遺產敲響警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鄭寧】

近日，臺風“美莎克”引發的持續強降雨，在廣西造成了嚴重的水庫險情。7月6日上午，建成于1960年的中型水庫——六藍水庫發生漫堤缺口，壩體坡面坍塌，庫水傾瀉而下。

這場災害將人們的目光再次引向那些平日里默默無聞，卻已經使用了數十年之久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水庫？是否潛藏著類似的風險？我們應當從歷史中汲取哪些教訓？

7月6日，受2026年第10號臺風“美莎克”影響，廣西南寧橫州市六藍水庫、云表水庫出現漫頂及缺口情況，賓陽縣六旺水庫出現漫壩情況。

星羅棋布：中小水庫構筑的“水利底盤”

談及中國水利事業，首先要正視一個基本事實：新中國的水利建設，尤其是水庫建設，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工程壯舉。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有水庫1200余座，數字看似不少，但置于廣袤的國土之上，實際極為有限；無論是支持工農業生產，還是預防減輕災害，都很難發揮成效。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全國發生大面積水災，20多個省的354個縣市、4450萬人受災，尤以長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西江災情最為嚴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修水利，防洪抗旱”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寫入了《共同綱領》。

此后的水利建設進入了快車道，伴隨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等偉大號召，1949年至1957年間，全國新建大中小水庫1079座，新建成的大、中型水庫已遠超建國之前，而這還只是開始。1958年至1965年，水庫建設出現“井噴”，8年間新建45410座，六藍水庫便誕生于此時。至1976年底，全國水庫已達85400多座，是建國前的70倍。

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無論是水庫的類型、數量及高壩數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徹底扭轉了舊中國水利基礎薄弱的局面。根據2023年全國水利發展統計公報，我國已建成各類水庫94877座，應該說，建國前三十年的建設奠定了中國水利工程體系的基礎格局。

位于安徽省霍山縣佛子嶺鎮境內的佛子嶺水庫連拱壩，被稱為“新中國第一壩”。荔枝新聞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龐大的水庫家族中，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型水利工程其實只占很少的數量比重。在1976年之前建成的八萬五千多座水庫中，小型水庫占比超過九成，大型水庫占比不足1%。小型水庫雖然單體庫容小，但遍布全國鄉村，在攔蓄洪水、農業灌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根基性作用，許多至今仍是農業穩產的重要保障。

然而，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工程，更何況是五六十年前的產物。這些水利遺產在持續發揮效益的同時，其風險與隱患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沉重的代價：成就伴隨的失敗與教訓

在1958至1965年的水利建設“井噴期”，中國水利工程的建設速度可謂史無前例。八年時間里，全國修建了45410座水庫，僅大型水庫就達到了210座，其中包括著名的密云水庫、新安江水庫等工程。這樣的成就理應載入史冊，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速度也和“大躍進”等時代背景不無關系。受特定歷史條件影響，不少工程存在規劃不合理、施工不達標的問題，甚至出現“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做法。這些倉促上馬的工程，在后來的運行中也付出了沉重代價。

以當下人們關注的廣西水利為例，1958年興建的昭平水電工程，在河流規劃尚未完成時便急于動工。但工程規劃設計存在嚴重問題，尤其是淹沒損失過大，包括陽朔、平樂兩座縣城，全國聞名的風景區陽朔也在其中。該工程于1961年停建下馬，造成經濟損失2300多萬元。

再如下橋水電站，其失敗教訓更具時代特色，在特殊年代采取了“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辦法，最終施工受困于巖溶滲漏等地質問題，被迫于1972年停工，后將高壩方案改為低壩，造成經濟損失1700萬元。類似的失敗案例不只出現在廣西，當時最廣為人知的當屬三門峽水庫。

作為治理黃河的重點工程，當時的決策過于信賴蘇聯專家的意見，忽視了基于黃河泥沙規律提出的反對意見。水庫蓄水后，泥沙迅速淤積，渭河河床抬高形成“懸河”，造成嚴重生態后果。三門峽工程被迫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進行兩次改建，成為新中國水利史上代價沉重的一課。

資料圖：三門峽水利樞紐（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如果以上這些案例還主要是經濟與環境層面的損失，關乎人命的災難也并非沒有。最為慘痛的是1975年8月河南“75·8”特大暴雨潰壩事件。在國際編號7503，即1975年太平洋第3號臺風的影響下，駐馬店地區3天的降雨量達1605.3毫米，6小時降雨830.1毫米，1小時最大降水量189.5毫米，最后一個數據直到2021年7月20日才被鄭州特大暴雨刷新。

作為這場災難的關鍵節點，潰壩的板橋水庫是上世紀50年代治淮工程的樣板。在講究“人定勝天”的年代，這座大壩被寄予眾望，有“鐵殼壩”的說法。但客觀規律并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板橋水庫設計最大庫容4.92億立方米，而承受的洪水總量達7.012億立方米。8月8日凌晨，未及泄洪的板橋水庫垮壩，7億立方米洪水傾瀉而下。短短數小時內，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及數十座中小水庫相繼垮壩，釀成了新中國水利史上最慘痛的事故，也是損失最大的事故。

從歷史到當下：隱患猶存，人為施策必不可少

每當重大水災發生，常有人追問：那些“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標準的大壩，為何沒能守住？比如廣西六藍水庫，據傳已經完成了“百年一遇”標準的修復，但如今依然出現了重大險情。

這里有必要澄清“百年一遇”的科學含義。它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一百年才發生一次”，而是指在任何一年中，發生達到或超過該標準洪水的概率為1%，按照概率計算，100年內至少發生一次的概率為63.4%，發生兩次的概率也有18.5%。

而且，“百年一遇”的標準本就是持續變化的，氣候變化正在改變極端天氣的發生頻率，過去“百年一遇”的極端事件，如今可能變為“五十年一遇”甚至更頻繁。諸如2021年河南“7·20”暴雨中，鄭州1小時201.9毫米的降雨量，以及此次廣西六藍水庫庫區490毫米的累計雨量，都遠超當地的“百年一遇”標準。

值得一提的是，新聞往往給人們造成認知錯覺。我國地域廣闊，流域眾多，各地的水文環境不同、災害標準也不同。在新聞報道中，只要一個地方發生了“百年一遇”洪水，就會給人一種“百年一遇又來了”的感覺；類似新聞多了，自然就產生了“百年一遇年年有”的錯覺。

或許人們還有疑問，既然“百年一遇”不保險，為什么不能提高到“千年一遇”？需要客觀承認的是，水利工程終究是要衡量經濟性的。提高標準自然更有利于減災，但也意味著巨大的成本投入。在安全與成本之間，任何工程都只能防御某個合理級別的洪水。

具體到我國的現狀，需要考慮的不只有新建更高等級的大壩，而是如何維護數以萬計的“老壩”。當前我國約80%的水庫建于1980年以前，許多已進入“高齡”階段。受限于當年的建設條件，“重建輕管”現象普遍，大壩監測設施不完善。許多水庫存在壩體滲漏、設備老化、防洪標準偏低等問題。特別是數量最多的小型水庫，多由鄉鎮、村組管理，普遍存在管護機制不順、技術力量薄弱、經費不足等痛點。水庫超汛限水位運行、違規調度等問題也時有發生。

針對這些問題，國家已采取系統性措施。比如水利部與國家發改委聯合印發《全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實施方案（2025—2027年）》，計劃三年內對200余座大中型和4800余座小型水庫實施除險加固。但大眾也需要清醒認識到，即便所有水庫都完成加固，危險也仍然存在。一方面，防洪是一個系統工程，一條堤防再堅固，如果某個薄弱環節出問題，整個防線都可能崩潰。面對數以萬計的水庫“遺產”，除險加固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過程，需要持續的技術創新和大量的資金投入。

另一方面，即便得到加固，水庫也無法完全避免超標準洪水的沖擊。以此次潰壩的六藍水庫為例，這座以灌溉和供水為主要功能的水庫，遭遇了遠超設計極值的洪水。

廣西洪災，多方救援，中國安能集團通過動力舟橋轉移師生。中新網 陳浪 攝

在“工程措施”無法覆蓋的極端情形下，人為因素便成為決定性防線。相較于不可控制的臺風，人為預防與應對顯得更有意義。在1975年板橋水庫的災難中，預警信號未能有效傳達、群眾未能及時疏散等問題加劇了損失。而此次六藍水庫潰壩前，大部分群眾或是得到了警告，或是得以疏散轉移，有效降低了損失。

時至今日，氣象預測、通訊指揮等技術手段已今非昔比。我們完全有能力在災害來臨前做出更及時、更科學的研判與決策。六藍水庫的潰口，既是對老舊工程的一次警示，也是對人為應對能力的一次檢驗。

面對未知的天災，倘若能更早做出預判，無論是下泄庫容還是疏散群眾、專業財產，都能夠做得更好。從被動搶險走向主動防控，從依賴工程設防走向預測和消解災害損失，或許這才是應對數以萬計水庫“遺產”挑戰的理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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