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訪談｜楊宜勇：推動教育實現“系統提質”與“精準適配”的根本性轉變

——訪全國服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二級研究員楊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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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周子勛

日前，國務院印發《教育發展“十五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全國服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二級研究員楊宜勇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規劃》立足人口結構性變化與人工智能顛覆性影響的時代背景，對教育、科技、人才進行系統性制度重構，其核心宗旨在于推動教育從“規模擴張”向“系統提質”與“精準適配”根本性轉變。

《規劃》的“破局”定位與時代變量

中國經濟時報：《規劃》明確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質量教育體系，并首次將“人口結構變化”與“人工智能顛覆性影響”作為貫穿全程的兩大變量。這一“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定位，對于“十五五”時期破解教育供給與經濟社會需求錯配的結構性矛盾，有何戰略意義？

楊宜勇：“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定位是《規劃》最具標志性的思維轉變。過去的教育規劃更多聚焦于教育系統內部的規模擴張與質量提升，而此次《規劃》的獨特之處在于其是在人口發生結構性變化的背景下制定的第一個五年教育規劃，并且首次將視野拓展到全教育領域的資源優化配置。其戰略意義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從“被動應對人口波動”轉向“前瞻性資源配置”。“十五五”時期，我國學齡人口呈現梯次變動、錯位達峰、區域分化的復雜特征。學前和小學階段生源持續減少、學位富余，而初中學齡人口于2026年達峰，高中于2029年達峰，高等教育預計在2032年達峰。這種“排浪式”波動對教育資源造成巨大的時空錯位壓力。為此，《規劃》部署了“完善適應學齡人口變化的教育資源前瞻布局”，包括增加普通高中學位供給、推動高等教育提質擴容、“雙一流”高校本科擴招10萬人以上、推動師資合理流動、結合實際推進小班化教學等舉措。這標志著教育資源配置從“被動應對”走向“主動預判”。

第二，從“技術輔助教學”轉向“全方位思考AI重塑教育”。AI不再是簡單的教學工具，而是可能顛覆傳統知識傳授體系的結構性力量。《規劃》明確提出“推進教育數智化變革”，這意味著AI對教育的影響已被提升至重塑人才培養目標、教育評價范式乃至教育底層邏輯的高度來審視。

第三，從“教育內部循環”轉向“服務國家戰略全局”。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求，不僅是教育自身的提質，更是教育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能力。這就要求教育供給必須精準對接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的需求，從“有什么教什么”轉向“國家需要什么、產業缺什么就培養什么”。

“一體推進”的制度創新

中國經濟時報：《規劃》特別強調“強化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協同”。“十五五”時期，如何通過具體的制度設計打破過去存在的“碎片化治理”格局，真正實現科技自主創新與人才自主培養良性互動？

楊宜勇：協調機制的構建是基于制度經濟學的系統重構，其核心是通過“制度供給”降低跨部門協作的交易成本，借鑒“整體性治理”理論打破“碎片化治理”格局。“碎片化治理”是長期困擾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三個領域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存在政策壁壘，導致資源配置效率折損。《規劃》在此方向上的制度創新可以從三個維度理解。

一是頂層設計的“系統集成”。《規劃》要求建立健全一體推進的協調機制，強化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這不再是簡單的聯席會議制度，而是要建立“政策接口”評估機制，識別不同領域政策間的沖突點，形成具有協同效應的“政策包”。

二是評價機制的“范式轉換”。破除傳統“四唯”評價（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評價體系。這本質上是一次人力資本定價機制的革新，將學術貢獻、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納入同一套評估框架，打通“學術評價”與“市場驗證”之間的隔閡。

三是人才培養與科技攻關的“閉環設計”。通過實施“急需學科超常布局行動”，建立“學科—產業”適配度評估體系，讓人才培養的前端（教育）與科技攻關的后端（產業需求）實現動態聯動。只有當科技攻關的卡點堵點能即時反饋為人才培養的重點方向時，科技自主創新與人才自主培養的良性互動才能真正成立。

高校的“分類”與“分層”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規劃》提出推進“雙一流”建設、啟動高水平應用型本科高校“雙優”建設、加快職業教育“新雙高”建設這三條并行的路徑。這是否意味著國家正在構建一個不再單純以層次論高低，而是以功能定位論英雄的高等教育新體系？在您看來，這三類高校在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中，應如何實現錯位競爭與協同支撐？

楊宜勇：這正是《規劃》在高等教育領域最核心的改革思路--從“分層發展”走向“分類發展”。這并非簡單地在不同層次間劃線，而是構建一個功能定位清晰、各安其位、各展所長的高等教育新生態。三類高校的定位與協同關系如下。

首先，關于“雙一流”高校，其核心定位是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主陣地、基礎研究主力軍、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關鍵目標是聚焦優勢學科和戰略急需適度擴大范圍，新增面向戰略必爭領域的高校和學科，服務面向國家重大戰略和原始創新。

其次，關于“雙優”高校，即高水平應用型本科高校，其核心定位是培養高水平應用型人才，在應用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上發揮作用，關鍵目標是建設約200所高水平應用型本科高校，建設優質特色學科專業，服務面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最后，關于“新雙高”高校，即職業教育，其核心定位是培養大國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關鍵目標是建設100個左右國家市域產教聯合體、20個左右國家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以及60所左右高水平高職、160個左右高水平專業群，服務面向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

這一分類發展格局的深遠意義在于：讓每一類高校都有成為“一流”的制度通道。研究型高校在原始創新和基礎研究領域沖刺世界前沿；應用型高校扎根區域產業，成為技術轉化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技能型高校深度融入行業，成為高技能人才的“蓄水池”。三者形成縱向的“人才成長鏈”與橫向的“產業服務網”，共同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教育資源的“前瞻性配置”

中國經濟時報：“十五五”時期，學齡人口呈現梯次變動、錯位達峰的復雜特征。《規劃》首次對“教育資源前瞻布局”進行專章部署，提出要推動師資合理流動，并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這其中的“舍”與“得”如何權衡？特別是在化解高中學位高峰與應對未來生源收縮的“時空錯位”上，關鍵突破口在哪里？

楊宜勇：這是一個典型的“時空錯位”難題，我們既要應對當下高中學位高峰的燃眉之急，又要為未來生源收縮后的資源過剩進行前瞻布局。其得舍核心的權衡在于“短期的增量補充”與“長期的存量優化”之間尋找動態平衡。

“得”在于提質增效的機遇。當特定學段生源達峰后，將迎來推進小班化教學、提升生均資源占有水平的戰略機遇。這不僅意味著每個學生獲得更多關注，更意味著師資隊伍可以在“余缺調配”中實現結構優化，推動“集團化辦學”和師資的跨校、跨地區流動，從根本上促進教育均衡發展。

“舍”在于打破固化配置的決心。必須舍棄過去“按生均定額、按行政區劃”配置資源的慣性思維。《規劃》明確要求因地制宜加強閑置校舍跨學段調整，推動師資合理流動和余缺調配。這意味著未來可能出現小學富余教師通過培訓轉崗至幼兒園或初中，閑置的小學校舍改造為社區教育中心或老年大學。

關鍵突破口在于“預警機制”與“彈性供給”。《規劃》提出建立健全學齡人口預測預警機制。通過精準的人口預測，為高中階段擴大學位供給提供決策依據；同時，在人口凈流入城鎮和基礎薄弱地區擴大學位供給，在人口流出地區則推動資源向“提質”方向轉化。核心原則是：資源隨人走，供給隨需變。

“數智化變革”的深水區挑戰

中國經濟時報：面對人工智能的顛覆性影響，《規劃》部署了“推進教育數智化變革”。這一變革的深水區在哪里？是僅僅停留在教學手段的數字化，還是涉及對傳統知識傳授體系、能力培養目標乃至教育評價范式的結構性重塑？

楊宜勇：正如我們前述討論所揭示的，AI對教育的影響遠不止于“教學手段的數字化”。《規劃》將其與人口結構變化并列為核心變量，本身就意味著它被視為一個需要從教育底層邏輯上進行結構性重塑的力量。深水區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挑戰。

第一層，知識傳授體系的重構。當AI能高效完成知識檢索、信息整合甚至基礎創作時，傳統以“知識灌輸”為核心的教學模式面臨根本性沖擊。教育必須從“教知識”轉向“教能力”--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復雜問題解決能力、人機協作能力等AI難以替代的素養。

第二層，人才培養目標的升級。《規劃》強調“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這意味著人才培養必須面向AI時代的新產業生態。教育的產出不再是“標準化的知識容器”，而是能夠駕馭AI工具進行創新創造的復合型人才。

第三層，教育評價范式的重塑。當AI能夠輔助甚至替代完成標準化考試所測試的內容時，傳統的“一考定終身”評價模式將面臨解構風險。《規劃》所推動的“以貢獻為導向”的評價改革，正是在為未來教育評價尋找新的錨點--從“記住了多少”轉向“能解決什么真實問題”。

改革的“硬骨頭”與落地保障

中國經濟時報：《規劃》提出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完善戰略性投入機制等6方面改革任務。“十五五”時期，深化綜合改革最難啃的“硬骨頭”是什么？為了確保15個重大項目不折不扣地落地見效，需要警惕哪些執行層面的風險？

楊宜勇：綜合來看，最難啃的“硬骨頭”是評價體系的范式轉換與現有體制慣性的沖突。破除“四唯”雖然方向明確，但在實際操作中面臨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高校排名、職稱評審、項目申報等核心機制長期以論文、獎項等為核心指標。建立“多維評價矩陣”需要學術共同體、用人單位、產業界形成新的共識和標準，這并非出臺文件就能解決，需要制度設計和執行層面的持續博弈。

需要警惕的執行風險主要有三點。

一是“一體推進”流于形式。教育、科技、人才分屬不同系統，各自有獨立的考核指標和利益訴求。如果缺乏真正強有力的統籌機制和剛性約束，“協調機制”可能退化為“通報會”，無法觸及深層的資源配置和政策協同。

二是“增量投入”掩蓋“結構矛盾”。如果只是簡單擴大招生規模或增加經費投入，而不推動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師資隊伍優化和評價機制改革，新增資源可能被舊有體制“消化”，無法真正轉化為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和創新能力的躍升。

三是技術應用脫離教育規律。在推進數智化變革時，如果過度追求技術形式而忽視教育本質--人的成長，可能造成“工具凌駕于目的”的異化。AI應服務于因材施教和個性化培養，而非淪為“數字監控”或“標準化流水線”的升級版。

關于確保落地的關鍵抓手，《規劃》要求構建規劃監測評估體系，建立高水平專家咨詢隊伍，定期檢視實施進展。同時，15個重大項目配套了明確的時間表和量化目標，例如“雙一流”高校本科擴招10萬人以上、建設200所左右“雙優”高校等，這些“硬指標”為執行提供了可檢驗的標尺。真正決定改革成敗的是，能否在制度設計上實現激勵相容，在執行層面實現上下貫通。

總 監 制丨楊玉洋 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審 核丨王小霞 編 輯丨陳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