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統一后，臺灣究竟會改叫什么名稱？85歲的“老將”王建煊，早在多年前就已給出權威解答

臺灣到底叫什么

2005年春天，臺北中正紀念堂附近的咖啡店里，一位剛退役的老兵在翻看地圖時忽然愣住了。那是一張從大陸帶回來的新版中國地圖，上面清清楚楚地標注著“臺灣省”。他盯著那三個字看了好一陣，旁邊一個年輕人湊過來掃了一眼，隨口說了句：“臺灣省？我們這里早就不叫省了。”老兵沒有接話，只是把地圖慢慢折好放回包里。他們倆都沒有繼續聊下去。

這種沉默在臺灣很常見。名字這件事太敏感了，敏感到很多人寧愿假裝它不存在。但名字從來不只是名字，它是一個地方和它上面的人怎么定義自己、怎么被定義的根本問題。2023年，一個在臺灣政壇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老人偏偏就把這個問題端上了臺面。他叫王建煊，八十五歲，前臺灣財政部門負責人，前監察機構負責人。他在那年宣布參選臺灣地區領導人，提出的核心政見只有一條：和平統一。他還給統一后的臺灣取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名字——“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特別行政區”。這個名字又長又拗口，但它像一把刀，把多年來圍繞臺灣名稱的那層模糊的紗簾一刀劃開了。

臺灣的名字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次更名的背后，都站著一個試圖定義它的人或政權。

三國時期，吳國的孫權派將軍衛溫和諸葛直率船隊東渡，抵達一片當時中原人不太了解的島嶼。船隊和島上的原住民發生了沖突，帶回來幾千名土著居民。吳國將領沈瑩在《臨海水土志》中記載下了這次遠航，把那個地方叫做“夷洲”。“夷”這個字在古代漢語里通常指代中原以外的異族地區，這個命名本身帶著明顯的“他者”視角。

到了隋唐，史書中開始出現“琉球”的稱呼。當時的“琉球”是一個很寬泛的地理概念，覆蓋了從今天沖繩到臺灣的一大片海域和島嶼。隋煬帝曾經三次派兵征討“琉球”，那時的航海技術有限，方向偏了是常有的事，誰也不知道他們真正到達的到底是哪座島。但這個叫法一直斷斷續續地沿用到宋元時期，反映了中原王朝對東南海域持續的關注，只是精度還不夠。

大航海時代給臺灣帶來了第一個真正全球性的名字。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航海家從澳門出發前往日本，在途經臺灣島時，從甲板上望見島上蔥郁的山脈和海岸線。他們被這幅景色打動了，在海圖上把這座島標注為“Ilha Formosa”——美麗之島。荷蘭人在臺灣南部建立了熱蘭遮城，用“Formosa”這個名字跟歐洲各國做生意、簽條約。這個名字在歐洲地圖上流傳了三百多年，至今有些西方文獻仍然會用它來指代臺灣。

與此同時，明朝的官方文書里則用的是更接地氣的叫法：“東番”“小琉球”“大員”。“大員”這兩個字最有意思，它本來是臺南一帶原住民社群的名稱音譯，后來慢慢演變成了對整個島嶼的泛指。閩南語的發音和漢字寫法幾經流轉，“大員”變成了“臺灣”。到清朝康熙年間施瑯收復臺灣之后，清廷正式設立臺灣府，歸福建省管轄。1885年，臺灣單獨建省，“臺灣”這兩個字第一次以省級行政區的名義固定下來。關于“臺”字的來源有好幾種說法，一種是指臺南的臺江內海，另一種是原住民語“Taian”的音譯。“灣”倒是很直觀，就是形容這座島嶼天然形成的海灣地貌。

甲午戰爭清朝戰敗，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五十年殖民時期，日本人推行“皇民化運動”，改地名、改姓氏、改語言，但“臺灣”這個名字在民間一直頑強地保留著，沒有被人為替換掉。1945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回到中國版圖，“臺灣省”的行政名稱一直沿用到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后的幾十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臺灣的法律文書和地圖上都寫著“臺灣省”，但同時在國際場合又常常被稱為“臺灣地區”，在政治話語中又往往把“臺灣”和“中華民國”綁在一起使用。三種不同層級的指稱混在一起，形成一個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就是后來所有爭議的溫床。

王建煊出生在1938年，安徽合肥。他出生的那一年，抗日戰爭正打到最慘烈的階段，武漢會戰剛剛結束，整個中國被戰火撕成好幾塊。他的父親在國民黨軍隊里做文職上尉，主要管后勤和文書。1949年，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王家跟著撤退的人潮渡海到了臺灣。那一年王建煊十一歲，一個安徽小孩忽然變成了“臺灣居民”。

他在臺灣讀完了中學，考入成功大學會計統計系。他這人一輩子跟數字打交道，思維是典型的財政官僚式的——先把賬算清楚再說。1961年大學畢業后，他考進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1965年拿到碩士學位。緊接著1971年，他去了美國哈佛大學進修國際賦稅計劃，那一年他三十三歲，正是吸收能力最強的時候。在哈佛，他系統性地學習了現代稅收管理和財政政策工具，也第一次把臺灣放在全球經濟的坐標系里觀察。這次學習經歷對他后來的政策主張影響很深——他談統一的時候從來不只是喊口號，而是會算賬。

回臺灣之后，他從基層稅務員做起，一步步爬到了財政系統的頂端。八十年代初，臺灣經濟正處于從加工出口導向往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期，財政體系也面臨全面改革。1984年，他出任財政部門負責人，在這個位置上干了五年。他推動稅制改革，加強大企業稅務稽查，親自帶隊突擊檢查富人逃稅。那時候臺灣有人叫他“王剃頭”，意思是他不賣任何人面子，該查就查。他從不在乎這個外號，他信的是數據。

1990年，他參加民意代表選舉，隨后成為新黨的創始元老之一。新黨在臺灣的政治光譜里屬于“統派”，主張一個中國，反對“臺獨”。他在新黨內部的角色很特別——他不是那種在街頭搖旗吶喊的政治狂熱分子，他是那種拿著計算器給政策算成本收益的人。他在議會里質詢官員的時候從不講空話，上臺直接問數字，問預算，問錢花到哪里去了。

2008年，他出任臺灣監察機構負責人，干到2014年。任內他查過不少貪腐案，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得罪了一大批人。他不在乎。他說過一句話：“我是基督徒，我將來要去見上帝的，我不能帶著一身的賬去。”

除了政治和財政，他還有一個跨度極長的身份——社會福利工作者。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他陸續參與創辦了多個愛心育幼院、福利基金會，專門幫助孤兒、貧困家庭和弱勢群體。這些事情他做了將近五十年，從來沒有大肆宣傳過。他在臺灣基層社會積累了非常深厚的人脈和聲望，那些受過他幫助的家庭，很多都在心里記得這個人。

2023年3月8日，王建煊宣布參選2024年臺灣地區領導人。他八十五歲了，走路都需要人扶著。記者會上他坐在桌子后面，說話的聲音有些抖，但思路異常清晰。

他在廣播節目里說了一段話，大意是：如果兩岸統一，臺灣每年可以省下大約六千億新臺幣的防務預算。這六千億不是他隨口編的，是根據臺灣近年來軍費開支的實際規模推算出來的——如果不再需要維持一支以“對抗大陸”為目標的軍隊，這筆錢可以全部轉向社會福利、教育、基礎設施和產業升級。

他還提出了一個更具體的設想：統一之后，臺灣的正式稱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特別行政區”。

這個名稱是他精心推敲出來的。他把這幾個字拆解得很清楚：前面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確保國家主權和法律人格的統一；中間保留“臺灣”二字，尊重島內居民長期形成的地區認同和習慣叫法；后綴用“特別行政區”，直接嫁接香港和澳門已經在運行的制度框架，意味著高度自治、制度不變、生活方式延續。

這不是他一時興起編出來的。他擔任過財政部門負責人和監察機構負責人，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財政安排和法律地位有過專門研究。他提這個方案的時候，腦子里裝的不是政治口號，是一整套財政、法律、行政的制度推演。他知道在香港模式下，特別行政區可以保留自己的貨幣、關稅、司法終審權，中央只保留外交和防務權力。如果在臺灣套用這個模式，意味著臺灣現有的選舉制度、政黨政治、輿論環境都可以在統一后繼續存在。

這個設想一拋出來，島內立刻炸了鍋。

支持的人說：這個名字至少把一個長期懸空的問題具象化了。幾十年來，臺灣在“中華民國”和“臺灣省”之間左右搖擺，誰也不敢明說統一之后到底叫什么。王建煊直接把答案寫在桌上，不管這個答案對不對，至少大家可以開始認真討論了。

反對的人分成兩派。一派認為，如果統一了就應該直接叫“臺灣省”，和其他省平起平坐，沒必要再搞什么“特別行政區”。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反而給了臺灣特殊的待遇，不利于長遠融合。另一派則從根本上反對統一，他們擔心的不是名字的問題，而是“特別行政區”這幾個字背后的“一國兩制”框架。過去幾年里，香港的局勢變化讓“一國兩制”在臺灣社會遭遇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很多人一聽到這幾個字就本能地產生抗拒。

王建煊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他在后來的訪談里補了一句：和平統一的前提下，可以爭取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如果走到軍事統一的路徑，那就不再談什么特別行政區了，直接就是普通省份。這句話很冷靜，也很殘酷。他把兩條路擺在所有人面前，讓人自己選。

如果往回看，臺灣的名稱變遷史其實就是一部政治變遷史。每一個站在歷史節點上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這個地方到底叫什么”這個問題。

1949年之后，兩岸分隔。臺灣省這個行政名稱在島內官方文書里延續了下來，但同時“中華民國”的招牌又覆蓋在上面。國際社會出于外交考量，普遍使用“臺灣地區”或“中華臺北”這類表述。聯合國2758號決議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臺灣在國際法層面被明確界定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島內的政治生態不斷演變，統“獨”之爭把這個地名問題推向了更深的爭議泥潭。

對那些主張統一的人來說，“臺灣省”是最自然的選擇——回到1949年之前的行政建制框架。對那些主張“臺獨”的人來說，他們試圖用“臺灣共和國”來徹底切斷和中國大陸的法律聯系。對大多數介于兩者之間的臺灣居民來說，這個問題太復雜了，干脆不去想它。

王建煊提出的“臺灣特別行政區”方案，走的是中間路線。它不是對“臺灣省”的否定，也不是對現狀的妥協，而是試圖在香港和澳門模式的基礎上，為臺灣量身定制一套過渡安排。他試圖在做一件很難的事——在一個高度情緒化的問題上，用他習慣的財政官僚的工作方法來解題，把成本和收益算清楚，把制度框架畫出來，讓人看清楚統一到底意味著什么、不統一又意味著什么。

但現實比他的計算器復雜得多。臺灣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抗拒已經不是理性分析能完全覆蓋的。它捆綁著身份認同、安全感、對未知的恐懼，以及幾十年來累積的政治宣傳慣性。王建煊的競選連署最終沒有跨過門檻，他在9月宣布退選。他在退選聲明里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承認時機還不成熟，硬推只會造成更大的撕裂。

退選之后，王建煊回到他創辦的福利基金會，繼續做他的社會服務。他的辦公室墻上掛著一張很大的中國地圖，上面標注著“臺灣省”。有人問他為什么不換成“臺灣特別行政區”，他說：“等那一天來了再換。”

“那一天”是哪一天，沒有人知道。但這個名字的問題，遲早要有一個答案。它的答案不取決于某一個政治人物的表態，而取決于兩岸關系的長期演變。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社會互動，這些日積月累的事情，在一點一點地塑造未來的可能性。當兩岸之間的實際聯系緊密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名字的選擇就會變得自然起來——不是被迫的，而是從互動中長出來的。

臺北市中心有一個“中山堂”，是1945年日本投降時舉行受降儀式的地方。當年在那里，臺灣正式從日本手中回歸中國版圖。現在那里是一個文化場館，經常辦展覽和演出。門口的解說牌上依然寫著那一年那一天的日期，沒有加任何多余的注解。只是很安靜地立在那里，像一段沒有被刪減但也從未被強調的記憶。對很多路過的人來說，那塊牌子只是一個地名標記。但對一些還記得1945年的人來說，它是一句沒有說完的話。

名字說到底，是歷史和現實共同簽下的一個落款。一個地方叫什么，怎么叫，誰起的名字，誰認可這個名字，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在某一個人的提案里。它們散落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人手里。最終，只有那個有能力對歷史和現實同時負責的力量，才有資格在這份文件上簽下正式的名字。王建煊的提案，至少讓那一天離得更近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