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世界正在與美國漸行漸遠，而美國已經開始為此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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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提出了一套應對????脅迫性政策的戰略。她主張，歐洲應當聯合起來，發展本土替代方案，以降低對這一經濟巨擘的依賴風險。

三年后，如何降低對掠奪性超級大國的依賴風險，仍然是歐洲領導人面臨的根本挑戰，只不過如今令他們最為擔憂的國家已經不再是????，而是美國。歐洲各國的政策制定者一方面公開設法安撫這位報復心極強的美國總統，另一方面卻在悄然減少數十年來對美國的依賴，擴大本國的國防、能源和技術產業，并推動對外關系多元化。上周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上，這種態勢展露無遺。特朗普總統再次向美國的盟友丹麥和西班牙發出威脅。

后退的并不只是歐洲。美國在亞洲和中東的伙伴國領導人，也在悄然采取同樣的做法。特朗普第二屆政府毫不掩飾的腐敗、貿易沖突、軍事冒險主義以及反復無常的人工智能監管政策，共同造就了國際事務中的一個新局面：各國紛紛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拉開距離，幾乎已經形成一種全球性的大戰略。

對于幾十年來一直稱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國家”的美國而言，這是一場根本性轉變。長期以來，各國尋求美國強大軍事力量的保護，也希望進入美國市場并獲得美國技術。這反過來又使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受益。

如今，在同????展開激烈競爭之際，關鍵伙伴關系的削弱正在侵蝕美國的軍事優勢和全球領先的技術，同時限制美國應對????產業優勢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往往把對外關系弱化視為一件好事。其邏輯是，其他國家如果為自身承擔更多責任，美國便可以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本國利益上。然而，在當今世界，大國越來越頻繁地把小國對自己的依賴變成脅迫工具，而自主能力本身也已經成為一種力量。全球各國對美國進行“去風險”，如今已開始傷及美國國內民眾。

代價并不難發現。美國在未能與歐洲和亞洲最親密盟友保持外交與軍事協調的情況下，輸掉了對伊朗的戰爭。這是美國第一次在缺乏這種盟友協同的情況下作戰。戰爭導致汽油和化肥價格飆升。據穆迪（Moody’s）估算，這給美國消費者造成了1320億美元的損失。2025年，歐洲的軍費支出增加14%，達到8640億美元，但歐洲從美國企業采購的軍備卻反而減少了近一半。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也在把其他國家推離美國。2025年，赴美國際游客比2024年減少400萬人，估計造成的損失超過80億美元。美國還在大量流失未來的高技能勞動力。去年秋季，美國高校國際新生入學人數同比下降17%，已經使高校損失至少約10億美元，未來還可能使美國損失數千億美元的經濟收益。

這種寒蟬效應正在蔓延。特朗普不時談論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加拿大則同????建立了“新的戰略伙伴關系”，首次向5萬輛????電動汽車開放本國市場，并加入一項規模超過1500億美元、旨在擺脫對美國國防工業依賴的歐洲防務融資機制。

在東亞，日本正在全面重塑國家防衛理念，以發展更強的進攻性打擊能力。韓國防務承包商則正在世界各地擠占美國軍火商的市場。

印度正在深化同歐洲、中東，甚至是不情愿地同????之間的經貿關系。越來越多國家擔心，未來能否穩定獲得美國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印度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印度正在重新考慮采用????方案或發展本土替代產品。

一名印度高級官員去年對我說：“這里的人都在說，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的方案，或許干脆應該自己開發。”

然而，對雙方而言，推動對美“去風險”代價最為高昂、發生時機也最為不利的地方，恰恰是最早提出“去風險”這一說法的歐洲大陸。

歐洲各國首都正在進行一些過去難以想象的討論。歐洲官員告訴我，他們正在悄然制定預案，以應對美國與歐洲爆發全面貿易戰的情況。應對措施可能包括切斷美國科技公司進入歐洲龐大市場的渠道，或者限制美國獲得半導體制造設備等關鍵投入品。

有關對美國“去風險”的討論，早在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前便已出現。近年來，美國的伙伴國早已對美國此前的一些政策深感不滿。它們認為，這些政策踐踏了本國的主權和利益，其中包括服務于美國地緣政治目標的制裁、《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中利用政府資金幫助美國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部分條款，以及限制先進半導體出口的其他措施。

某些“去風險”舉措對美國也可能有所裨益。歐洲擴大自身防務能力，最終可能使美國騰出更多資源。伊朗最近的勝利正在華盛頓和中東引發一場有益的討論，即美國是否應當縮減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越來越多民主黨重量級人物，甚至包括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如今也不得不承認，以色列必須學會在沒有美國每年數十億美元、幾乎不附帶約束的軍事援助的情況下生存。

但是，特朗普正在制造的裂痕，性質并不相同。

例如，2021年，澳大利亞同意向美國潛艇工業投入數十億美元，依據的是這樣一個承諾：到2030年代中期的某個時候，新潛艇將會出現在珀斯附近。如今，愿意對美國作出這種長期押注的國家已經越來越少。許多國家開始按照四年一屆的美國總統任期，規劃本國與美國的關系。

對于美國而言，這給應對那些可能延續數十年的威脅帶來了真正的難題。

世界對美國進行“去風險”所產生的一些代價，已經傳導到美國國內；另一些代價則不會立即顯現。美國的盟友沒有加入特朗普那場毫無必要的對伊戰爭敗局，是正確的。然而，美國日益孤立，也削弱了我們威懾未來沖突的能力。

由于找不到明確的替代伙伴，大多數國家不會立即同美國“脫鉤”，而是會逐步采取對沖策略。正如馮德萊恩三年前談論????時所說：“我們的關系并非非黑即白，我們的應對方式也不能非黑即白。”

隨著美國的伙伴國不斷增強自身能力，降低面對美國政策變化時的脆弱性，未來的美國政府必須制定計劃，防止雙方關系發生更根本的斷裂。

無論誰接替特朗普，都將成為第一位在這樣一種全球環境中上任的美國總統：世界各國關心的不再是美國能夠為它們做些什么，而是如何在盡可能不依靠美國的情況下行事。

應對這一局面所造成后果的第一步，是認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多么深刻，而且多么持久的變化。

喬恩·費納（Jon Finer）是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專家，現任耶魯法學院蔡氏領導力項目駐校資深杰出研究員，并任美國進步中心國家安全與國際政策團隊杰出高級研究員。2021年至2025年，他在拜登政府擔任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并獲頒白宮國家安全獎章。此前，他曾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的辦公廳主任、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也曾擔任時任副總統拜登的外交政策演講撰稿人及中東和北非事務特別顧問。進入政府前，費納是《華盛頓郵報》國際與國內新聞記者，曾在20多個國家采訪，報道伊拉克戰爭及多場地區沖突。他畢業于哈佛學院，獲牛津大學哲學碩士和耶魯法學院法律博士學位，并參與創辦國際難民援助項目。其文章兼具前政府高層的政策經驗與戰地記者的國際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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