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夠了算法，一個博士關機4個月

沒有手機和社交媒體，許多人以為自己根本無法忍受1小時。“90后”博士生楊淏卻不愿意相信這一點，為此，他提前安排好學業，發了條宣布退網的朋友圈。

“Hello all，從明天開始，我將脫離互聯網與現代通信幾個月，一切與數字網絡有關的聯系方式都將停用（包括電話）。期間如果有任何問題請發至郵箱……”

2023年末，他從老家山西太原出發，在接下來的4個多月里，隨機游覽中國城市，每兩三天換一個地方，保持遷徙的姿態。他沒有導航，沒有列車時刻表，沒有打車、訂酒店的APP。靠著大致的方向感，他從山西游至廣東、湖南等地的南方小鎮，又只身來到甘肅、新疆，期間沒給家人發一次消息、打一次電話。想念親人時，他就像古人一樣，用毛筆寫家書，等待郵差寄到家。

從骨子上來說，楊淏承認，自己是一個迷戀“老”的東西的人。他本科學的是書法，長期對歷史、古建筑感興趣。他喜歡聽黑膠音樂，用來拍紀錄片的也是老式攝影機。他很早就開始反思，如果說象征現代的手機和APP是為了幫助人們更高效地生活，“可是為什么我每天還會耗費近7小時在手機上？”

2026年，他將旅途的見聞整理成書籍《關機：離線流浪中國134天》出版。有人形容他，這是一次脫網版的“文化苦旅”。很多人評論道：“我是通過手機才看到你”“正常社會人必須適應時代的發展”。

楊淏將旅途的見聞整理成書籍《關機：離線流浪中國134天》

楊淏看到后，唯一想辯解的是：“我知道自己是社會化的人，一個人無法改變系統，人最終還是得回到這套系統里來。”環游中國結束后，他重新拿起手機，但這次徹徹底底的“逃離網絡”試驗，足夠幫他厘清過往堆積在心的困惑。

比如，互聯網系統究竟如何運行、如何影響著中國大地上的人們？又或者，脫離手機和互聯網回歸線下生活后，人體會到的幸福感，能否大于互聯網帶給人的便捷和爽感？

“時間變慢了”

2023年11月28日，楊淏把手機、電腦關了機。帶上了旅行必要物品，一摞現金、兩冊地圖、兩臺相機、三本書、筆和紙，他開啟了“斷網”環游中國計劃。

臨行前，他就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多數人無法理解的事情。父母聽說他將不帶手機游中國，不僅給他準備了餃子宴，二人還不舍地送他到了火車站——這是他此前出國讀書時都沒經歷過的儀式。提前在網上買地圖時，快遞小哥看到他拆了數次中國地圖的快遞，好奇地問他：“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沒有手機最直接的影響是，楊淏無法準確計劃下一站的出發時間以及目的地。第一站，他選擇去山西唯一沒去過的城市：臨汾，交通工具是耗時5個多小時的綠皮火車。在空蕩蕩的硬臥車廂，他與列車員聊了一路，聽聞對方年輕時做背包客的經歷，沒有感到無聊。

旅途中的楊淏

但是，抵達新城市后，沒有手機的不適感很快出現。他在亞朵酒店前臺，竟無法直接預訂酒店。這類憑借互聯網出圈的酒店早已習慣了客人使用手機預訂，沒有備選方案。他只能讓亞朵酒店員工推薦新酒店。

新的問題很快又出現了：他沒有導航，只能靠著他人的手繪地圖或口頭描述，尋找新的目的地。

不便利的感受貫穿了他脫離互聯網后的生活。進博物館通常需要手機預約，沒預約碼的人可能被拒之門外。沒有手機APP，他因此總是錯過列車出發時間，也沒法打網約車。去到一個新城市，他也不知道知名景點是什么。久而久之，楊淏養成了一個習慣，抵達陌生地方時，他會隨意搭乘一輛公交，帶他前往任意角落。

這反而讓楊淏有了未曾想到的感受：“時間變慢了。”他在斷網第11天的日記里寫，“11天于我，感覺像過去了1個月。以往不知道去哪兒的時間，慢慢地回到了我身邊。”

書籍《關機：離線流浪中國134天》的部分摘抄

楊淏很早就開始警惕過度依賴手機的現象。他回憶，約是在2017年，短視頻平臺剛剛興起，微博、臉書等社交媒體如日中天時，他就感到人們似乎越來越活在手機里。哪怕是在認識的人之間，“大家在線上聊天的欲望都更蓬勃”。人們的認知和快樂，漸由互聯網平臺所左右。

印象深刻的一次，他剛到英國留學時，朋友圈和群聊都在轉發一條消息：倫敦市中心某地有恐怖襲擊，呼吁大家不要前往該地，在附近人士及時尋找地方躲避。“但沒有任何人拍下一張照片，或者說得清楚這場恐襲具體是怎么回事”，這條消息就已經在倫敦留學圈傳遍了。

事實的走向證明了他的懷疑，當晚，倫敦沒有任何地方發生恐襲。“這就是現場版的‘狼來了’的故事。”

接下來的幾年，他在大平臺上看到的假新聞越來越多，接收的信息趨同。“一個事件發生了之后，幾乎所有媒體都在報道，報道的角度和聲音也非常同質。”

在國外時的楊淏

他開始感到，“互聯網上發生的很多東西都讓我有些反感”，滋生了與之保持距離的想法。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他第一次嘗試從上海驅車前往浙江天臺山，四天三晚，不帶手機。一路，他沒有健康碼，上高速、住酒店面臨著諸多不方便，但這次試驗最終成功完成。

“四天三晚”的試驗沒能止住他的探索欲。兩年間，他在心里醞釀了一個時間跨度更長、地域跨度更大的“關機”計劃。他想環游中國，用游走的方式，“探索數字互聯網對不同人的影響，以及這套數字互聯網系統怎么作用在人身上的”。

他早早和家人、朋友宣布了自己的斷網旅行計劃，還給自己立了個規矩：“這期間我必須不斷保持遷徙。”

因為，只有在遷徙中，人才能感受到摩擦與沖擊。“我想知道，脫離手機之后，我會遇到什么樣的困難以及意外狀況。”

“小紅書”博主

獨自環游中國時，楊淏有感到失望的部分。在武漢、臨汾等城市中心，他感到趣味性的喪失。城市長著相似的高鐵站，市中心位置都有萬達廣場，店鋪都是連鎖的。酒店前臺推薦的旅游打卡指南里，幾乎都會給景點加上“網紅”標簽。眾多攻略的目的就是讓人打卡、拍照，出最好看的照片，最后在社交媒體分享。

識破城市的無聊后，楊淏轉頭向更小的、離中心更遠的縣城、鄉鎮出發。出發前，他去了唯一一條想“打卡”的路線——致敬讓他魂牽夢縈的文字，重走沈從文筆下的湘西縣城。

《湘行散記》里，90多年前，沈從文坐船重返湘西，在不同縣市一路游歷，一邊給思念的家人寫信。

“初快到常德時，船只與水面情形，小船多載日用貨，集中于碼頭，大船多揚帆搖櫓，并歌呼而前。”沈從文寫道。

楊淏也因此從南昌抵達常德，按圖索驥，對照古今，從常德乘小船逆流而上。

現代化的進程對地方的重塑卻超乎他的想象。在常德，沅江沿途已經修建了各種水庫、大壩，水路客運已經無法通行。當地人都對這位外地人感到詫異，“現在都坐車啦，公路那么發達，為什么要坐船？”

書籍《關機：離線流浪中國134天》的部分摘抄

類似的疑惑很多。有人不解他為何像無頭蒼蠅般，尋找沈從文游覽過的地方，為何無法使用微信支付。有地方郵局沒有售賣郵票，聽到楊淏寄家書的請求，該郵局員工仿佛第一次遇到寄信的人。

甚至，在東北，一名汽車售票員在聽到他無法用手機時，喊道，“你肯定是個間諜”。因為，“只有間諜不想讓人知道他在哪，只有間諜不想讓別人找到他。除了這個理由，你還有啥原因不用手機？”

沒有手機，四處游走，讓楊淏在整個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脫離網絡意味著與高效的生活脫離，每當去往下一個城市，他會在地圖上查看兩地之間是否有鐵路連通，如果沒有，那就去客運汽車站找車坐。抵達火車站時，他時常錯過了列車，只能等到第二天出發。這時，他可能會在候車大廳找個連排空座，拿書包做枕頭，度過漫長夜晚。

旅途中的楊淏

“我獲得的所有新體驗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有趣地打發時間。”斷網第50天時，楊淏在筆記本里寫道。因為沒有網絡，他的旅途有大把需要等待的時間，因此，“如何等待，成為一門藝術”。

楊淏養成了很多新習慣。每去一個城市，他必定會前往當地博物館參觀。旅途每隔三四天，他會專門空出一天，在筆記本上手寫自己的見聞和感悟。他還會去當地書店，尋找與當地文化歷史有關的書。徹底斷網后，他的閱讀速度變得出奇地快，平均一兩天完成一本書的閱讀。

閱讀也給了他更多體驗。2024年，他抵達中國西北地區，從天水出發，一路向西游覽甘肅、青海和新疆。越往西走，人煙越稀薄，歷史卻越來越厚重。

楊淏發現，他的背包越來越沉，書漸漸將他的包塞滿了。西部的文化令他癡迷，也曾讓一批西方探險家在百年前不顧性命，跨越無人區，多次前來考察。

書籍《關機：離線流浪中國134天》的部分摘抄

喜歡歷史的他打算效仿探險家，環繞塔克拉瑪干沙漠行走，看看“他們曾走過的地方現在如何了”。“普爾熱瓦爾斯基、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成為我最重要的‘小紅書’博主。”他在書里寫道。

2024年1月24日，臨近春節，他在寄回山西的家書中寫：“對不起爸媽，沒能在過年前回去幫你們貼春聯……我在書里看著百年前考古學家的經歷尤為崇敬，我也想趁自己尚年輕，盡量多做些事。”

被卷入的人

脫離網絡后，令楊淏都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沒有感到無聊。2023年12月，他寫下日記：“我失去了太多我認為重要的生活，但我并沒有覺得這些天過得貧乏無趣。”

從南方到西北地區，中途回山西過年，再去東北，再往西到內蒙古……越到后期，楊淏越習慣手邊沒有手機的狀態。比起關心世界大事，他的視野收回到了眼前的書籍、地方特有的文化，以及，一個個不同地方的人。

他在列車上遇到過很幸福的山東男人，因為修鐵路來到新疆，遇到了心愛的人后喜結連理。他告訴楊淏，如果不是因為這條鐵路，他如今不會成為那么幸福的人。他也遇到過一名貨運火車司機。后者描述自己的日常時，告訴他，“這份工作鍛煉的是，如何在永無止境的漫長時間中，不至于對生命絕望。”

楊淏

在環游中國的行走中，楊淏也在觀察不同地區的人使用互聯網的習慣。出乎他意料的是，在城市化進程更落后的農村地區，互聯網和短視頻的滲入反而更深。他在青海的一個廢品站，遇到靠賣廢品維生的老人。除了收廢品的工作時間，他一天剩下的時間都在坐著刷手機。

“鄉村不是有些人想象的田園牧歌。他們在數字化進程中，反而與互聯網綁定得更深。”楊淏說。

他把這歸因為算法的力量，普通人很難抵抗這樣的系統和大平臺。“互聯網算法某種程度上已經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了，可以精準地去推送人想要的東西。”

這更讓他相信，如美國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肖莎娜·祖博夫在2019年提出的概念“監控資本主義”所說，“當一個平臺掌握到你足夠多的信息和數據時，某種程度就在實行一種監控。因為它會更加了解你，對你進行精確計算。”

而在通常情況下，無法抵擋算法與平臺的人，都是更忙于生存壓力、對大平臺沒有警惕的人。如馬斯克在受訪時說的，“未來，只有特權階層才能進行數字戒斷。而80%的底層，將被零工經濟綁定在智能手機上。”

楊淏在《關機：離線流浪中國134天》中寫道：，“它（指互聯網）越是充滿吸引力，其中越是大有可為，我便對它越是充滿畏懼。”

楊淏寫的字和自己的簽名

在這趟斷網的旅途中，他在新疆境內遇見了令他印象深刻的旅行者，河南人小唐墩。他只身一人騎行西藏，連續穿越了兩個無人區，來到青海的茫崖。在11個月里，他就靠著一輛自行車穿行，每天風餐露宿，累了就找橋洞睡覺，獨自走完了全中國一半以上的地域。

小唐墩和楊淏一樣，對短視頻直播感到警惕。在旅途中，他見證了很多人一邊徒步，一邊做網絡直播。有些直播鏡頭前是一個人在徒步，但在鏡頭之外則有一輛越野車和一個團隊在做補給支持。

一次，小唐墩遇到了一個名叫美美的河南女孩。她有一輛漂亮的、粉紅色的手拉改裝車，平日一邊拉著車徒步，一邊直播。她在互聯網平臺上有十幾萬粉絲。

沒想到兩天后，一則警方通報稱，一名在可可西里徒步的女孩，因改裝的助力車失控，將自己碾倒在馬路牙子邊，死了。新聞畫面里，出現了那輛熟悉的粉紅色鐵皮車。

小唐墩在講述她的結局時，放下了手上的筷子和碗，語氣卻很平靜，“當時她正在直播，給所有觀眾現場直播了她的死亡。”

從此，小唐墩停止了徒步直播。

我們與算法的距離

2024年4月9日，楊淏的環游中國之行即將結束。斷網出走的第134天，楊淏回到了太原的家。但是，當手機和電腦重新擺在他面前時，他發現，自己沒有任何欲望觸碰它們。

直到在家悠閑地待了一周多后，他才鼓起勇氣正式開機，直面積壓了四個多月的未讀信息，與現代社會重新連接。

2026年，他把在旅途中寫下的20多萬字集結出版后，很多讀者給了他反饋。許多人羨慕他的瀟灑與自由，也有不少人評論他說，“人類必須適應時代的發展，正如你的文章也是在依靠手機傳播一樣。”

楊淏

某種程度上，楊淏被更多人看到，的確歸功于互聯網。2025年，楊淏想把文稿做成書，向兩家出版社投了稿，均未獲回音。后來，他聽了朋友的話，將20多萬字精選成1萬字的文章發表。該文隨后被一個知名公眾號轉發。

這篇文章的傳播量很廣，不久，多個出版社編輯聯系他，希望把他的經歷整理成書。“在所謂的爆款文章出現之前，沒有人愿意搭理我，后來這篇文章有流量了，它突然間就可行了。”楊淏在一次受訪時回憶，“（這本書）最后的出版還是通過這套我所對抗的系統，這太悖論了。”

但他想說的是，他并不反對使用手機和互聯網。他現在每天平均有3-4小時的手機使用時長。而他也相信，并非經過流量驗證過的內容，就一定是好內容，還有大量的好內容和產品被互聯網算法和推薦系統埋沒。在這套系統面前，獨立思考變得重要。

“一切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的關系，任何事情都是很復雜的。”楊淏說，“互聯網（平臺）肯定帶來好的一面，它的便利性已經被創造它的人說得天花亂墜。但社交平臺帶給個體的暴力似乎并沒有被重視。”

楊淏寫的字和自己的簽名

這趟為期134天的出走，更多時候是在解答他自己的困惑。2024年至今，他處在“半斷網”的狀態，只在工作室和家中使用Wi-Fi。他的手機沒買流量包，除非遇到出差。多數時候，只要離開工作室，他又處在網絡聯系不上的狀態，可以不受打擾地跑步、散步、聽音樂。

他對數字技術和平臺始終保持著批判，意圖捍衛自己獨立思考、活在當下的權利。在書的結尾，他重申自己并非反技術主義者。“我擁抱其他技術，是因為那些技術處于被人掌控的范疇，技術是為了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和開拓眼界的存在。但數字媒介的力量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可控的范圍……這不是人類在利用技術，而是技術在控制你。”

這次橫跨中國的實驗，還讓楊淏養成了一個新習慣——去旅行前不做任何攻略。“如果錯過了好的風景，那就錯過吧。人總要留些遺憾。”

楊淏

比起擔心錯過千篇一律的、被平臺營銷的景點和網紅餐廳，他更想要保護自己對旅途的未知。“旅途里一些隨機性的、未知的事情，遇見的人以及與他們的交流，這些反而才是我最珍視的部分。”

2025年起，他又給自己定了新規。意識到許多互聯網平臺算法的設計，都是出于消費主義的邏輯，于是他要求自己，未來1年內，不再購買新衣物和鞋子。

“現在這個習慣已經堅持1年多了。算法再給我推薦喜歡的物品，我也什么都不買了。”

文中配圖來源于受訪者供圖

作者 |朱秋雨

編輯 | 向現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