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每當某個關于突發災難性巨變的預言過了時效，最顯眼的結果往往是，許多曾經相信它的人很快又去尋找下一個預言。不過，信眾的數量，以及末日預言在公眾想象中所占的比重，確實會隨著時間起伏變化。而眼下，新一輪“末日熱”似乎又在醞釀。
畢竟，在委內瑞拉，幸存者正在收拾生活殘局，準備緩慢恢復常態。相比之下，末日信念的核心前提是：常態將永遠不會回來。末日意味著給一切熟悉事物畫上句號；如果還有人活著見證其后果，他們所處的世界也將與被毀滅的那個世界截然不同。而現實世界中并不會發生如此徹底的毀滅，這一事實并沒有削弱信徒的堅定信念：他們依然相信，這種事很快就會降臨到所有人頭上。
以美國的“生存主義者”運動為例。這是一個復雜現象，多數批評者并未真正理解它。一端，是一些相對理性的人：他們看到州和聯邦機構在近年自然災害中的應對極其笨拙，于是認為把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儲存在安全地點，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另一端，則是徹底接受末日意識形態的人：他們堅稱這一次，敵基督或其他可怕人物一定會出現，給熱血美國人帶來期待已久的機會，讓他們端起自動武器大開殺戒。當然，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許多不同立場。
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生存主義圈子都會滋生并強化某種對政府的懷疑，但它對政治的直接影響并不大。它的間接影響卻相當可觀。生存主義者網絡經常成為政治觀念的非正式傳遞渠道，傳遞的內容既包括奶粉儲存規則和干豆食譜，也包括政治想法。
不過，末日信念的重要性還不止于此。它與其他那些偏離社會共識現實的信念一樣，具有另一層意義。借用查爾斯·麥凱那本名著的書名來說，非同尋常的大眾迷信與群體瘋狂，是社會壓力的敏感指標。只要留意奇異信念在何處、何時、在哪些人群中獲得了相當穩固的立足點，就有機會判斷哪些地方的壓力正在逼近危機。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古代帝國時期會設立專門機構追蹤“征兆”，并要求地方官員上報民間一切異常事件。這樣一來，中央政府就能通過一條“后門渠道”，觀察哪怕最偏遠省份民眾的集體思想和情緒。
奇異信念和謠言恐慌在動蕩爆發前預警不安的能力，到現代也沒有減弱。比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鄉村地區曾爆發“牲畜異常死亡”的謠言恐慌；而同樣這些地區，在10年或20年后又成了對公共權力不滿情緒的溫床。這絕非偶然。“牲畜異常死亡”恐慌后來演變成一連串相互競爭的陰謀論核心：究竟是政府特工在美國西部鄉村神秘傷害牲畜，還是撒旦崇拜者在作惡，又或者是乘坐飛碟而來的外星人所為？缺乏單一焦點，并不會削弱這一信號的重要性。
當陰謀論盛行時，不論人們是否就所謂陰謀的性質達成一致，細心觀察者都能從中看出：大量民眾已經對統治他們的政府失去信任。等到陰謀論出現時，再靠宣傳或壓制言論自由來解決問題，通常已經太晚了。政府必須在公眾壓力下調整政策，而且往往還需要懲罰少數高層“替罪羊”。末日信念傳遞的是另一種信息，但同樣具有爆炸性。人們之所以把信念寄托于一個迫在眉睫的世界終結，是因為現實社會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也沒有給他們留下對更好未來的希望。
不妨想一想：要處于怎樣一種心理狀態，才會覺得，蜷縮在燒毀的地下室里，運氣好時抓老鼠充饑，都比明天早晨醒來繼續過今天這樣的生活更不那么可怕。確實有很多人已經到了這種狀態。固然，他們當中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如果夢想中的崩塌真的發生，生活會是什么樣子；但這種幻想的普遍存在，本身就說明，他們對社會正在走向的未來幾乎沒有信心。
而這種疏離感，也不會一直安全地停留在邊緣信念的領域中。值得提醒的是，在美國殖民地，18世紀40年代“大覺醒”掀起第一波大規模末日狂熱后，沒過多久，美國革命就爆發了。第二波則在1844年所謂的“大失望”中達到高潮，當時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徒勞地站在山頂等待耶穌顯現；而在那之后更短時間內，美國內戰便爆發了。英國讀者也可以從本國歷史中看到類似教訓。17世紀上半葉，清教徒的末日信念推動了政治和宗教激情不斷升級，最終使新模范軍橫掃英國各地，并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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