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文、羅剛等解讀：為什么說“南海仲裁案”濫用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6月3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評估報告：成就、定位與挑戰》（以下簡稱《報告》）對外發布。《報告》由中國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編制，主要圍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歷史成就、法律性質、角色定位以及面臨的問題挑戰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評估，旨在推動各方客觀、全面、辯證地看待《公約》，完整、準確、善意地解釋和適用《公約》。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日益突出的全球海洋治理挑戰，《公約》在適用過程中面臨怎樣的困境？為何說“南海仲裁案”是濫用《公約》制度、惡意曲解《公約》條款的典型案例？加入《公約》30年來，中國海洋法治體系取得了哪些發展？為此，南海之聲專訪中國海洋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張海文，《報告》牽頭人、中國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羅剛，美國亞太安全合作委員會成員、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蘇拉布·古普塔，進行分析解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評估報告：成就、定位與挑戰》對外發布 攝影：沈湜

南海之聲：《報告》提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沒有涵蓋海洋法領域的所有問題，同其它國際條約一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海文：《公約》的局限是客觀存在的，主要源于時代認知局限與多邊條約的天然屬性，并非制度設計缺陷，而且需要肯定的是《公約》在誕生之初的先進性和前瞻性。《公約》締結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受當時海洋科研水平、人類認知能力制約，諸多新興海洋問題未被覆蓋。例如，在《公約》談判階段，人類尚未普遍認知深海生物基因資源價值，使得《公約》僅規范海底礦產資源，未涉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當下廣泛應用的無人海洋裝備、新型海洋活動等，更是當年無法預判的新領域。另一方面，《公約》為達成協商一致，對諸多爭議問題采取模糊化處理、留白式立法，部分核心概念未作明確定義。比如海洋科學研究制度未界定核心定義；無害通過權條款針對的是“所有國家的船舶”，而不是“所有船舶”，回避了軍艦的爭議問題，為各國差異化解釋留下空間。即便如此，《公約》仍極具前瞻性，在《公約》第12部分專門設立海洋環境保護制度，率先搭建起全球海洋生態保護的制度框架。

蘇拉布·古普塔：《公約》有些條款含糊得令人不安，而國際法學界對其中部分條款的解釋分歧，至今也未能彌合。此外，國際法學界還有一種傾向，每當遇到容易引發對立的條款，或是觸及主權相關問題的條款，學者們在作出評判時往往會退回到各自的國家立場或文明立場上去。遺憾的是，這就給某些善于投機的海洋法法庭的法官留下了可乘之機，使他們得以在裁決過程中，對一些敏感主權問題的海洋權利議題強行植入極端解釋。

南海之聲：《公約》建立了一個開放包容的法律框架，但在實施過程中持續面臨一些固有難題和外部挑戰。當前，削弱《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蘇拉布·古普塔：身為世界頭號海洋強國的美國，至今游離于《公約》框架之外，也不受其爭端解決機制的約束，這恐怕是最大的敗筆。其次，《公約》缺乏一種正式機制，讓各國得以通過法定多數對其中一些有爭議的條款作出權威解釋，而不是把解釋權完全交給海洋法的司法機構。

張海文：當前最主要的影響并非《公約》自身局限，而是個別國家單邊霸權主義對多邊海洋規則的肆意破壞，嚴重漠視《公約》第300條明確規定的善意履約與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公約》并非僵化的靜態規則，而是與時俱進、持續完善的法律框架，后續仍需各方誠意且善意地履行和守護《公約》。

羅剛：值得注意的是，《公約》條款的內在模糊性被部分國家刻意利用，成為曲解規則、濫用爭端解決程序的突破口。尤其是個別國家借解釋、適用《公約》之名，變相創設“新規則”，偏離《公約》立法初衷與發展軌道。

《報告》中關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第3款的內容

南海之聲：在日前舉行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6次締約國會議期間，有個別國家和媒體再次借機炒作“南海仲裁案”，甚至將其包裝為所謂“踐行《公約》和國際法”的典型。在您看來，“南海仲裁案裁決”是否與《公約》具體條款存在實質聯系？

羅剛：國際法學界普遍認為《公約》第121條第3款關鍵術語缺失清晰定義、主觀性強、充滿不確定性，解釋適用難度極大。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羅伯特·科爾布曾將這一條款的解釋問題形象比作“潘多拉魔盒”，并預言“魔盒”一旦開啟，必將引發一系列復雜的新問題。在“南海仲裁案”中，《公約》第121條第3款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條款，如何對它解釋，決定了“仲裁庭”能否擁有管轄權。“仲裁庭”為了掃清管轄權障礙，強行開啟了“魔盒”。這一做法招致了國際法學界的批評，國際法院前任院長吉洛姆法官、法國知名法學教授艾森曼均指出，“南海仲裁案裁決”對《公約》第121條第3款作出了極其脆弱的解釋，不僅片面解讀立法準備文件，還掩蓋了許多國家對該條款的反對意見。這種對妥協性條款的極端牽強解讀，嚴重損害了公約的嚴肅性、完整性與權威性。因此，“南海仲裁案”并非“踐行《公約》和國際法”，恰恰相反，它是濫用《公約》程序、曲解《公約》條款的典型案例。

張海文：“南海仲裁案”由菲律賓單邊惡意提起仲裁，“仲裁庭”刻意背離條約解釋的法理規則與談判歷史，帶有明確的針對性和導向性，刻意肢解、貶低中國南沙群島的法律地位，實質是借解釋規則之名行司法造法之實，徹底打破了《公約》的利益平衡，這也是國際法學界普遍對該“裁決”提出嚴厲批評的原因。

中華白海豚在廈門海域暢游 攝影：沈湜

南海之聲：2026年是中國成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30周年。30年來，中國的海洋法治體系取得哪些發展？

張海文：這30年是中國海洋法治建設高速發展的關鍵階段，發展動力源于國內發展與國際履約雙重驅動。在改革開放浪潮的推動下，中國海洋事業快速發展，各類用海活動、海洋生態保護、海洋資源開發等實踐需要法治化規范。另一方面，由于《公約》不能直接適用國內法律體系，必須通過國內立法轉化落地，既將《公約》賦予我國的海洋權益制度化，也通過完善國內法律體系，全面履行《公約》項下的各項義務。

羅剛：30年來，中國始終是《公約》的忠實履約者、積極建設者和重要貢獻者，實現了國內海洋法治體系的系統化完善。在立法方面，中國在《公約》生效前后，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全面對接《公約》確立的內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制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法》對接了《公約》國際海底治理規則，多次通過修訂和修正，不斷完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并最后完成法典化升級，落實了《公約》提出“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在執法與司法層面，中國持續強化海上綜合執法、規范專項執法行動，穩定海上秩序、守護海源，同時健全海事司法體系，推動海洋經濟發展、維護中外主體合法權益，全面踐行《公約》宗旨和目的。

• 信息來源：南海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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